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群众指向研究

2020-07-18陈艳飞张润枝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20年2期

陈艳飞张润枝

摘要：群众指向是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基本导向，体现了对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的确认和坚持。这一时期，党将群众指向有效地融入和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文本创制、基于人民群众实际构建文本要素、将群众路线贯穿文本创制全过程。这就启示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中要强化文本与教育对象的相关性、为教育对象赋权、健全文本创制的制度机制。

关键词：群众指向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抗战时期

DOI：10.15938/j.cnki.iper.2020.02.026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0）02-0128-05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在一定的语境中，将语言文字等各种符号根据一定立场和规则创制而成的蕴含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符号系统。它是一个所指较为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教材、通俗读物等语言文字类文本，也包括戏剧、歌曲等文学艺术类文本和图画、影片等影像视觉类文本。凡能够传递思想政治教育意义、具有明确目的指向、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为生产主体，并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文本都可视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创制导向根本上体现的是文本的思想倾向和价值取向，是影响文本创制过程的根本性因素，关涉到文本的接受效果。“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1]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的生命线，在文本创制中坚持人民立场就要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价值指向和工作重心，从人民群众的立场和实际特点出发，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有效建构。抗战时期，党始终将群众指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基本导向，并将其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具体环节之中，在创制主体、创制要素、创制过程上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一、发动人民群众参与文本创制

创制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行为的发出者和实施者，它决定着整个文本创制的进程和结果。由谁来担任创制主体是由社会的制度所决定，体现着文本创制过程中的权力结构，折射出一定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不仅创造着物质财富，也创造着精神财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坚持人民指向，就要将人民群众纳入创制主体之中。首先，它有助于充分发挥群众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中的优势力量。人民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创制主体，具有独特的优势：丰富的日常生活经验能够为文本创制提供不竭的源泉，强化文本的真实性;通过平凡的小人物、普通人的叙事视角，增进文本的亲近力;作为文本的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使其能够敏锐感知群众的需求，提升文本的针对性;人民群众参与文本创制的过程本身也是其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等等。其次，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内核是意识形态，而它“不仅意涵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问题，更关涉人们对利益诉求的表达问题”[2]。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创制过程，实质上是在与群众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相融合基础上的不断再造和再合法化的过程。正如阿普尔所指出：“真正的‘共同文化不需要那些教材中的概念给我们‘脱盲（culturally literate），而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所有人能参与到內容和价值的创造与再创造过程中。”[3]群众的参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必不可少的一环。再次，它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接受规律的遵循。人民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接受不是被动地顺从，而是根据自身的价值准则、评判标准进行解读，并作出认同与拒斥等不同反应。其中，群众自身的参与度是决定其作出何种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传播学理论认为，“人们对于他们亲身积极参与形成的观点，要比他们被动地从别人那里得到的观点要容易接受地多，且不易改变”[4]。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在创制主体构成上必须充分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使其参与到文本创制之中。

2020年抗战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主体选取上始终坚持群众指向，通过各种途径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到文本创制之中。一是搭建参与平台，提升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人民群众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创制，首先需要一定的平台支撑。抗战时期，党为鼓励人民群众参与文本创制，搭建了各种平台。例如，当时的《晋察冀日报》不仅建立了群众性的通讯网，鼓励本地群众积极投稿、参与办报，还开辟报刊“专栏”，其副刊《老百姓》就是以“让老百姓说自己想说的话”为办刊宗旨，专门设置了“习作”专栏，号召群众“有什么好故事要告诉大伙儿，有什么好歌子，大家要拿出来，都把它登在咱们这个《老百姓》上”[5]。报纸上许多稿件就是出自群众之手，其中还包括不少庄稼汉。

二是举办创作活动，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人民群众具有参与文本创制的热情，但它不会自发地产生，需要借助一定的外部刺激和契机。1941年初，为更好地反映冀中区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激发人们的抗战斗志，冀中区党政军的负责人借鉴了高尔基主编的《世界一日》和矛盾的《中国的一日》，决定在5月27日举办一次名为“冀中一日”的群众创作运动，号召广大军民用纪实的手段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写下来。“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6]活动开展后，群众的创作热情极大地激发出来，不少部队选择这一天攻打敌人的据点以获得好的题材。这一天，能动笔的自己动笔写，不能动笔的找人代写，“稿件一麻袋、一麻袋地装好，用木轱辘牛车送走”[7]。这项活动持续了一年多，共收到稿件一万多篇。正是通过这样的活动，群众参与文本创制的积极性被充分地激发出来。

