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红，王俭平

Biopolitics一词分别代表了“生物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发展方向，前者倾向于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剖析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在受到生物因素(如基因、环境及药品等)影响下其政治行为的轨迹，后者则是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人类对于“生”和“死”的认知而采取的政治立场和应对。就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全球治理而言，“治理”同样有着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既有总体的治理思路，也要有针对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而进行的微观上应对。本文主要从“生命政治学”角度，首先从“全球治理”的宏观角度来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然后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解剖视角，阐释生命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认知，以及全球治理主体在思路和策略上的选择。

一、生命政治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践价值

“生命政治”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首先提出，(1)Thomas Lemke, 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它的最初定义为“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就是统治者所掌握的杀人权力”，(2)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而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在逻辑过程中又形成了“使人活-我要活-要活好”的隐匿性支配和同化性扶植。这种逻辑过程被米歇尔·福柯认为是一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建立在生命权力之上维持社会治安与秩序的政治技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界限正在不断模糊，生命政治的“治理术”在全球治理中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建构全球治理“知识-权力”结构

米歇尔·福柯认为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核心是“知识-权力”结构，他认为知识构建起社会的“规定”，而现代理性则以“规定即否定”的方式建立起自身的权力结构。当知识与权力结合时，便会形成一整套认知、技术和“科学”的话语或是制度体系，这种话语和制度体系会创造出一个可追逐的他性镜像，以意识形态布控的形式鼓励“追逐镜像”和避免“惩罚”。(3)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米歇尔·福柯对于“知识”的认识借鉴吸收了尼采的谱系学，将其看作为是各种权力相互交织和相互斗争的结果，(4)彭树涛、李建强：《从福柯的“治理术”到阿甘本的“原始结构”——生命政治现代性构序的暴力双曲线》，《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第22页。他对“知识”进行政治学解剖中提及“权力制造认知，而权力和认知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认知场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认知”。(5)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杨远缨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9页。因而他在生命政治的认识中并没有将“知识”与“权力”进行分割，而是将其视作为某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既是权力结构的设计方与创造者，同时也借助于权力而对被统治者进行意识形态的布控，从而将“该做什么”与“不该做什么”深嵌于权力与社会关系网，而这也是生命政治“治理术”的核心所在。对此，米歇尔·福柯以西方社会标榜的“自由”“民主”为例，实际上就是通过复杂且细致的知识体系构建，在意识形态景观上塑造出“不让死-使人活-活得好”的生存意识，从而使知识体系下的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地认同并追逐生命政治中的“规定”，以实现基于生命权力之上的技术性安全控制。

全球治理中同样适用于生命政治的哲学逻辑，尤其是于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生命政治的“治理术”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且在实践上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最主要问题便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仅仅是一种协调机构，对于秩序及治理的建立和维护并没有有效的控制力。生命政治学所构建的“知识-权力”结构则可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关系所发挥的作用，不应当仅仅是充当“协调、缓冲和救援”的被动角色，而应在实际治理中发挥“建构”的主动性，在国家主体和公民个体的意识场中设立“规定”，并示范美好景观和惩戒效应，从而以“规训技术”来实现国际社会的有序治理。这其中的“规训”包含了“纪律性”和“自律性”两种属性，其目标就在于通过将纪律制度化、规范化、生活化、经验化来形成普遍的自律性场景，以“规训”来造就个人，而就国际社会而言便是以“规训”来造就国际关系。

(二)国际治理中原始结构矛盾的解决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米歇尔·福柯的研究基础上，对于生命政治学进行了新的理论延伸，提出了生命政治的中核——原始结构，相较于米歇尔·福柯更倾向于讨论政治结构中“生”的意义与方式，阿甘本则更关注政治结构里“死”的异化与变性。

