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松

由于疫情影响广泛、参与组织众多、任务复杂，其应对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这就需要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应对机制，构建政府、企业、社区等多元主体间的协作伙伴关系，将分布于不同主体的资源、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个跨区域、层级、领域的危机应对网络。(1)D. P. Moynihan, “The Network Governance of Crisis Response: Case Studies of Incident Command Syst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19, 2009,pp.895-915; JAR Gallarín, “Managing Within Networks: Adding Value to Public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27, No.4, 2010,pp.1050-1053.具体而言，疫情应对是一类动态、网络化的复杂过程，其着眼点在于提高资源和信息的配置效率，以适应持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其运行体现为一个信息、资源获取与集成，并不断调整应对策略的动态过程。(2)林润辉、李维安：《网络组织——更具环境适应能力的新型组织模式》，《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3期，第4-7页。

基于此，相关学者综合运用网络分析方法对应急管理中的组织协调等问题展开研究，并从不同层次对组织网络动态演化进行阐释。立足新闻报道，Comfort L对卡特里娜飓风灾害的危机应对网络结构及组织互动模式展开分析，发现救灾系统中的信息不对称是导致行动协调崩溃的根本原因。(3)L. K. Comfort,“Communication, Coher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The Impact of Hurricane Katrina on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Public Works Management & Policy, Vol.10, No.4, 2006,pp.328-343.Kim Y深入探讨了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危机应对网络，发现响应积极性、地理位置和组织功能是影响网络结构的主要因素。(4)Y. Kim, J. Kim, and S. S. Oh, et al.,“Subgroup Analysis of an Epidemic Response Network of Organizations: 2015 MERS Outbreak in Korea,” 2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gital Government Research, 2019，pp.177-185.Celik S研究了2006年土耳其H5N1禽流感病毒的应对组织网络，发现遵循线性设计的组织结构阻碍了其应对效率，需要一种基于组织灵活性的复杂组织设计，以适应复杂的灾难环境，改进灾难管理系统。(5)Suleyman Celik and Sitki Corbacioglu, et al.,“From Linearity to Complexity: Emerg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2006 Avian Influenza Response System in Turkey,” Safety Science, Vol.90, 2016,pp.5-13.

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本文将时间切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危机应对网络分析框架。具体以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在疫情危机应对参与主体关系演化趋势分析基础上，就参与主体角色地位及功能的演化趋势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据此就提高疫情防控与应对能力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理论基础

在复杂动荡的灾难环境中，受资源短缺和碎片化区域治理问题的影响，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组织之间形成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协作关系，其目的在于实现共同目标或解决共同问题，(6)K. Jung, M. Song, and H. J. Park, “The Dynamics of an Interorganizational Emergency Management Network: Interdependent and Independent Risk Hypothese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79, No.2,2019, pp.225-235.组织间关系从常态化线性关系转化为非常态化的非线性关系。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认为，自然具有线性和非线性特征，除了可预测和有序，还有一个非线性、偶然、不确定、不可预测和无序的世界。(7)M. Waldrop, “Complexity: The Emerging Science at the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Physics Today, Vol.45, 1992,p.380.尽管复杂自适应系统(CAS)的概念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过来的，但它仍然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8)C. S. Holling,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Economic, Ec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 Ecosystems, Vol.4, No.5, 2001,pp.390-405.通过比较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同特征，可以将相互耦合的人类与自然系统视为一个CAS。(9)F. Berkes, “Understanding Uncertainty and Reducing Vulnerability: Lessons from Resilience Thinking,” Nature Hazards, Vol.41, No.2, 2007,pp.283-295.

灾难发生后，计划网络和响应网络相互作用形成了适应灾难情景演化的新的集体行动模式，(10)L. K. Comfort and H. B. Zhang, “Operational Networks: Adaptation to Extreme Events in China,” Risk Analysis, Vol.40, No.5, 2020,pp.981-1000.构成了复杂自组织适应系统的子组件。在CAS中，多个子系统根据灾害情景进行交互，通过不断调整行为来适应不断演化的灾害情景。其主要特征是自发地响应内外部环境需求，(11)C. Topper and K. Carle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Vol.24, No.1, 1999,pp.67-96.通过创建灵活且冗余的链接模式，提高信息流动速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通过信息技术实现信息流动和资源配置的精准化，从而提高组织网络的灵活性。(12)L. K. Comfor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for Complex Dynamic Systems,” Proceedings of SPIE—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Optical Engineering, Vol.17, No.17, 2001,pp.287-295.组织网络的复杂自适应系统模型设计，有利于提高组织协同效率，破除传统官僚体制弊端，提高危机应对效率。(13)G. Morcol, “The Practice of Interdisciplinary: Complex Conditions and the Potential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Issues In Integrative Studies, No.19, 2001,pp.123-136.作为一个理论框架，CAS更适用于阐释多个组织之间协调行动的动态过程。(14)L. K. Comfort, et al., “Coordination in Complex Systems: Increasing Efficiency in Disaster Mitigation and Respon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ency Management, Vol.2, No.1-2, 2004,pp.62-80.

