谢士强 刘小雪

 摘要：针对南亚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通过分析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及其主要目标和不同方面，并结合其经济互信、政治互信、文化互信和安全互信等发展现状，梳理确定了其风险挑战、主体态度、模式选择和策略确定四个主要影响因素，进而研究提出了五点政策建议：不断加强双方政治互信、不断促进战略有效对接、不断构建有效实施主体、不断调整完善实施策略、不断推进双方有效落实，从而为其探索构建奠定了初步基础。

关键词：亚太再平衡;一带一路;互联互通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026-012

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南亚地区曾经被长期忽视，和我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相对疏远，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里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但是随着新世纪以印度为主要代表的南亚国家相继进入经济发展快车道，我国和该地区的经贸往来开始日益密切，并伴随印度“东向”政策的持续推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及时推出和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等，印度洋海上通道及其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周边国家的战略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党的十八大后，我国高度关注南亚地区。2014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访问了印度，并就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深入发展、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2015年4月20日，签署推进的“一带一路”第一个战略性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也是从巴基斯坦开始的。为此，笔者根据之前课题要求，并结合我国和南亚及其各国发展实际，仅就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一、探索构建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

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

南亚作为当今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虽然经过近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脱贫人口和HDI（人类发展指数）都在迅速提高，但至今还比较落后，即使印度也是如此。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还有大约3.5亿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处在国际公认的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25美元（约合人民币8元）。因此，其发展潜力相对较大。另外，由于各国基本国情不太一样、发展环境有所不同、发展战略各有不一等因素影响，彼此之间不可避免都会存在一定差异性，这就要求我们给予足够重视和区别对待。

（一）继续深化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是逐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必要环节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洲的债务危机暴露出来的不仅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而且更是全球经济增长机制中的问题，实质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了维护自身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过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结果必然导致后者的国际贸易严重恶化，最终注定引起它们的经济增长进而全球的经济增长日渐不稳，经济失衡不可避免。

为了实现出口市场的有效替代，不断加强亚洲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逐渐成为了时代选择，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亚洲脱钩”现象。目前，在它们将近50%的外贸依存度中，彼此之间的区内贸易占到了它们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远高于和北美自贸区、欧盟、日本之间的贸易比重。中国和南亚地区都具有庞大的消费市场、继续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渴望和必要的经济发展潜力，但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产业成长阶段等客观现实，决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经济互补和产业对接，需要继续推进基础设施、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规则政策等方面的互联互通。

（二）继续深化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是积极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有效回应

面对中国、印度等国的迅速崛起，为抢夺地区经济发展主导权，进而维护自身的全球霸主地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根据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和军事力量的地区分布，开始从安全角度逐步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涉及地区由“印度次大陆至美国西海岸”的地区扩大到“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地区和南亚的弧形地带”，当然也包括南亚地区。随后，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特点、亚太地区的发展现状和各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等各种因素，又从经济角度及时牵头组织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谈判，目的就是试图推动建立高标准的亚太自由贸易区，并逐步形成全球贸易新规则，从而实现以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经济再平衡。即使总统特朗普上台后暂时放弃这些政策，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并还在变相推进。至今，中国、印度也未收到邀請加入。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有效化解因美国战略对我国的安全和经济等影响，我国也必须抓紧推进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更何况印度等南亚国家还有着类似的迫切战略需求。

（三）继续深化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是探索构建印度洋海上通道的战略抓手

随着我国迅速崛起为地区强国甚至是世界强国，对全球重要海上航线的依赖越来越大，而印度洋航线作为世界六大海上航线之一的重要地位，决定着我们必须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或是派遣军队参与远洋商队护航，或是参与周边国家港口、码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或是加强与部分国家特别是和印度海上协商等。目前，我国公司已先后中标参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周边国家的港口建设。2010年，经过和印度艰难协商，最终同意共同携手打击亚丁湾海盗活动。考虑到印度“东向”政策的持续推进已经逐步染指我国南海地区，为有效应对其负面影响，并努力确保我国印度洋海上航线的战略安全特别是印度等国可能带来的部分干扰，我国也必须不断深化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这对继续有效缓解美国“亚太再平衡”等战略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2016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了145.3亿美元，在“一带一路”沿线61个国家，新签了8000多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其中南亚占有比较大的比例。