阿甘本的原始结构论源于马克思对于社会阶层的划分(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并以此发展出以“司法-政治”为分界构建人类共生组织之而区隔性结构(structure of separation)。阿甘本将“人民”用“大写人民”(the People)和小写人民(the people)来分指司法政治所定义(保护)的抽象群体和被纳入共同体但却被从政治中排除出去的阶层，(6)Giorgio 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Notes on Politics, trans. by Vincenzo Binetti and Cesare Casari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29.而这种区隔性结构使得两种“人民”之间产生矛盾和对立，也即是马克思所指的阶级斗争。“大写人民”往往会利用至高权力来对“小写人民”排斥、统治、征用甚至是奴役，并将这种形式神圣化、特权化以及制度化，阿甘本由此提出了一个“小写人民”的象征性概念——赤裸生命。对于当今的国内和国际社会，这种生命政治中的赤裸生命的现象非常普遍，阿甘本在《主权与赤裸生命》一书中尖锐地提出，“主权之外无人权，如美国以所谓的神圣口号——人权、自由、民主，来发动对他国的侵略，在事实上对他国国民进行奴役和征用；主权之内亦无人权，当个体无法以公民之权利的形式出现时，其所谓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便无法得到保障”。(7)Giorgio Agamben, Home Sacer：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26.对此，生命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于如何解放生命政治枷锁中“赤裸生命”进行了思考和探索。吉奥乔·阿甘本在其代表作《剩余的时间》一书中，指出政治解放首先要建立在马克思“个体与其他社会角色之间的分裂”，(8)Giorgio Agamben, The Time That Remains, trans. by Patricia Daile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30.从而躲避权力运行机制对个体的布展效应，然后阿甘本提出分裂的个体——即“剩余之民”要维持“剩余状态”，(9)Jason Smith, “‘I am sure that you are more pessimistic than I am...’: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Rethinking Marxism, Vol.16, No.2, 2004, p.122.而这种方式是通过宗教弥赛亚的方式。随后，安东尼奥尼·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就阿甘本的“剩余”论进行了深一步发展，提出“出走”的概念，即剩余的个体要走向联合，摆脱原先腐朽方式的剥削与管控，从而形成新的社会关系。(10)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尼·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页。

国际社会中的“赤裸生命”和“赤裸国家”在面临综合实力超强、进攻意愿强烈的国家(如美国等)面前，由于缺乏有效且对等的实力对冲，因而如何保证国家的主权和个体的人权便是国际治理中最为主要的任务。按照安东尼奥尼·奈格里和迈克尔·哈特的“出走”说，承受被霸凌的国家应当寻求“出走”与“联合”，寻求新的且适合自身的国际合作关系。当然，这里的“出走”并非是指脱离全球化进程，正如奈格里与哈特在阐释“出走”说时所提出“个体并非是以逃离的方式摆脱资本的束缚，只是形成新的社会关系”，(11)Slavoj Zizek, 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 p.74.国际社会中对现有机制存在不满的或遭受不公的国家集体，应当在全球合作的大框架下寻求自治的联合体以实现政治解放，如此前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施行生命政治领域的控制、剥削、掠夺的过程中，通过“出走联合”的形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集团。实际上，以“生命政治学”的政治解放角度来看，国际治理应当类似于“小团队协作”的方式，尽量避免能够产生对生命政治权力进行支配的单极体系，“多极体系”和“多边合作”才是生命政治学视角下国际治理的理想范式。

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临“生命异化”的治理困境

“生命异化”是生命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其主要借鉴了卡尔·马克思所提出的“异化理论”，将马克思所定义的“异化”问题自劳动消费延伸至生命死亡，形成极具特色的生命政治学“死亡异化”观，而这种观点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下文简称新冠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得到了再一次验证，且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资本主义体系应对公卫突发事件的“异己性”

吉奥乔·阿甘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的“治理”形态提出批判，认为政治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政治是由生命主体所产生，但同时也成为了压制及奴役主体的力量，人的生命为政治所配置、制约甚至是剥夺，(12)马中英、韩璞庚：《生命政治学与“生命的异化”——阿甘本的“异化政治观”及其历史的超越》，《江汉论坛》2019年第7期，第46页。而这即为“生命的异化”。这种“生命的异化”便产生了“异己”，将生命划分为“自然生命(Zo⊇)”与“政治生命(Bios)”,“自然生命”通过让渡权利来缔结契约以建立国家，但这其中只有部分称为“政治生命”，即所谓的“公民”才能够享受到现代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生命、财产及安全等基本权利，只有“政治生命”才享有西方民主制下所谓的“神圣而不可剥夺”的人权，否则就会丧失一切的保护与现实性。(13)Agamben, Home Sacer, p.120.对此，阿甘本以难民为例，认为难民一旦失去国籍，非但享受不了各项基本权利的保障，就连自身的生死存亡都无法自主，难民的形象标注着西方“人权”概念的彻底性危机。(14)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p.18.

