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 毅，李佳鑫，程超越

（1.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2.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石景山支行个人金融部，北京 100043）

一、引 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①习近平2016年5月24日在黑龙江考察时的讲话。，而有效保护和激励中国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是实现“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②习近平2018年9月25日在黑龙江考察北大荒精准农业农机中心时的讲话。”之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关键条件，对于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赵玻等，2005；胡仲明，2012）。

近年来，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呈现下降趋势（魏后凯，2019），不利于保障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需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要有效保护和持续激励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应深入和全面理解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特别要对影响农民生产积极性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作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发现中国农民产生与发展粮食积极性的特有规律，为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提供有益参考。

现有关于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研究成果中，针对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实证研究较少，学者主要在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表征变量选择及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影响因素方面加以探索。较多学者认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要表现为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彭长生等，2019；谭智心等，2014；周振等，2014）。姜天龙等（2012）认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要在较高粮食种植面积、粮食生产物质投入增加和耕地流转价格上升三方面充分体现。谢童伟等（2011）以农民每亩利润水平衡量农民粮种生产积极性。周静等（2019）将农民粮食生产结果和粮食生产行为作为衡量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指标。

一些学者认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具有较强主观意识特性，应以农民粮食生产意愿作为衡量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指标（徐峰等，2009；周清明，2009；邓大才，2013；杨佳良等，2013），韩成英等（2016）将调查农民对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增加设施投入、有偿使用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观意愿作为测度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变量。方蕊等（2019）将农户扩大粮食种植面积意愿和自身经营耕地意愿作为衡量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指标。

多数研究把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视为一种不言自明或无需说明其含义及特征的目标参照变量，直接讨论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因素，尚缺乏针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构成要素的专门实证分析。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是一个较复杂的经济变量，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特征，构成内容具有多样性。只有充分了解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构成，才能有效分析其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

农民的粮食生产积极性概念在性质上与管理学及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员工工作积极性概念相同，因此有关员工工作积极性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为本研究提供有益借鉴。从性质上看，王振涛（1991）认为积极性是人的本能力量体现，是心理和行为上的倾向性。Maslach（2001）认为工作积极性是劳动者在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表现。冯江平等（2013）认为工作积极性是劳动者通过行为表现的一种努力向上的精神状态。

综上，生产者工作积极性是通过外在行为表现出来的内在特定心理状态，反之，通过外在行为状态判断，可见内在心理状态。据此提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理论模型

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兼具主观性和客观性双重特征。主观性特征是指生产积极性是在特定主观动机作用下的一种精神状态；客观性特征是指生产积极性水平会在生产者实际生产活动及实际效果方面呈现。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发生作用机理应是生产积极性的主观意愿通过实际生产行为呈现，生产积极性主观意愿越强，生产者实际生产行为就越主动且更有效，而生产行为取得的实际生产效果则以客观可见形式展现生产积极性水平。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组成结构呈现“主观意愿——实际行动——实际效果”的依次递进关系，三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可利用体现农民粮食生产主观意愿、生产行为表现和实际效果的数据指标测度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水平。

三、指标体系设计和数据来源

采用历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指标构建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测度指标体系

（一）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观意愿层面

农民作为粮食生产者，粮食生产经济收益水平是其主要经济吸引力。农业补贴和以最低收购价格、临时收储价格为内容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对农民粮食生产具有经济激励作用，可视为影响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外部激励力量。此外，在土地流转不断持续推进和农民非农就业机会增加情况下，土地流转租金水平（即每亩土地成本）及工资性收入水平对农民是否将主要精力投入粮食生产构成机会成本因素。

上述因素均影响农民粮食生产决策行为及粮食生产投入，进而在主观意识方面影响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

（二）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实际生产行为表现层面

在人均耕地面积有限情况下，若农民在粮食生产过程中投入劳动和物质越多，粮食亩产量越高，同时粮食出售数量越多，说明农民粮食生产主动性越强。因此，每亩土地投入劳动水平与物质水平及粮食出售数量反映农民对粮食生产重视程度，可反映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行为表现。

成本因素对生产者的工作热情和生产行为自然会产生抑制性作用，而市场经济中粮食生产成本长期上升是必然趋势（辛毅，2006），因此在粮食生产成本长期上升消极因素存在情况下，农民是否继续采取粮食增产的生产行为更能反映其粮食生产积极性处于何种状态，若农民仍愿意继续粮食生产并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则充分反映农民具有较高粮食生产积极性。因此，本文将粮食生产成本有关指标作为影响农民粮食生产行为的抑制性因素。