二、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目标选择

（一）南亚地区在我国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对整个南亚地区的主要诉求是不断拓展市场发展机会、继续推进亚洲经济平衡和努力确保印度洋通道战略安全。

南亚地区的庞大人口、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推进的工业化等因素决定着对我国必然存在很多的市场发展机会，可以是中低端消费品的贸易出口，也可以是部分原材料的贸易进口，还可以是适当的国际投资等，当然对于国内过剩产能的一定程度的消化和国际产业的合理分工也是不错的选择。目前，它们对于汽车、房产等中高端消费需求，正逐步成为保持自身长期经济增长的一个最主要动力，而我国则恰恰可以给予必要的帮助、支持和指导，毕竟这些产业在我国已比较成熟。

亚洲经济的平衡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手段实现，也可以通过国际投资手段实现，还可以通过国际金融手段等实现，这就需要我们谨慎选择。由于国内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不可能彻底改变，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贸易态势反应不一，大量过剩产能迫切需要找到比较适宜的国际出口等各种因素，使得我国抓紧优化周边国家出口市场和积极参与地区产业分工成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一带一路”倡议也恰恰包含这方面的重要功能。2011年以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并逐步进入经济增长新常态，但是对于南亚地区的贸易进口进而推动其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高发展势头。因此，要继续发挥亚洲经济增长的引领作用，必须从地区产业整合角度不断着力。

另外，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变得越来越重要，不仅我国石油进口主要依赖海上通道特别是太平洋通道，其中进口石油的80%都经过马六甲海峡，而且印度等南亚国家能源进口也大都依赖印度洋通道，而恐怖主义、海盗活动的威胁和沿线国家的政局动荡等则使其海、陆两条通道都不太安全，这就要求我国必须积极主动加强与南亚地区特别是印度洋周边国家的各种能源安全合作。

（二）分阶段有差别地推进国家间互联互通

南亚地区共有8个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不丹（目前与我国还没建交，故暂不讨论）、尼泊尔、马尔代夫、阿富汗，经济发展、地区影响和国际作用等各有不同，主要受到域内印度、巴基斯坦和域外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影响。考虑到区内印巴之间的长期历史恩怨和国土纠纷现实，与区内各国的政治互信、经济互信、文化互信和安全互信情况，以及美国等部分域外大国的南亚地区发展战略等因素，并根据区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它们之间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及其不同的基本经济诉求，可以采取统筹兼顾、区别对待和逐步推进的发展策略：对于巴基斯坦，要着力突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印度，要大力突出贸易投资、文化交流和制度规则互联互通;对于其他国家，要继续突出贸易投资、文化交流互联互通，适当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如援建必要的体育场馆、道路桥梁和港口码头等。

（三）统筹兼顾分类布局互联互通对接项目

按照我国南亚地区的最新发展战略和与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它们的对外发展战略和基本经济诉求等各种因素，继续分类布局和推进有关互联互通对接项目。

1.在人文交流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人文交流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发展特点与我国的人文交流发展现状等因素，探索建立双边甚至多边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研究制定人文交流合作计划，着重加强与印度、阿富汗之间的人文交流，并通过组织开展青年互访、旅游年举办、备忘录签署、广播影视合拍、科研机构合作、语言作品互动和友好省市缔结等各种人文交流活动，逐步扩大不同文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