“生命异化”过程中的“异己性”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无力有效应对公卫突发事件后，便会通过政治权力按照政治利益将本国公民进行“异己性”区分，枉顾“赤裸生命”的基本人权。以新冠疫情为例，在疫情进入第二阶段——即在欧美地区广泛传播后，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由于医疗资源的缺乏、或是出于维持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新冠患者的救治进行了生命政治学中“异己”式的区分，并由此采取了基于政治经济考虑的治疗方式，直接主导了生命的配置与剥夺。如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进入2020年3月以后，数万感染者开始挤兑该国的医疗资源，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将本国感染新冠疫情的公民区分为60岁以上与60岁以下，(15)Ciaran McGrath, “Italian Hospital Makes Heartbreaking Decision Not to Intubate Anyone over the Age of 60,” Express, March 20, 2020.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1257852/Italy-coronavirus-intubating-elderly-pandemic-china-hospitals-Nadine-Dorries,2020-3-22.这个标准从客观角度来讲就是在对公民生命的配置与剥夺，60岁以上公民的生命权受到了无视，西方民主制度框架下所谓的“人权”在现实面前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美国作为西方世界最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疫情不断扩散时期，其领导层为了选举需要而故意瞒报确诊数字，以“麻痹”的手段来欺骗政体下的“赤裸生命”。如美国得克萨斯州副州长丹·帕特里克(Dan Patrick)就公开宣称“国家经济比老年人生命重要”，(16)Sarah Pulliam Bailey, “Should Older Americans Die to Save the Economy? Ethicists Call It A False Choice,”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5, 2020.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religion/2020/03/24/dan-patrick-economy-coronavirus-deaths-notdying4wallstreet/,2020-3-26.这其实就是将美国公民分为了“对经济有用的生命”和“对经济无用的生命”，而后者的生命则得不到国家医疗资源的保证，在事实上他们的生命权被政治权利和选举利益所剥夺。

此外，不仅是“生命个体”与“民族国家”之间，“国家个体”与“国际体系”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主权生命的异化与“异己”的排斥。以欧洲为例，在面对公卫突发事件后，地区体系的松散性、自利性与异己性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各国为了优先保证本国的治理与公民的生存，利用自身在资源与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其他国家进行医疗资源的制约与剥夺(相互扣押过境本国的他国医疗用品)，既是对他国公民生命权的异化，也是对一国主权的漠视。这其中，瑞士在此次大规模公卫突发事件中作为“赤裸国家”的地位表现得尤为突出。瑞士其“内陆国”和“医疗用品无法自给”的缺陷就被无限放大，其邻国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等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扣押过境的瑞士所购医疗用品(如防控新冠疫情亟需的口罩、防护服及呼吸机等)，瑞士在法、德及意等地区大国所包围的欧洲腹地，当前地位无异于是一个被他国国家利益排除在外的“异己”与“赤裸国家”，这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爆发之前的“发达国家”身份差距是巨大的。

“赤裸生命”与“赤裸国家”等异己身份的出现，充分表明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于国际治理的巨大挑战，尤其是这种挑战在非危机时期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这对于突发危机时期的国际治理制造了准备上的困难、应对上的障碍。“生命政治学”揭露并批判了资本制度在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巨大缺陷，但在批判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思想路径。

(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激化种族间关系的“异质化”

米歇尔·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将种族主义定义为“闯入生命政治领域的不速之客”，不仅破坏了生命政治在生物进化领域的连续性，更是将“敌对性”转化为生物(种族)意义上的异类威胁，(17)Mich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76, eds. by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trans. by David Macey, New York: Picador, 2003, pp.254-256.甚至将敌对斗争升级为种族战争。在反人道主义超越工具理性而促使生命权力的“异质化”，对异质种族的清洗则成为此异质化过程中必需的消耗品。(18)黄罡：《种族、突变和消耗：西方生命政治中的异质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47页。