(二)分析方法与步骤

本文在危机应对网络中加入时序元素，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提取和阐释危机应对网络的时序特征，并对危机应对组织网络动态演化过程展开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构建隶属网络。本文首先以天为单位进行数据编码，通过文本分析识别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参与主体及其响应功能，构建组织-功能隶属网络，(15)郭雪松等：《基于时间动态网络的应急响应组织协调机制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19期，第31-44页。然后将其合并为以周为时间切片的带权邻接矩阵。(16)Celik and Corbacioglu, et al., “From linearity to Complexity,” pp.5-13.本文将传染病疫情一级响应危机阶段的应对过程划分为五个时间切片(T1：1.23-1.29日；T2：1.30-2.5日；T3：2.6-2.12日；T4：2.13-2.19日；T5：2.20-2.26日)。

(2)组织网络结构分析。通过运行UCINET6.0程序，将危机应对组织-功能隶属网络转换为组织关系1-模网和功能1-模网。其中，组织关系1-模网主要用于分析危机应对组织网络结构、紧密程度、对等性以及关键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角色演化情况。利用NetDraw分析网络结构和紧密程度，呈现组织-功能2-模网络拓扑关系；运用CONCOR程序，基于“块模型”分析网络结构对等性；基于标准化中心度分析网络节点地位角色演化情况。

(3)识别关键响应任务。功能1-模网主要用于对不同时间切片的功能网络标准度数中心度的测量，以探析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核心功能随时间而动态演化的情况，为相关部门在疫情危机应对不同阶段的重点任务识别提供借鉴。

(三)数据搜集

在分析时段上，主要从1月23日武汉“封城”开始，到2月26日全国各地区陆续解除一级响应截止。本文收集了此时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疫情防控动态专栏公布的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央地组织协同的新闻报道文本。(17)《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疫情防控动态》，http:∥www.nhc.gov.cn/xcs/yqfkdt/gzbd_index.shtml，2020年4月10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的功能指标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和《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响应功能表

编码矩阵包括协作组织的名称、响应功能和协作频次，如果两个组织同时参与了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则将其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如果同一组织再次参与同一项应急响应功能，则将先前的编码值增加新交互的数量，从而得到带权邻接矩阵。由于从文本中无法识别出组织间相互作用的方向性，而且对于所有类型的相互作用都没有准确的定义，所以将协作关系编码为无向关系。

二、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疫情应对组织网络结构和关系分析

1.疫情应对组织间关系分析

各时间切片具体组织数量和相互作用关系如表2所示。

表2 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组织网络测度表

从表2可知，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组织网络密度都相对较低，在T2阶段组织间互动关系最为频繁，组织关系密度最高。在T1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宣布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地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各地陆续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T2阶段危机应对网络密度最高，平均路径最短，网络凝聚力最大，信息传递速度最快，说明中央政策在疫情发生初期就得以有效贯彻落实。T3危机响应中期阶段的参与组织数量较多，组织关系网络密度最低，说明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信息的搜集、传播，疫情信息逐渐透明化，对疫情的认识更加全面、客观。T4阶段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组织网络的平均路径最长，网络凝聚力最低，信息传递速度最慢，表明随着信息的透明化、职责任务的明晰化和程序的规范化，各应对组织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危机应对网络趋于稀疏化和扁平化。T5阶段全国各地先后解除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此阶段中央提出精准施策、分级施策、分区施策，处于原有政策更换和新的政策启动阶段，疫情应对参与主体数量达到危机应对阶段的最高点，组织间链接数量最多，各参与主体都在积极寻求协作，以落实精准施策，提高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效率。在总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组织网络密度、参与主体数、网络链接数相对于各时间片均高得多，表明在疫情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中参与主体和涉及的应急响应功能较多，各主体参与同一应急响应功能的频率较高。信息和资源在总的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中传播速率相对各时间片的危机应对组织网络较快，网络集中度较好，然而鲜有某个或某些组织对整个应对过程的信息和资源具有绝对控制力，充分显示了组织协同在传染病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参与主体数量、组织间链接数和组织间关系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呈先增加后减少再增加的演化趋势。依据危机管理的全生命周期理论，危机应对的全过程都需要随着危机的演化规律和内外部环境变化不断调整应对策略、参与主体和网络结构，采取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全过程、全系统、全响应、全手段和全社会的全面应急管理，(18)祝江斌：《重大传染病疫情地方政府应对能力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理工大学，2011年。从而实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参与主体精准化、政策实施精确化和应对任务精细化。