2.在基础设施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现状与我国的基础设施对接情况等因素，并结合南亚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规划、资金筹措能力与我国贸易投资的发展潜力，积极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各种地区性金融开发机构，按照分工明确、权责对等、风险共担和分步推进的基本原则，继续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合作机制，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继续扩大基础设施合作领域，继续创新基础设施合作形式，如签署铁路公路合作备忘录、加强港口码头建设和为基础设施提供必要融资等，同时通过加快推进中巴经济走廊重大建设项目，尽早制订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重大建设项目规划等各种举措，不断推进我国和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一体化。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到2020年，南亚地区需要投入2.5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

3.在贸易投资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贸易投资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发展现状与我国的贸易投资对接情况等因素，并结合南亚国家贸易投资的最新发展诉求和产业发展规划，继续建立健全双边贸易投资联合委员会机制，适时调整雙边贸易投资发展目标，加快推进和落实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积极探索建立工业园、产业园和科技园等各种园区，并及时围绕双边贸易投资中存在的贸易逆差过大和结构不平衡等问题，抓紧完善贸易投资政策，逐步推进我国和南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一体化。

例如，在货物进出口方面，2013—2017年中国与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额稳步增长且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2017年进出口总额达1271.8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14.1%，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总额的8.8%，贸易顺差884.2亿美元，较2013年扩大63.1%。

4.在规则政策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规则政策发展现状与我国的规则政策对接情况等因素，并结合双方规则政策对接的最新诉求及其对接难易程度，按照轻重缓急、由易到难、分步推进的基本原则，继续加强规则政策对接交流，建立健全规则政策对接机制，妥善处理规则政策对接问题，及时设定规则政策对接议题，逐步扩大规则政策对接领域。另外，要在认真考虑其相关领域发展的基础上，注意把握规则政策对接的有关幅度、速度和步骤等各种内容，不断推进我国和南亚国家的规则政策一体化。2019年10月11日，在习近平总书记应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期间，双方就决定设立高级别经贸对话机制，加强经济发展战略对接;10月13日，在他应邀对尼泊尔国事访问时，双方就商定将中尼共建“一带一路”同尼泊尔打造“陆联国”的国策对接。

5.在货币金融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货币金融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发展现状与我国的货币金融对接情况等因素，并结合南亚国家货币金融的最新诉求，继续建立健全双边货币互换机制，继续扩大双边货币使用范围，继续开展双边货币金融对话，继续加强和印度等国的双边货币金融合作，如互相批准在对方国家研究设立分支金融机构和离岸金融中心等。还要认真分析它们和我国的贸易投资、基础设施等互联互通发展状况以及自身的资金筹措能力，抓紧推进各国进出口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设，努力围绕双边甚至多边互联互通重大重要项目，及时组织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并研究设立各种南亚地区分行，不断推进我国和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一体化。

6.在危机管控对接项目方面，要根据我国的南亚地区危机管控发展战略、南亚国家的危机管控发展现状与我国的危机管控对接情况等因素，并结合目前危机管控问题解决的最新进展和发展趋势，继续照顾各方的基本合理诉求，继续加强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信、文化互信和安全互信等，继续完善各种危机管控现象的分析研判，继续推动各种危机管控交流机制的建立健全，如研究设立危机管控合作基金、组织开展危机管控理论研讨和探索建立危机管控联合执法等，努力推进各种危机管控问题的妥善处理。同时，要积极借助危机管控多边协调机制，不断推进我国和南亚国家的危机管控一体化。

三、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

不管是我国的国际互联互通，还是南亚国家的国际互联互通，甚至是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实质都是其国内互联互通的必要延伸，当然也要受到它的基本影响，并伴随其各种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虽然南亚国家大都实行市场经济管理体制，但是由于其独立经济主体和政治管理体制等不太相同，所以其国内互联互通进而国际互联互通的基本类型也不太相同（详见表1）。