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率先爆发，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国家的民众或是出于自身生命安全的考虑、或是本民族的种族优越感使然，进而对周边认识及接触到的来自于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发生地的种族表现出傲慢、歧视、排斥甚至是攻击行为，以实现“异质”排斥的目的。2019年新冠疫情在亚洲国家爆发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部分民众对于本国的亚裔移民以及前来留学、旅游的亚裔表现出厌恶、辱骂以及攻击倾向，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公然以“中国肺炎”来宣扬种族对立，致使美国亚裔族群频频受到国内其他族裔的攻击。(19)Deb Riechmann, “Trump Officials Emphasize that 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2, 2020. https:∥apnews.com/5866bf32d5723402d2df32baa844fff3,2020-3-25.美国的亚裔群体为了保卫自身及家人的安全，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并成立巡逻队，在抗击疫情的同时还要面对来自美国其他族裔的侮辱、劫掠与攻击。(20)Sabrina Tavernise and Richard A. Oppel Jr., “Spit On, Yelled At, Attacked: Chinese-Americans Fear for Their Safet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3/us/chinese-coronavirus-racist-attacks.html,2020-3-27.

公共卫生事件激发种族间关系“异质化”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操控生命政治的政府(或是法律规范)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教唆倾向。以此次针对亚裔歧视最为严重的美国为例，据Business Insider的2019年一份民调显示，超过半数(57%)的美国人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或鼓励白人至上，(21)Grace Panetta and Walt Hickey, “More than Half of All Americans Think Donald Trump Fuels White Supremacy,” Business Insider, August 14, 2020.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over-half-americans-think-trump-emboldens-white-supremacy-2019-8,2020-3-27.而在其公众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也一直在贩卖带有种族煽动性的语言和排外情绪。此外，他本人的前任及现任内阁成员当中，也大都由白人至上主义者组成，这其中包括史蒂夫·班农、约翰·罗伯特·博尔顿等等。由此，美国政客以“中国肺炎”或“武汉肺炎”来对新冠病毒贴上种族标签，便是典型的生命政治学中“异质化”的表现。其一，“新冠”肺炎的标签化是以种族为政治文身的“异质化”界定。美国以“新干预主义”对全世界进行长臂管辖，其在实质上是试图行使国际社会中“至高权力”的“主权警察”角色，以身份界定的方式来进行对异质化角色的清洗。如美国此前设立的“流氓国家”“失败国家”等标签就是一种政治文身的烙印，其本质就是区分异质并清除异质，而此次通过新冠疫情来实现中国形象的污名化，其根本目标依然是一种“例外状态的普遍化”，(22)Gior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p.47.即在西方民主制主导的国际体系下清除社会主义中国的影响力。其二，“新冠”肺炎的标签化是以种族为生物特征的“异质化”排斥。从生命政治学的角度来讲，种族主义的目标就是有意通过生命政治来切断不同种族在生命遗传和进化过程中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异质性，(23)黄罡：《种族、突变和消耗：西方生命政治中的异质化》，《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147页。从而保证优生学和人种学所建构的知识规范下的本种族的优越性。(24)P. Weindling, Health, Race and German Politics between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Nazism 1870-1945，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64.其实，这种优越感反而加剧了此次新冠疫情在非亚裔种群中的传播，如在2020年3月24日的日本众议院财政金融委员会会议上，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指责某些欧洲国家此前对新冠疫情反应冷淡，其中某些国家的代表甚至认为“那是黄种人的病，不是我们的病”。如今，疫情在欧美国家指数级地扩散，这与部分种族主义者将新冠疫情标签化而致使应对不及时是有着重要关联的。

无论是作为生命个体的“异己性”，抑或是作为种族族群的“异质化”，两者在事实上都给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全球治理制造了巨大的隔阂与困难，使得人类囿于自身“生命的界定”而无法突破生命政治学的枷锁，这也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加速了疫情的传播、加剧了病毒的伤亡。