（三）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实际生产效果层面

工作绩效常作为衡量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指标，故本文将粮食生产实际效果作为衡量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主要指标之一。在人均耕地水平有限情况下，粮食生产效果可从两方面衡量，粮食年度总产量及粮食播种面积表现粮食生产数量效果，而粮食亩产量水平则可表现粮食生产效率效果，表现集约利用粮食生产资源进行高效粮食生产水平。

四、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部分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分析农民粮食生产效果变化情况，另一方面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方法测度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作用路径及效果等。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民粮食生产实际效果

以粮食年度总产量及粮食播种面积表现粮食生产数量效果，粮食亩产量表现粮食生产质量效果。使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农民粮食生产实际效果变化情况，将研究结果与有关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对照分析，发现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变化特征及在主要影响因素作用下的特定规律性。

（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测度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及影响因素

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通常用于研究主要影响因素对因变量产生作用的具体路径，可通过检测观测变量之间关系以测量难以直接观测和量化的潜变量之间关系，以及潜变量与因变量关系。一个潜变量是多个可观测变量的共同特性形成的具有某种特质的抽象概念指标。

为研究主要影响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具体作用，设置经济吸引力、外部激励力量、机会成本、主动性、抑制性力量5个潜变量（见表1），上述潜变量分别通过若干个可观测变量表现。因此，结构方程模型适用于研究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影响因素问题。

根据潜变量与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之间影响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农民主动性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正向影响；

H2：经济吸引力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正向影响；

H3：外部激励力量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正向影响；

H4：抑制性力量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负向影响；

H5：机会成本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有负向影响。

（三）数据来源

实证研究使用2004～2016年全国各省区面板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17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中国农业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同期国家发改委网站有关政策信息。

表1中所示“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的有关指标主要包括每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和玉米临时收储价格。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自2006年开始实施，故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数据起止时间为2006～2016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2008年开始实施，至2015年终止，故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数据为2008～2015年。其中稻谷分为早籼稻、中籼稻、晚籼稻和粳稻，相关数据指标起止时间均为2004～2016年。

表1中农业补贴是指每年各省区良种补贴、粮食生产直接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数量之和，至2016年上述三项补贴合并为农业支持保护补贴。

五、描述性统计分析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生产效果

表2为2004～2016年全国粮食生产数量和效率效果情况。2004～2016年粮食总产量总体呈现持续增加趋势。事实上，此期间实现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粮食生产“十二”连增。

在中国耕地资源极其有限情况下，实现粮食总产量持续增加，主要依靠农民持续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不断提高粮食单产。表2可知，2004～2016年粮食播种面积呈长期上升趋势，并与粮食总产量上升趋势高度趋同。从粮食亩产变化看，2004～2016年粮食亩产从405千克增至457千克，增长幅度达12.84%。

上述情况表明，2004～2016年间，因中国农民产生并保持较高粮食生产积极性，才使粮食生产取得自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的生产效果。

表2 全国粮食生产数量效果与效率效果情况

六、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一）信度和效度检验

1.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又称可靠性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是指检验结果的稳定性（Stability）或一致性（Consistency），通过信度分析可删除不具一致性指标，获得可靠稳定的评价指标。

由表3可知，潜变量Cronbach'sα系数均在0.7以上，说明所选潜变量指标具有较强内在一致性。

表3 信度分析和效度检验

2.效度检验

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前，先检验所选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一般使用KMO和Bartlett球性检验方法对数据作内容效度检验。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经验，数据KMO值在0.7以上适合因子分析，数据的Bartlett球性检验统计值显著性概率在不大于0.05显著水平时适合因子分析。

由表3可知，经济吸引力、主动性和抑制性力量3个潜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7，外部激励力量和机会成本两个潜变量的KMO值均因各自所依托的可观测变量只有2个而小于0.7，但上述5个潜变量的Bartlett球性检验统计值显著性很高，均小于0.01，因此各潜变量效度检验结果较好。

采用探索性因子法分析，利用SPSS中主成分分析功能，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做方差最大化旋转。计算结果表明，5个潜变量因子特征值均大于1，其方差贡献率均大于50%，说明各潜变量结构效度良好。