通常，不同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都是从人员往来和贸易交换开始的，我国和南亚国家也如是，毕竟其涉及的阻碍较小且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并且伴随彼此之间的联通次数、联通频率和联通收益等各种因素变化而逐步深入发展，可以由两国边贸市场发展到两国边贸地区再发展到两国全部甚至多国全部，也可以由两国人文交流、贸易投资发展到两国基础设施、货币金融再发展到两国规则政策和危机管控，还可以由两国经济互信发展到两国政治互信再发展到两国文化互信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双边经济互信、政治互信、文化互信和安全互信等不断推动，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政治上，除了和不丹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外，和其他7国都已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确立了不同程度的伙伴关系;经济上，已从单纯的贸易投资逐步发展到货币金融、基础设施、规则政策和危机管控等;文化上，已从简单的文化交流发展到文化投资再发展到文化合作，如联合拍摄电影电视、签署经典作品互译协议等。截至到2017年底，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2017年贸易额达847.2亿美元，占中国对南亚地区进出口总额的66.6%，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还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其贸易额占中国对南亚地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5.8%、12.6%。如果按照建交与否进而确立伙伴关系与否作为彼此政治互信高低标志且以2019年为准，对其贸易依存度大小作为彼此经济互信亲疏标志且以2018年为准，毕竟其他类型互联互通皆是由其贸易互联互通发展而来，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及其执行计划与否作为彼此文化互信强弱标志且以首次签署为准，即使实际文化交流进展和规模不大，冲突大小和时间长短作为彼此安全互信轻重与否标志，其中边界冲突和地缘冲突最為持久，那么即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等资料初步确定我国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发展现状（详见表2）。

但是，由于南亚国家的人口规模、国土面积、经济实力、地理区位、地区影响和战略优势等方面有所不同（详见表3），我国的南亚地区发展战略不同时期也不一样，结果我国和它们之间互联互通不太同步，并存在很多问题，如互联互通的经济总体规模还不是很大，互联互通的不同类型发展还不是很平衡，互联互通的对接发展层次还不是很高，互联互通的行业波及范围还不是很广等。而且从表2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政治互信方面，程度有高有低，与巴基斯坦最高，是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其他大部分国家次之，虽然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是也不一样，其中与斯里兰卡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与尼泊尔是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与印度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与孟加拉国、阿富汗是一般的，与马尔代夫最低，连战略程度都没有达到，仅是面向未来的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在文化互信上，与巴基斯坦、尼泊尔和阿富汗签署文化合作协定最早，与印度较晚，1988年才签署，与马尔代夫最晚，直到2007年才签署;在安全互信上，我国与印度冲突最多，大小都有，时间长短都有，不仅有暂时性冲突，而且还有边界冲突和地缘冲突等长期性冲突，与其他国家冲突较少;而在经济互信上，我国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最大，2018年达到0.702%，对巴基斯坦次之，达到0.140%，对孟加拉国再次，达到0.138%，对马尔代夫最次，只达0.003%。即使从人文交流、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货币金融、规则政策和危机管控等具体方面，我们也可以得到类似结果。根据外交部等网站信息，我国和巴基斯坦之间人文交流互联互通最高，迄今已经签署了1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也是最高，已经签署了中巴自由贸易协定。虽然对印度贸易依存度最高，2018年双边贸易额还达到了955.09亿美元，但是至今也没有签署中印自由贸易协定，更没有实现中印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直接相连（详见表4）。与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货币金融互联互通最高，已经分别签署了100亿元人民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与印度只是原则性地达成了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在孟买开设分支机构等事宜。与印度规则政策互联互通最高，已经建立了经贸科技联合小组等机制，危机管控互联互通也是最高，已经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财金对话和边境事务磋商、防务安全磋商、反恐合作交流等各种管控机制。

四、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影响因素

（一）风险挑战

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的有效实施不可避免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挑战。为了和课题总报告有效对接，也为了便于后文探讨，现仅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安全风险等方面对其风险情况初步梳理（详见表4）。

