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丹

黄恩鹏的组章《一个人的心灵要按照大海的姿态生长》，首先由其题目交呈给我们一个隐秘的入口：自然的人格化（人格的自然化）。这一说法读者当不觉陌生，将自然与人格相联系，历史久远到足以成为我们的无意识。对西方人来说，自然是产出万物的母亲，这位母亲同时又推动她的造物消失（死亡）。自然经过了最早的物活论认识，到被视为神的秘密、技艺，再到被神化，继而人格化这样的思想历程。对中国人来说，人与自然存在一种感应关系，人的生存与天地、时序构成一种呼应和结构，其具体方式为人感物、体物、格物（三者皆为诗的路径）。对自然进行人化想象或对人进行自然化表述，并不说明问题得到了任何程度或意义上的缓和，而常常将人与自然的相遇和相互间缘构的关系引向更为深刻与复杂的境域。这一境域由诗来表达最为合衬。

这个组章，表现的是一个现代主体在感受大海这一自然实体时，其意识与时间不断深化，最终被重新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人通过与自然的重新沟通，恢复了同神圣力量的联系（即找到了坚固的本质感与实体性）。组章在开篇即引人了一个与现代世界伴生的概念：虚无主义。“一个被虚无主义击溃的人，用忧伤把内心装满”。对现代人来说，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变得松散疏离。现代人将自我主体作为理解万物的出发点，秉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认识论。从过去人们借助于自然之力对生命进行治疗和祷告，转向了现代人的无限放大内面世界，让自然萎缩至被视而不见的境地。社会于人的关系和自然同人一样。人心的封闭与失衡，导致了人与世界的失联，进而导致了人生的荒诞与虚无。

诗人面对的问题是：虚无之后该怎么办？由这样的一种先在的精神困境，大海在诗人的目光和意识之中呈现。接下来，无论是“老船工”、“大鳖起义”、“黑色迷宫”、映照于海中的云朵、海石、阳光，还是“逃亡的大海”、“剑光闪闪的大海”、“无人知晓的大海”，都体现了主体全力将意识融人于海的意志。这种意志指向尼采所谓的积极的虚无主义：人虽然认识到神从世上消失，却于此中获得新的力量，致力于建起新的价值序列（或恢复传统中某些更为合理的价值秩序）。组章中这种力量的象征符号是那些猛兽（包括传说中的神兽）意象：虎狼、巨鲲、天底下最狂野最热血最劲健最勇猛的骏马、大兽、貔貅、大鳖、豹子、重归疆场的战马、鬃毛飞扬的白狮子。

作为重建秩序的力量的积极因素，显现在诗人赋予海一种人格一世界的场域化象征（即人与世界的失联和人的迷失）之后。这里，诗人转向其恢复与世界沟通的幽深路径：与神的意志力量重新联系。这种自然、神、人之间的关系转换是隐秘的，也是现代性的。古人并不需要这样的转换即已生存在自然、神、人一体的世界之中。这种转换在哲学上倾向于一种对象化处理，在文学中则从主客的对立走向了一种同一性。现代生活重心从神转向人，从神圣世界转向世俗世界，这看上去似乎是一种对人的力量的肯定，事实却并非如此。人此后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重新找到与世界发生沟通和联系的通路，这种寻找无疑比过往有一个现成的可供依靠的神圣世界困难得多，也迷惘得多。正因此，我们可见组章的意象密集而阴暗，甚至有些血腥气。放在前面所说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向度上，则人在虚无的世界中越是残忍与卖力，越是容易超越、临近强有力的健康生命。

此外，诗人是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向诗中引人神圣力量的。诗中提到的并非主神信仰或一神信仰，我们既可以看到，上帝、果园、圣像、地狱、天堂这样的《圣经》文化意象，又不時得见跗跏、前世、后世、七重海洋、众鸟和鸟王西穆尔格、大经殿堂、诵经的人、慈悲的浪涛这样的佛教和神话用语。因而这样的用法并不在信仰的维度，而是从文化的维度引人了神学之思。整个诗章并非纯然独语，还处于一种文本意义上的开放状态。

诗人在这里的意思显然是，现代人将通过生命的强力在虚无之上重建自我和秩序，获得并倚靠这个坚实有力的主体，从而再度使心灵和感官恢复敞开的状态，承受住他者、自然、神圣维度的进入。如何走出自我，恢复与世界的联系、沟通与交流，是现代写作者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重要命题。这一组章在一种古老的物活论意义上神秘地碰触了这一命题，正如全诗作为收束的那一句所表达的——“其实，我与大海一样，知道自己不凡的身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