2.组织网络结构对等性分析

基于块模型分析方法，本文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网络进一步简化为“块模型”或“像矩阵”，(19)刘军：《整体网分析:UCINET 软件实用指南》，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222-235页。得到时间切片T1的树形图，其区块分布如表3所示。

表3 时间片T1区块分布表

由表3可知，可以将时间切片T1所对应的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结构分割为六个区块。本文运用CONCOR程序对各区块进行密度计算，得出密度矩阵，如表4所示。

表4 时间片T1中52个组织关系网络密度矩阵表

本文进一步利用R-密度指标法，将密度矩阵中大于整体网络密度0.158的值记为“1”，小于0.158的记为“0”，从而得到像矩阵，如表5所示。

表5 时间片T1中52个组织关系像矩阵表

根据像矩阵表可得到时间片T1的六区块简化图，如图1所示。该图中，各区块部分均存在区块内部互动关系，表明区块内部各组织间信息和资源流动较为流畅。区块1最为活跃，与任何区块间均存在双向互动关系，表明区块1中的组织掌控着大部分的信息和资源，在整个组织协同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扮演着领导角色。区块2、3也相对活跃，主要是配合区块1中的组织开展工作，扮演着协同角色。区块4、5、6互动关系较少，处于整个网络的边缘位置。由表4可知，区块1主要包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湖北和武汉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等核心领导组织；区块2主要包括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盖茨基金会等物资保障部门；区块3主要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国家联防联控部门；区块4主要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宣传部门；区块4和区块5主要包括除疫情暴发核心区域之外的省级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图1 时间切片T1区块简化图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参与主体层级维度对网络结构进行分析，具体如表6所示。

表6 各时间切片组织网络节点层级分布表

在T1阶段有较多的国际和国家级部门参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协作网络，网络密度和组织间的关系紧密程度最高，平均路径最短，信息传递速度最快，网络凝聚力最高。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初期阶段，党中央、国务院组织各国家级部门分析研判、科学决策，成立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全称：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是中国政府为应对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启动的中央人民政府层面的多部委协调工作机制平台)，充分发挥体制优势，加强组织协作，提高信息和资源的流动速率。之后，随着命令、信息和任务的层层传递，更多的省级组织参与到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来，组织网络变得更加稀疏和扁平化，凝聚力逐渐下降，有利于各地省级组织协同落实上级决策，提高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治理效率。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国家级参与组织数量在网络组织总数中所占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降低的演化趋势，省级参与组织数量所占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呈逐渐增加的演化趋势，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二)组织-功能关系测度与分析

本文将基于不同时间切片构建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功能隶属网络，利用NetDraw呈现组织-功能2-模网络拓扑图，研究组织-功能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化情况。如图2所示，时间切片T1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功能网络拓扑图，方块越大代表此功能在此时间段越重要，越需要引起相关领导和机构的重视；圆点越大代表此组织在此时间段的度数中心度越高，具有更高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更强的资源、信息控制能力；线越粗代表在此时间段组织-功能关系越紧密，相应组织在此时间段对此任务或功能的落实越有效。

图2 时间片T1危机应对组织-功能隶属网拓扑图

整体来看，通过对不同时间切片的危机应对组织-功能网络拓扑结构的研究发现，在整个危机应对过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功能网络拓扑关系密度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化趋势。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计划组织网络结构与响应组织网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原因一是预案中的计划组织之外的主体参与到了疫情危机应对工作中来；原因二是许多来自国家和不同省市、不属于正式计划网络结构的组织参与了应对行动。在时间切片T1阶段组织-功能关系网络密度最大，拓扑图结构最为紧密。在时间切片T1-T3阶段，参与组织和功能数量逐渐增加，组织-功能关系网络密度逐渐降低，拓扑图结构逐渐疏散；时间切片T4阶段，相较前一阶段参与组织数量略有下降，组织-功能关系密度稍有上升；随后，在时间切片T5阶段参与组织数量、功能数量和组织-功能关系网络密度都有增大，隶属网拓扑图结构略变紧凑。可以看出，组织-功能隶属网络拓扑关系密度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呈阶段性差异，并与危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透明度高度相关，危机复杂程度越高，信息越不完全，组织-功能网络拓扑关系密度越大，结构越紧密。