从表4中，我们可以初步看到，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主要受其国内影响和其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前者主要涉及政权稳定与否、宗教民族状况、基础设施情况和未来发展定位等各种因素，后者主要涉及领土主权纠纷、难民移民问题、水源分配状况、条约修改完善、国际贸易平衡和地缘政治竞争等。由于印度在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综合国力等方面都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所以它对南亚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对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小国影响更大，甚至还和我国一较长短，如存在地缘竞争等问题。与此同时，因为各国的历史、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民族状况，特别是伊斯兰教状况等方面不太相同，结果国内的影响因素表现不一，如在恐怖主义方面，阿富汗最严重，巴基斯坦非常严重，印度比较严重;在通货膨胀方面，阿富汗、斯里兰卡非常严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尼泊尔比较严重，马尔代夫严重;在基础设施方面，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比较欠缺，孟加拉国欠缺等。另外，因南亚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阿富汗等国的特殊地理位置，不可避免都会引起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的不同程度干预，即使发生一点教派冲突或治安恶化等，也必然影响到我国南亚互联互通。

（二）主体态度

互联互通的有效实施需要相关实施主体的坚定支持和积极配合，否则将难以顺利推进和真正落实，这就要求及时了解和把握它们的基本态度及其变化，并采取相应的应对之策。考虑到我国和南亚国家也都包括政府、企业和第三方组织等各种实施主体，任何实施主体都具有自然属性，也都具有社会属性，其态度变化都是其基本属性的主要反映，所以对于有关国家实施主体的态度把握可以通过其基本属性的研究分析来认真确定，当然也包括一国之整体态度把握。一般来说，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对自己不利的就反对，介于其间的就权衡。态度可以通过口头、行动来表现，还可以通过文字来表现，特别是在重大问题上，是否参与进而参与到何种程度，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表现，各种实施主体皆如是。单就一国之整体态度而言，如果以是否参加“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和是否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为其互联互通政治意愿的主要标志，以是否和我国开展国际贸易以及2018年我国对其贸易依存度的高低为其互联互通经济意愿的主要标志，以是否和我国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及其执行计划为其互联互通文化意愿的主要标志，以是否和我国建立双边甚至多边安全机制为其互联互通安全意愿的主要标志，那么即可得到南亚国家对和我国互联互通的整体态度之基本情况（详见表5）。

从表5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阿富汗可能存在国内局势比较紧张等原因没有及时参加2014年11月8日北京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对话会和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以外，其他南亚国家都申请成为了后者，说明它们和我国互联互通的政治意愿还是比较高的，其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最高，印度可能因为和我国存在地缘竞争等各种矛盾而有所顾虑;在经济意愿方面，南亚国家对我国都比较积极，只是程度有所不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相对较高，其中我国对印度的贸易依存度在2018年还达到了平均0.702%，可能是因为其人口规模、市场容量和综合国力等都比较大;在文化意愿方面，南亚国家对我国都比较欢迎，但是考虑到表2中双边文化合作协定及其执行计划的签署时间差异，发现可能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因素等影响;在安全意愿方面，可能由于我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成员国，并且倾向于采取双边协调机制，所以和南亚国家都建立了双边协调机制，也因它们不同程度地参与了东亚甚至亚洲地区多边协调机制，而和它们都相继建立了各种多边协调机制，但是和马尔代夫至今还没有。

（三）模式选择

任何国家的社会存在，都具有一定的优势，也都具有一定的劣势，不同国家之间要互联互通，必须以此种优势换彼种优势，以此方面优势换彼方面优势，以此时期优势换彼时期优势等，这就形成了各种实施模式，可以发生在有关实施主体之间，也可以发生在有关实施主体之外，并且伴随不同优势的及时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对于我国来说，南亚各国的相对优势甚至绝对优势主要体现在其人口数量、科技力量、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发展潜力、地理位置和政治互信等各方面，有些这个方面占优势，有些那个方面占优势，有些兼而有之。结合表3，并根据南亚国家的战略对接诉求和外交部等有关网站信息，即可得到我国和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实施模式基本情况（详见表6）。