三、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生命政治“治理术”

任何理论的生命力都不仅仅在于自身的阐释力，更关键的在于其解决问题的能力。生命政治学自米歇尔·福柯提出后，“治理术”便一直是该理论的核心与关键，而“善治”也随之成为生命政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一)核心思路：从“生命政治化”到“政治生命化”

生命政治学的研究者认为统治者将“生命政治”作为权力操作的一种技术，(25)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了当前以民主、自由及人权为符号的议宪制，依然是布控生命政治的新权力技术，于本质而言不过是资本逻辑对生命权力的隐匿性支配和同化性扶植。正如生命政治学的创立者米歇尔·福柯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所指出的“当我们认识到当前的治理体制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制度时，就标志着我们已经掌握了什么是生命政治了”，(26)米歇尔·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页。西方资产阶级所宣扬的人权、民主与自由，不过是将“生命政治化”，将生命所享有的权利进行政治化，通过意识形态布控使之成为“使人活”“我要活”的技术性安全控制，也即“生命政治化”。

表1 西方的民主自由仅是将生命政治化的治理术

资本逻辑下的“生命政治化”，其根本目标是将“生命权”作为资本利益和政治统治的工具。当“生命权”的维护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有助于资本市场扩张时，民主及自由等人权便成为其构序的政治布控与体制框架；当“生命权”成为统治的障碍或者是负担时，那么“生命政治”的逻辑将会由“让你活”重新回到暴君布控下的“让你死”。此次西方资本世界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充分体现了“人权”只是权力操作的需要，当维护“生命权”影响到资本利益和统治成本时，人权的保障便不是必要的。

因此，在面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全球治理首先要做出改变的便是在思路上修正资产阶级逻辑治理下的“生命政治化”，而是将政治的目标重新回归到“为生命服务”的宗旨上来，这就需要在全球治理(尤其是涉及公共卫生事件)中要求做到“去政治化”“去符号化”。全球治理框架下本就存在多元利益与模式，一旦出现“政治化”倾向，就会出现“你”与“我”的分别和斗争，这种多主体间的对立与全球治理的“一体化”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在多元的全球主体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全球治理，中国的“治不必同,期于利民”的治理观则是生命政治学框架下的最优选择。首先，全球治理的成功是建立在每一个主权国家“善治”的基础之上，而全球治理的标的则是实现“善治”之上的“善之善者”。只有每个国家都拥有生存与发展的能力，才可以保障本国公民不会成为他国的“赤裸生命”(如难民)，本国的主权与尊严不会沦为“赤裸国家”的命运。其次，从实践来看，强行对外推广某种制度体系的治理方案，非但没有带来国家治理的改善，反而制造出不少乱局，进而给全球治理带来负面影响。(27)苏长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2017年11月5日，第8 版。任何方案不应以改变别国国内治理体系为目的，而是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以“维护人权”等生命政治化的手段干涉别国内政。最后，要将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真切落实到生命政治中的“生命”，即为“期于利民”。生命政治学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政治来实现生命的存续，而非是将生命作为政治权力操作和交换的筹码，生命权力对于任何主义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要素，(28)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3页。因为要切实地将“人”作为目标而非是政治口号或手段。建立起“政治生命化”以取代“生命政治化”的权力布控思路，才能够从战略的角度实现全球治理的可持续性，并在应对诸如疫情大流行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时作出“人”与“政治”之间的正确取舍。