（二）结构方程拟合效果分析

将模型变量数据导入AMOS软件作模型估计，得出模型主要拟合度指标（见表4）。

因设立结构方程模型采用的变量数量和样本数量极大，造成模型卡方值很大，使卡方值及卡方值与自由度比值作为判断模型拟合情况依据不够合理。在大样本情况下，更要考虑其他相关统计量指标以判断结构方程模型拟合度。由表4可知，指标SRMR和RMSEA均小于0.1，GFI和AGFI均大于0.7，均符合结构方程模型适配标准，因此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三）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1.潜变量与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关系分析

将模型变量数据导入AMOS软件作模型估计，得出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见图2）。

表4 模型主要拟合度指标

图2 标准化参数估计路径

由图2可知，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对主动性、经济吸引力、外部激励力量、抑制性力量和机会成本因素等潜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388、0.773、0.914、-0.357和-0.566。由表5可知，上述标准化路径系数估计结果均在0.001水平上显著，说明结构方程模型拟合的基本配适度较好，主动性、经济吸引力、外部激励力量、抑制性力量和机会成本因素等潜变量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均有较强解释能力，指标体系构建较合理。

上述潜变量系数正负号性质表明上述研究假设成立，各潜变量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绝对影响程度排序为：外部激励力量＞经济吸引力＞机会成本＞主动性＞抑制性力量。由此可见，以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和农业补贴等因素构成的外部激励力量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影响最大。

表5 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及变量间影响关系情况

2.潜变量与可观测变量关系分析

（1）主动性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关系

主动性潜变量作用是通过农民农业生产行为的“主动性”体现农民职业习惯或者职业责任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若农民职业习惯或职业责任较强，粮食生产积极性较高，则在粮食生产中投入的人工、物质会更多，同时更愿意出售粮食，即粮食生产行为会更主动积极。

在体现主动性潜变量的各观测变量中，除每亩用工数量与主动性潜变量之间标准化回归系数未通过检验以外，其他观测变量与主动性潜变量之间标准化回归系数均通过检验，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均在0.5以上。其中，每亩化肥用量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0.946），每亩种子用量、每亩农膜用量和每亩主产品销售数量依次次之。说明目前中国粮食生产模式主要依靠化肥、种子和农膜等土地增产型物质投入实现粮食增产。

每亩用工数量与主动性潜变量之间标准化回归系数未通过检验，系数值最小。说明粮食生产模式主要依靠物质投入实现增产，人工投入作用相对较小，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中农业劳动力投入可能相对不足。

（2）经济吸引力因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关系

经济吸引力因素潜变量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作用通过相应观测变量情况表明，粮食生产经营效益越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越高，也可通过不同粮食生产经营效益指标之间的比较，判断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主要受哪种收益方式影响，并据此发现农民粮食生产经营决策时行为特征。

在经济吸引力因素的潜变量与其观测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中，除每亩现金收益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未通过检验，其他观测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均通过检验。其中，每亩净利润指标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0.767），每亩净利润和商品率依次次之。生产经营净利润水平、成本利润率和商品率（即出售商品量占总产量比重）均是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时主要参考指标，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粮食生产经营决策行为方式类似于企业投资经营决策。即在粮食生产经营比较收益较高时，农民会通过增加粮食产量以提高粮食商品率，进而提高粮食生产经营净利润水平和成本利润率。意味着如果农民认为粮食生产经营收益过低，可能会放弃粮食生产转而投资生产经营其他农产品，一定程度上可解释在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政策之前农村普遍出现的粮食种植面积和粮食总产量下降情况。

每亩现金收益指标与经济吸引力因素潜变量之间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未通过检验，但其系数在体现经济吸引力因素潜变量的观测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中最大。同时，中国农民粮食生产经营净利润主要通过向国有粮食储备企业出售粮食换取现金收入实现，所以每亩净利润指标与每亩现金收益指标经济含义及其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作用一致。

（3）外部激励力量因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关系

在体现外部激励力量因素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中，农业支持保护补贴与潜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未通过检验。根据测算和实地调研结果，各种直接支付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总计每亩地十几元钱（黄少安等，2019），对农民实际收入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所以此项目标准化回归系数未通过检验可以理解。

粮食托市收购价格变量与外部激励力量因素潜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通过检验，系数值高达0.943，说明包括最低粮食收购价格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在内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对激励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起到重要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影响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经济资源，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之间竞争归根结底是争夺市场资源的竞争（何新，1999）。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之所以对中国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产生关键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政策为农民创造了一个持续利好期望的粮食收购市场，这种利好期望的市场信息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产生强劲持久的激励作用。

