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彦

大概在1980年年底吧，钱锺书访问日本，做了一个著名的讲演，题目叫《诗可以怨》。

钱老洋洋洒洒，古今中外，引经据典，谈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情感表达的问题，一字以概括之，“怨”也。他口若悬河，东拉西扯，看似不经意，结尾处却慎重指出：“‘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

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卢新华以一篇短篇小说《伤痕》开启了一场新的文学运动，其影响所及，各个艺术门类都卷入其中，包括美术在内。钱锺书以其聪慧明智，内心自然明白所发生的一切。不过，他仍然刻意保留其名士风范，拒绝所谓的思想包装，以一个旁人难以企及的掉书袋的方式，悄然加入其中。

钱锺书掉书袋的功夫非寻常人可比，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也相当惊人。至少当年我翻阅四卷本的《管锥编》时立马望洋兴叹。而且，我相信不少立志于文化工作的人，也会产生如我一样的敬畏。反正，这一辈子再努力读书，肯定也掉不进如此浩瀚、涉及众多语言的“书袋”里头。

“诗可以怨”，古人深刻地了解這个浅显的道理，知道诗是蚌病成珠的产物，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悲苦，就不要无病呻吟。一旦有了悲苦而且真切，以情入诗，诗之感人也就必然如此这般了。说到底，一部文学史，讲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理。

彼岸花开 摘自《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