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永红，王俭平

Biopolitics一词分别代表了“生物政治学”与“生命政治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发展方向，前者倾向于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剖析人类作为一个生物在受到生物因素(如基因、环境及药品等)影响下其政治行为的轨迹，后者则是从哲学的角度阐述人类对于“生”和“死”的认知而采取的政治立场和应对。就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全球治理而言，“治理”同样有着宏观和微观的视角，既有总体的治理思路，也要有针对突发事件的特殊性而进行的微观上应对。本文主要从“生命政治学”角度，首先从“全球治理”的宏观角度来进行理论框架的构建，然后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为解剖视角，阐释生命政治学视角下的社会认知，以及全球治理主体在思路和策略上的选择。

一、生命政治学在全球治理中的实践价值

“生命政治”是由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首先提出，(1)Thomas Lemke, Biopolitics：An Advanced Introduc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它的最初定义为“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就是统治者所掌握的杀人权力”，(2)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而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在逻辑过程中又形成了“使人活-我要活-要活好”的隐匿性支配和同化性扶植。这种逻辑过程被米歇尔·福柯认为是一种“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是建立在生命权力之上维持社会治安与秩序的政治技术。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内治理与国际治理的界限正在不断模糊，生命政治的“治理术”在全球治理中同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