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的不同阶段，所涉及的响应功能数量和关键功能不断变化，从T1-T5涉及的应急响应功能数量分别为30项、29项、30项、31项和31项，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先下降后增加的演化趋势。本文通过计算各响应功能的标准度数中心度，识别了各时间切片的关键响应功能，并列出排名前十的功能指标，如表7所示。

表7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应急响应功能标准化中心度量表

续表7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的全过程和不同时间切片所涉及的关键响应功能存在较大差异。指挥协调、医疗救治、物资保障、应急措施、科普宣传和追踪管理六大响应功能相对重要，且其重要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演化。薛澜等提出了危机管理生命周期理论，结合时间序列分析危机发生和发展全过程。(20)薛澜：《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化建设》2004年第11期，第15-17页。张成福提出一种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强调统一领导、分工协作、利益共享和责任共担的危机管理机制，危机的疏缓、准备、回应和恢复是危机管理的全过程和生命周期。(21)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7期，第6-11页。本文的研究结果也表明在突发传染病疫情危机事件不同阶段的核心任务和危机响应功能是不断变化的，并表现出与传染病暴发阶段、危害程度、危害范围、传染和死亡人数的高度相关性。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突变性、复杂性、随机性和演化性等特征，需要依据具体情景演化及时、灵活地调整应对目标、任务、策略和重心，在疫情危机爆发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不同层级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做到分区施策、分级施策和精准施策，杜绝一刀切，提高疫情危机应对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因疫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在疫情危机爆发初期，新冠肺炎疫情表现出多地爆发、蔓延迅速和感染率高的特点，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阻断疫情传播途径、控制疫情蔓延，全国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机制，实施交通检疫、封城、禁行、小区封闭等疫情防控措施。同时，由于核酸检测试剂、医疗防护物资和医护人员供应不足，对医疗体系提出严峻挑战，使得大量疑似病患无法得到及时确诊和救治。在疫情危机应对中期，随着检测能力提升和对口援助制度的建立，医疗体系挤兑现象得到缓解，大量病患得到确诊和救治，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提出“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策略，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22)《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安排19省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http:∥china.cnr.cn/yaowen/20200211/t20200211_524969168.shtml，2020年2月11日。动员全国支援湖北、支援武汉，建立雷神山、火神山和方舱医院，确保湖北武汉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供应充足，采用网格化排查制度，分类分区集中隔离和治疗，提高新冠肺炎患者的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从而由疫情防控初期的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控制，从公共场所疫情防控管理，到全覆盖的疫情排查制度的建立，大大提升疫情防控主动性。(23)卿菁：《特大城市疫情防控机制：经验、困境与重构——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21-32页。在疫情危机末期，党中央提出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分区分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保障防疫物资和人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保持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分类分区分级精准制定防控措施，推动建立预防为主、闭环管理的常态化防控体系，逐步恢复常态化社会秩序。

(三)组织角色地位测度与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组织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及角色演化情况，本文通过计算列出了各时间切片网络中标准度数中心度和标准中间中心度排名前20的组织演化情况，如表8所示。空白处表示此时间切片中此组织未与其他组织发生互动或排名不在前20。

表8 新冠危机应对组织网络节点标准化中心度测量表

续表8

从表8中可以看出，多数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全过程中的角色地位和重要程度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变化的，只有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疫情危机应对的多数时间阶段处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是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的“中心性”节点，其标准化度数中心度除在时间切片T2排名第二之外的所有时间段均排名第一。度数中心度有助于确定具有广泛协作活动的组织，中间中心度则表明一个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与彼此没有密切联系的伙伴协作，度数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通常是相关的，许多度数中心度高的组织也具有很高的中间中心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在疫情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其标准化中间中心度除时间切片T1之外的所有时间切片中均排名第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是卫生健康系统的重要职责，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科学研判、科学决策，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疫情危机应对中也发挥了重要的指挥协调和组织领导作用。其次是湖北武汉，在疫情危机应对中扮演了重要的执行和协同角色，对全国疫情蔓延局势的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社会的危机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响应组织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组织网络中仅仅拥有高性能的组织节点是不够的，关键是组织节点之间的联系决定了组织系统韧性，如果组织网络出现故障，即使是最简单的任务也可能变得难以置信的复杂，所以组织间的有效协同尤为重要。(24)A. Boin and P. Hart, “Organising for Effective Emergency Management: Lessons from Research,”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69, No.4, 2010，pp.357-371.本文通过标准中心度分析，研究了核心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中地位角色的动态演化情况，在不同时间切片中各组织分布于网络的不同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能，且不断有新的组织参与进来和原有组织退出，新关系构建和原有关系终止，进一步证明了需要根据危机的全生命周期和内外部环境的演化，不断调整应急协同组织网络结构、大小、资源等各方面属性，不断协调应急协同参与主体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构建更具动态性、柔性、适应性的组织网络。