(二)以“命运共同体”为主体结构的天下共治

西方自由主义治下的全球治理在“生命政治学”看来，其本质就是生命政治的生产，其目标不但不是其标榜的自由、人权，相反是通过生命权力的再生产对生命的全面管理。(29)闫培宇：《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生命政治学的谱系——问题域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第68页。在生命权力再生产的场域中，西方标榜的民主政治会陷入到主体意识的虚无化，导致个体意识的丧失，从而成为政治本身的附庸。(30)Jason Smith, “‘I am sure that you are more pessimistic than I am...’: An Interview with Giorgio Agamben,” Rethinking Marxism,Vol.16, No.2, 2004, p.121.正如当前负责全球治理的主要国际机构，都逐渐成为强国借以发挥影响力的工具，其宣扬全球治理的人权出发点，仅是为了掩盖生命权力生产的本质，其目标依然是对“赤裸生命”和“赤裸国家”配置、控制和掠夺。正由于如此，米歇尔·福柯与吉奥乔·阿甘本一直以来从生命政治学的视角来批判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极权性、异己性与两面性，尤其是在面对“异质化”的赤裸国家和生命(种族)，往往具有极强的排斥感和攻击性。无论是以往还是当前，人类都面临着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威胁，亟需开启一个“新治理时代”以摆脱历史的循环。

对此，吉奥乔·阿甘本曾构想出一个类似于理想国的“共同体”，此“共同体”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交换秩序”(31)Friedrich A. von Hayek，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 Oral History tran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pp.25-426; and see Hayek, “Kinds of Rationalism,” in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pp.91-92.不同，它解决了生命政治学中“至高权力”的问题。吉奥乔·阿甘本认为之所以有政治观的异化，根本原因就在于“至高权力”的出现，无论是生命还是国家在权力面前都会出现异化，它将“不再以纳入性地排除(exceptio)赤裸生命”。对此，吉奥乔·阿甘本寄望于“即将到来的共同体”(The coming community)来取代区隔性结构中的“赤裸生命”，以此来避免生命和政治的异化，而这种共同体是“绝不会产生类似于赤裸生命”(32)Agamben, Means without End, pp.11,8.的至善建构。

阿甘本的“共同体”构想最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得以践行。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在公开场合(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这场演讲，被称为是突破了双边关系的范畴，“向世界讲述了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33)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0325/c40531-20902911-2.html，2020年3月28日。随即于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其强调突出了“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这一表述，明确了在“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涉及“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以“共商、共建、共享”的答案指明了共同体的建设方向。

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推动各方各施所长、各尽所能，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把大家的优势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聚沙成塔、积水成渊。(34)习近平：《即使相隔万水千山 也能走出一条互利共赢康庄大道》， http:∥cpc.people.com.cn/n1/2019/0426/c164113-31052057.html，2020年3月28日。

事实上，“共商、共享、共建”的全球治理方案，也体现了中国先秦法家学说中的“势治派”(35)先秦法家学说分为三派，分别是商鞅代表的“法治派”、申不害代表的“术治派”以及慎到代表的“势治派”，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子则是三派的集大成者。代表——慎到“天下共治”的理念。他的治理观对于政治局势的理解和应对有着独到的阐述。慎到主张“倚势而治”，故而讲究从全局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要以“天下观”去统领和开展国家的各项事务，其所提出的“为天下”与“天下共治”的两大观点不仅为时人所重，更于当前的全球治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慎到在《慎子·知忠》中所言“故廊庙之材。盖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盖非一狐之皮也。治乱安危。存亡荣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明确指出“治理”绝非依靠某一人、某一阶层，而是要通过所有主体的参与才能够实现大治。

就当前面临的新冠疫情此类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而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凸显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和可操作性。以欧盟为例，虽成立之初便以“共同体”为名，(36)欧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而欧洲共同体则是由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三个机构于1965年合并成立。因而此处称“欧盟成立之初便以‘共同体’为名”。但在面临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却显示出其资本逻辑下生命政治的脆弱性。就上文所提及，欧盟忽视各个成员国对于医疗支援的诉求，而成员国内部则相互扣押医疗用品，如果欧盟能够真正秉持“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治理理念，在充分“共商”的前提下，实现医疗资源的协调“共享”，则可以“共建”当前抗疫的团结局面，就不会出现“有名无实”的全球治理。围绕全球治理的国际机构，决不能沦为个别大国进行长臂管辖和政治霸凌的权力生产工具，否则国际治理就只能是大国、强国掠夺“赤裸国家”和“赤裸人民”的权力布控场域。未来的国际治理应当以“命运共同体”为结构，以“天下共治”为路径，去除生命政治学中所诟病“至高权力”，基于国际关系民主与平等的基础上实现共商、共享及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