（4）抑制性力量因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关系

在体现抑制性力量因素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中，每亩现金成本和每亩人工成本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均通过检验，其值分别为0.853和0.654，而在粮食生产成本中占有主要比重的每亩物质费用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未通过检验。

目前中国农民粮食生产方式主要特征是通过不断增加化肥、种子和农膜等土地增产型物质投入实现增产，而这些物质投入产生的成本费用占物质费用总额绝大部分。长期以来，在行业生产方式均为以持续增加物质投入和物质费用不断上升为代价实现增产情况下，物质费用因素与影响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抑制性力量因素之间关系自然无明显统计关系。

农民投入的人工和现金成本可自主决策，在粮食生产积极性较高时，倾向于投入更多人力及现金资源以增加物质投入，实现增产目标，反之则减少人力和现金资源投入。上述情况进一步显现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成本效益指标作为生产经营决策依据的行为特征。

（5）机会成本因素潜变量与观测变量关系

在体现机会成本因素潜变量的观测变量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指标与机会成本因素潜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通过检验，其值更高达0.955，每亩土地成本指标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结果未通过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普遍形成家庭“兼业化”经营特征，除家庭中老人和一些妇女留守农村外，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务工工作，农忙时部分劳动力会回到农村。长期以来，农民在城镇地区务工所得工资性收入占其家庭总收入主要部分，工资性收入水平和粮食生产经营收入水平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农民自然会基于机会成本决策而倾向于将更多时间投入非农行业，从而影响粮食生产积极性。

每亩土地成本指土地流转租金，对土地流转农户而言就是土地租金收入。目前，各地土地流转租金计价标准一般是当地若干年平均粮食生产产值，即土地流转租金水平一般与农户粮食生产产值水平相当。在此情况下，土地流转租金很难起到影响农户放弃粮食生产、转出土地的机会成本因素的作用。

七、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1.根据实证结果，研究假设均验证成立，本文农民生产积极性理论模型的理论逻辑较合理。各潜变量因素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影响程度不同，其中外部激励力量因素影响最大，经济吸引力、机会成本、主动性和抑制性力量依次次之。从体现潜变量因素的观测变量看，外部激励力量因素中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因素最重要，经济吸引力因素中每亩净利润指标最重要，机会成本因素中工资性收入占比指标最重要，主动性因素中每亩化肥用量指标最重要，抑制性力量因素中每亩现金成本因素最重要。

2.农民粮食生产经营决策行为特征类似于企业等生产经营主体，主要根据粮食生产经营成本效益类指标情况决定是否开展粮食生产经营。如果农民认为粮食生产无利可图，可能会放弃粮食生产，而粮食生产在农业生产经营项目中比较效益一般不高，不利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

3.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对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产生关键性积极作用，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行情信号是指引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是否努力生产的主要因素，农民最需要一个持续利好的粮食收购市场。

4.农民职业责任感的主动性因素在影响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各相关因素中排序相当靠后，说明种粮农民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意识与行为自觉性较低，这同样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风险性因素。

（二）政策建议

1.激励和维持较高水平的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关系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建设具有长期利好期望的粮食收购市场是使农民维持较高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根本举措。这需要对包括粮食生产、储备、运输、加工和使用在内的整体国家粮食产业开展科学的顶层设计，通过产业纵向和横向成规模整合构建具有高水平市场竞争力的国家粮食产业集团，推进建设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国家粮食产业体系，形成一个具有长期稳定利好期望的粮食收购市场。

2.推进土地流转和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粮食生产规模经营水平。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化在一定程度上可相对提高粮食生产经营利润，促使农民倾向于选择粮食生产经营决策。

3.至少在口粮方面长期实施以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和临时收储为主要内容的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使粮食收购市场以此为基础形成对农民有经济吸引力的稳定利好期望，有效提高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

4.在长期维持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情况下，国内粮食生产显然会长期维持在较高产量水平上，因此需要提高粮食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粮食储备能力和转化能力不足不应成为放弃或者收缩粮食托市收购政策体系的主要原因。

5.强化粮食主产区基本农田管理，增强农民以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意识，保障长期从事粮食生产农民的基本收入，藉此强化农民职业责任感，提高其粮食生产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