三、结论与展望

本文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在危机应对组织网络中加入时序元素，将时间切片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构建危机应对组织网络动态演化分析框架，搜集整理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央地组织协同的相关文本数据，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协同网络的动态演化情况，并得出如下结论：

(1)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协同网络随着危机事件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情景演化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中节点的排列组合方式不断变化，组织节点的指挥协调能力和节点间的互动关系强度不断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内外部环境不断演化，组织网络结构、对等性不断演变，参与主体、互动关系的构建与退出不断更替，从而决定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组织协同的目标、重心、路径和策略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调整，这一长期的动态博弈过程贯穿于危机治理的全生命周期。疫情暴发后，危机应对组织协同网络启动，传染病疫情的种类、级别和严重程度决定了国家响应级别，同时组织网络协同程度也随着疫情危机的全生命周期的演化而变化，疫情危机的生命周期和危害程度共同决定了组织网络合作程度。

在实践中，一方面需根据传染病疫情危机生命周期发展规律，识别疫情危机应对的关键时间节点，做到分阶段、分层级、分区域精准施策；另一方面需采取对传染病疫情危机事件的全过程、全系统、全响应、全手段和全社会的全面应急管理，从而实现传染病疫情危机应对参与主体精准化、政策实施精确化和应对任务精细化。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决策部署，坚持全国一盘棋，成立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中央赴武汉指导组和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形成有效的协同机制，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转化为疫情防控的强大政治优势，(25)卿菁：《特大城市疫情防控机制:经验、困境与重构——以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第21-32页。是此次取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阶段性胜利的根本。面对重大危机能够在短时间内集中和调配资源，表现出强大的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26)习近平：《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人民日报》2020年1月21日,第1版。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关键因素。

(2)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参与主体和核心任务在整个危机应对过程中呈阶段性差异，并表现出与传染病的种类、生命周期、危害程度的高度相关性。一方面，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过程中各参与组织-功能网络拓扑关系密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先下降后上升的演化趋势，并与危机的复杂性和信息的透明度高度相关，危机复杂程度越高，信息越不完全，组织-功能网络拓扑关系密度越大，结构越紧密。另一方面，由于突发传染病疫情危机事件本身的不确定性、突变性、复杂性、随机性和演化性等特征，其不同阶段的核心任务和响应功能是不断变化的，需依据具体情境演化及时、灵活地调整危机应对目标、重心、路径和策略，做到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在实践中，我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多措并举、精准施策，不但有效扼制了疫情蔓延，而且通过分区分级有序推进复工复产，有效保障了防疫物资和人民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推进了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3)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中关键组织节点角色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动态演化。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应对的不同阶段各参与主体分布于网络的不同位置，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和职能，且不断有新的组织参与进来和原有组织退出，新的互动关系的构建和原有联系的终止。危机应对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响应组织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组织网络中不仅要拥有高性能的组织节点，关键是节点之间的关系强度决定了网络性能和组织系统韧性。不同阶段组织网络的核心组织节点、中介组织节点和边缘组织节点是不断变化的，需根据具体情境变化引导组织网络各区域节点沟通互动、联防联控，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形成资源优势互补合力，从而提高网络运行效率和危机治理效能。在实践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务院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等机构和协调平台职责明确、分工协作，形成疫情防控有效合力。(27)《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联防联控,全力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http:∥www.gov.cn/xinwen/2020-01/22/content_5471437.htm，2020年2月12日。同时，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28)《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安排19省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市外的16个市州及县级市》，http:∥china.cnr.cn/yaowen/20200211/t20200211_524969168.shtml，2020年2月12日。充分彰显了卫健部门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主体责任地位和专业职能优势。

综上，本文以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研究了疫情危机应对组织网络、危机响应功能和核心组织角色地位随着危机全生命周期发展规律和内外部环境变化的动态演化情况。理论上，对于认识传染病传播规律、疫情危机生命周期演化规律和丰富传染病相关研究理论有积极意义；实践上，对总结此次疫情应对经验，提升我国传染病疫情应对水平和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体制机制有积极意义。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即文本数据多是卫生健康部门公布的信息数据，缺乏疫情应对的全面信息数据报告。以后，可以通过拓展信息搜集渠道、参与部门访谈等多种方式获取更为全面的数据资料，进一步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