（四）策略确定

实施策略是指实施的具体路径，反映到互联互通方面，就是指对影响其实施的各种因素的先后次序编排，毕竟每种因素的作用、地位和影响等都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不同国家之间互联互通方面，政治互信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贸易投资、人文交流和货币金融等其他互联互通仍然正常运行，最终也会受到其不同程度的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首先考虑双方的政治互信情况及其互信程度。其次，经济互信扮演着比较重要的作用，不管彼此之间政治互信等其他互信如何，最终都要发生不同程度的经济往来，毕竟各方对一定经济利益的追求都是相通的，更何况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只具有部分的相对优势，只要其经济效益超过其一定经济成本，它就会及时发生和发展。第三，安全互信扮演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如果安全风险变得足够大甚至已经超过将要获得的各种效益之和，那么这种互联互通就不可能发生。至于其他因素，雖然也会发生适当的作用，但因影响有限，故略去不谈。根据表2、表3、表4、表5和表6，并顾及南亚各国的战略对接诉求，即可得到我国和南亚国家互联互通应该采取的实施策略（详见表7）。

五、继续加强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

互联互通的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和有关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和南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除巴基斯坦以外，都受到印度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环境和彼此之间关系等各种因素影响，使得双方政治互信发展不足、经济互信比较偏低、文化互信不太平衡、安全互信特别是中印安全互信严重缺乏，这就需要抓紧采取有效对策，积极消除各种联通障碍。

（一）继续关注南亚国家的政治变化，不断加强双方政治互信

不同国家之间要开展正式互联互通，需要两国主要决策机构及其政治力量及时作出有效的政治决断，并伴随其发展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这就要求我们全面准确把握彼此之间的政治制度、政治力量和政治变化。考虑到现代政治基本都是政党政治，且南亚国家基本都实行议会民主制，所以既要密切关注尼泊尔、阿富汗的政治制度选择、政党力量对比和政治选举变化，也要密切关注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南亚国家的政治制度、政党体制和政治选举（详见表8），并且通过不断加强双方的政党交流、政府交流和议会交流等各种政治交流，逐步累积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从而为两国互联互通的正式启动和有效开展扫除必要的政治障碍。

（二）注意把握互联互通的各国定位，不断促进战略有效对接

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有效开展，需要准确把握各自的独特定位，既要准确把握自身的地区定位，也要准确把握自身的发展定位，还要准确把握在对方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才能妥善处理彼此之间的各种关系，才能有效实现我国的地区战略意图，当然也包括我国的南亚地区战略意图。考虑到任何战略的及时提出和有效制定都是基于自身的独特优势等因素，所以也要及时促进彼此之间的战略对接，特别是关于“一带一路”方面的战略对接，毕竟互联互通只是实现双方战略对接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对接可以是部分对接，也可以是全面对接，可以是表面对接，也可以是深度对接等，但都必须符合双方的互信状况和互联互通的发展特点，表2、表3中有关情况的基本反映就是有力明证。

