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杰 博士

（贵州财经大学公管学院 贵州贵阳 550000）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并存的高速发展时期，快速城镇化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迁移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初期的农村人口流动形式主要是劳动者个体进城务工，配偶和子女在原户籍地留守；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进城务工人员的家庭化流动趋势愈发明显，未成年子女随迁去城市，跟随父母在流入城镇进行生活和学习成为很多进城务工家庭的选择。根据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17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达1897.45万人，近5年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增加了283.86万人，而农村留守儿童减少了576.2万人，“随迁”正逐渐取代“留守”成为农村进城务工家庭的新选择。子女随迁使得未成年子女能够跟随父母生活和成长，但随之而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成为新的负担，务工人员及其所在家庭的消费结构也随之而变。

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及其所在家庭的消费结构问题，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从已有文献研究来看（李亮、付婷婷，2015），进城务工会对家庭的消费倾向产生影响，迁移家庭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农村人口迁移入城后其消费水平会有所上升；从具体的消费结构来看，劳动力流动会使衣着、文教娱乐及服务、医疗消费有所增加，食品、居住消费会相应减少，对家用几乎没有影响（黄容、潘明清，2014）；从城市差异来看，我国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结构差异显著，一线与三线及以下城市相比，除子女教育外，大部分消费项目差异的绝对值高于二线与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差异以及一线与二线城市的差异（徐军委，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