（三）认真分析互联互通的双边类型，不断构建有效实施主体

不同的基本国情决定着不同的互联互通类型，要开展两国互联互通，必须认真分析彼此的互联互通类型，只有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对接和必要转换，才可能使互联互通顺畅运行（如表1所示）。即使都是相同类型，也会因为部分因素如经济管理体制等不太相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探索构建比较适宜的实施主体，既要适应国内互联互通需要，也要适应国际互联互通需要，既要具有国内思维，也要具有国际思维，并且伴随两国互联互通的日益密切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于政府来说，要立足本国本地区的根本利益，也要适当兼顾对方国家对方地区的根本利益，要根据双方互联互通的基本约定和本国本地区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逐步推进影响其有效实施的体制机制改革，也要通过调整完善有关政策措施、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等，积极引导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其他实施主体的健康发展和有效配合，并注意把握国内互联互通和国际互联互通之间的关系处理与发展进度，既不能弱化国内互联互通，也不能无视国际互联互通。对于企业来说，要根据双方互联互通的发展需要、不同企业的基本特点、发展现状和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等，积极参与有关重大项目的推进和落实，并按照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本国本地区的战略需要和对方国家对方地区的有关规定等要求，及时组织开展跨国投资、跨国并购、跨国合作和跨国生产等各种投资活动，不断推进双方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合理分享和产业深度对接。对于各种战略性、高风险和收益慢的重大投资项目，要积极寻求本国本地区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要积极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等多边地区性金融开发机构的帮助，要积极组建不同形式的战略性企业联盟，同时还要对经营所在地国家地区的有关利益群体注意合理利益分享。对于第三方组织来说，要根据双方互联互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本国本地区的发展需要和战略意图、不同第三方组织的基本特点、发展现状和所应承担的各种责任等，注意把握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认真总结孔子学院等各种项目在南亚国家的实施效果，并通过吸收借鉴美国、日本等国的有关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积极采取学术交流、特殊救助、社会调查和项目合作等方式，及时了解对方国家对方地区的基本情况、政策取向和民意诉求，不断帮助当地政府和民众实现自身的合法利益。另外，还要探索建立与本国本地区政府企业的有效对接机制，及时有效运用各种调查研究结果等。

（四）积极应对互联互通的影响因素，不断调整完善实施策略

互联互通的有效实施，还需要采取相对合理的实施策略，毕竟每种策略的实施成本和适应环境等都是有所不同的，并且伴随后者的不断变化要作出相应调整，对待南亚国家也是如此（如表8所示），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分析和及时把握影响互联互通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分类制定有效应对之策。对于南亚国家的风险挑战，要通过继续签订双边甚至多边合作协定等有效法律文件，并通过积极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地区安全机制，逐步建立风险合理分担和有效化解机制。对于南亚国家的实施态度，要认真分析其背后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安全因素等各种影响因素，也要及时把握其不同政治力量特别是主要政治力量和执政力量的态度变化，并通过采取统筹兼顾、区别对待、由易到难、逐步推进的基本策略加以有效应对。对于南亚国家的互信状况特别是政治互信状况，要充分尊重各自的根本利益，妥善管控彼此之间的政治分歧，并通过继续加强沟通和交流，逐步扩大经济互信、文化互信和安全互信等，不断夯实双边互信基础。

（五）努力抓住互联互通的时代主题，不断推进双方有效落实

不同的时代，互联互通的主题有所不同，要继续有效推进互联互通，必须及时把握其时代主题，并伴随时代的不断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此，对于一个地区来说也是如此，但是考虑到每个国家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不同，我国和不同国家互联互通的时代主题也有所不同。对于南亚国家，既要准确把握我国和其互联互通的现实主题——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要及时把握我国和其互联互通的未来主题——其他方面互联互通。目前，我国要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时代主题，根据和南亚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发展现状，并结合和其贸易投资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潜力以及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安全互信等情况，积极借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多边地区性金融开发机构，努力按照市场化合作方向，繼续推进喀喇昆仑公路二期改造、拉合尔—卡拉奇铁路改造和瓜德尔港扩建等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建设和斯里兰卡汉班托特港建设，加快推进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项目规划、孟加拉国吉大港建设和中尼印铁路建设、公路改造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南亚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和战略崛起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伴随“一带一路”等的提出和推进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央及云南等地也都给予了及时高度关注，并陆续推进落实了有关互联互通重大项目。但是，由于其各国的发展程度、主要诉求、突出问题和对我国的战略价值等有所不同，所以对它们既要统筹考虑，又要区别对待，要从双方比较互信的领域入手，依托项目，夯实基础，扩大共识，并逐步转化为经济效益、政治效益和文化效益等，进而为不断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特别是我国南亚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努力。

参考文献：

[1]蓝建学.中国与南亚互联互通的现状与未来[J].南亚研究，2013，（3）：61-71.

[2]陈利君.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前景与对策[J].云南社会科学，2014，（1）：1-6.

[3]梅冠群.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成因[J].东南亚南亚研究，2018，（1）：52-60.

[4]田丰.中巴经济走廊新愿景[J].中国外资，2018，（2）：28-30.

[5]林民旺.“一带一路”建设在南亚：定位、进展及前景[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4）：154-162.

[6]王世钰.中国深化与南亚国家合作“一带一路”倡议让各国受益[J].中国对外贸易，2017，（8）：50-53.

[7]斯瓦兰·辛格.印度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选择性参与[J].朱艺翔，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4）：1-18.

[8]朱翠萍.“一带一路”倡议的南亚方向：地缘政治格局、印度难点与突破路径[J].南亚研究，2017，（2）：1-28.

[9][新加坡]赵洪.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争论综述[J].边界与海洋研究，2016，1（4）：51-67.

[10]王艳红，孟猛，林玉杰.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對外经贸实务，2016，（10）：35-38.

[11]梁桐.试析中巴经济走廊对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的地缘冲击[J].南亚研究，2016，（3）：20-37.

[12][孟加拉国]穆希布尔·拉赫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亚关系[J].吴娟娟，译.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6，（1）：31-62.

[13]楼春豪.“一带一路”的理论逻辑及其对中国-南亚合作的启示[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4）：17-31.

[14]李晨阳，杨祥章.中国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进展、挑战与前景[J].战略决策研究，2015，（4）：3-16.

[15]黄茂兴，贾学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范围、战略特征与发展愿景[J].东南学术，2015，（4）：71-79.

[16]楼春豪.印度的地缘战略构想与地区基础设施联通政策[J].南亚研究，2019，（4）：1-23.

[17]王金强，王瑞领.中印两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利益诉求差异及影响分析[J].亚太经济，2019，（5）：78-84.

[18]张立邦.孟加拉国的区域合作：背景、进程与特点[J].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5）：58-73.

[19]万里洪.印度-东盟互联互通战略构建的对华影响与应对建议[J].未来与发展，2019，（10）：46-49.

[20]杨富坤.中印在近邻的跨境基础设施倡议：动因、进展、成效及启示[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36（3）：12-17.

[21]杨文武，李彦余.中国与南亚国家陆、海交通基础设施联通建设研究[J].南亚研究季刊，2019，（1）：88-96.

[22]郭枫.中国和尼泊尔互联互通正全面推进[J].中国对外贸易，2019，（1）：44-45.

[23]姚遥，贺先青.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及前景[J].现代国际关系，2018，（8）：46-55.

[24]张锐.美国推动中亚南亚能源互联互通的实际作为和真实意图[J].南亚研究，2018，（2）：73-88.

[25]谢静.印度东向行动政策的特点及其对东南亚地区秩序的影响[J].东南亚纵横，2018，（2）：70-76.

[26]周嘉莉，方嫣彤.我国“一带一路”对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现状分析[J].中国国际财经（中英文），2018，（6）：5-6.

[27]徐菲，张春和，谢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南亚区域合作：发展、困境与转向[J].南亚研究季刊，2018，（1）：94-100.

[28]姚勤华.中缅交通互联互通现状与前景分析——以云南基础设施建设为视角[J].社会科学，2017，（5）：25-37.

[29]谢芳.一年暴涨100倍，一颗洋葱“引爆”了整个印度[EB/OL].和讯名家，（2019-11-21）https：//news.hexun.com/2019-11-21/199380419.html.

[30]扑克财经运营团队.马六甲海峡：中缅管道纾解战略咽喉之痛，中国80%进口石油都要经过这里[EB/OL].搜狐网，（2018-05-28）https：//www.sohu.com/a/233164499_117959.

[31]储东华.第十届中国-南亚商务论坛：丝路·商路·情路[N/OL].云南日报，2015-06-13（8）.

[32]孙博洋.统计局：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4.16万亿美元 增长7.9%[EB/OL].人民网-财经频道，（2014-02-24）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4/0224/c1004-24446725.html.

[33]吴兆礼.南亚与“一带一路”倡议：机遇、挑战与前景[M]// 张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42-162.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