三是培养教育群众，提升群众参与的能力。人民群众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创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参与，而是需要以对其能量和潜力的激发、参与能力与品质的提升为基础。抗战时期，对于那些识字不多的群众，仅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热情难以形成群众持久参与的局面。为此，党通过多种形式的方式方法提升群众的参与能力。《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和西北局的机关报，它坚持“开门办报”，注重吸收和培养群众通讯员。报社将《新闻通讯》由油印小册子改为专刊在报纸第四版公开发表，有针对性地刊登一些解答通讯员写作中遇到的问题、编辑部需要什么稿件等文章，鼓励和提高大家的写作积极性和技能。此外，还通过编辑给通讯员回信、召开通讯员会、评选优秀通讯员和模范通讯小组等方法，积极培养地方通讯员。到1944年2月，陕甘宁边区已经建成了六百多人的通讯网，他们经常向《解放日报》投稿[8]，群众参与文本创制的能力得到极大地提升。

二、基于人民群众实际构建文本要素

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是创制主体对文本内容、文本形式、文本话语等要素进行加工整合的过程，文本要素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原料”。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要想为教育对象有效地接受，在文本的内容建构、素材选取、结构体系、话语表达等方面都要充分考虑教育对象的实际特点，强化与其主体相关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现实的肯定的方式。”[9]

抗战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要素建构中始终坚持群众指向，确立了如下基本原则：一是注重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坚持群众指向，首先就要在文本内容上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使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主角。毛泽东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0]抗战时期，党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内容，提出必须扭转封建社会中少数人主导的状况，使人民群众成为历史的主人翁。如当时的京剧《逼上梁山》中塑造的林冲这个英雄人物不是孤立和凌驾人民之上，而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成长起来。毛泽东看过这出戏后，在给编导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对此给予了极大肯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11]。二是坚持以歌颂为主的叙事基调。叙事基调是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叙事风格、主要情感等，反映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坚持群众指向，要求在文本要素选取中处理好暴露与歌颂的关系。由于“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12]，因此“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13]。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在描写和刻画人民群众时必须以歌颂为主，对其缺点需要批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14]三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但主要是普及。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要素选取的标准不是依据教育者的主观要求而定，而是根据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实际要求。这就涉及到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抗战时期，对于普通群众来说，“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15]因此，抗战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尤为注重文本的普及性，在文本内容选取、形式呈现、话语言说等方面注重简单浅显，使其易于为人民群众所接受。

在上述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要素选取中紧密结合群众的特点和需要，有针对性地进行选取。

一是强调文本内容选取的贴近性。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内容要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经验相适应，“如果党的劝告同人民自身的生活经验所教给他们的东西不相一致的话，千百万人是决不会听从这种劝告的”[16]。抗战时期，针對部分群众文化水平偏低、视野有限的特点，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素材的选取上尽可能利用真人真事以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由于贴近群众的日常生活，他们一看就懂，才能产生强大的共鸣。

二是注重文本形式呈现的生动性。群众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接受主体，有其固有的趣味和关注点，他们往往注意那些与其接受习惯、接受期待和接受个性等接受图式相吻合的接受对象。抗战时期，就群众的认知特点来说，由于大多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对生动浅显的文本形式更易于接受。为此，党在创制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过程中非常注重文本呈现形式的生动性。在中国的民间，存在着丰富的艺术形式。党在创制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这些艺术形式。“当时几乎所有的旧形式都被采用来表现抗战的内容，不论是旧剧、皮簧、各种地方戏曲，或者是大鼓、快板、小调、评书、演义，甚至山歌、小曲、金钱板、数来宝等，均装上新内容，用来宣传抗日和动员民众。”[17]即使像教科书这样的制度性文本，同样运用了多种体裁，不仅有故事、歌曲，也有剧本、连环画等。当时针对山区农民历史上有爱唱民歌小调的传统习惯，根据地政府的一些宣教部门就编写革命歌曲，印发给群众作为教材使用。比如，当时教唱的《捉汉奸》《我们都是神枪手》《反维持》《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都是根据当地群众的接受偏好创制而成。

三是突出文本话语的亲和性。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的接受程度受到他们的认知状况、思维方式、心理感受等多方面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越能关照和契合这些影响因素，就越能缩小甚至消弭与教育对象的距离。抗战时期，党从群众的实际特点出发，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中注重选用亲近性话语。《老百姓》从办刊一开始就以“识字的人能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为指导原则。当时为了宣传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就起了几个小标题：《为什么说抗战是熬年月的打法》《熬年月打法的三个段落》[18]，这样的话语表述老百姓一看就懂，迅速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民教育中用到的宣讲教材，用群众自己的话将宣传内容写成生动的短篇故事，这样只要教师认得字，读得熟练，群众就很容易接受。“灵寿县大湾村有些青年学员，最初晚上上宣讲课的时候，感到‘净讲大道理，枯燥无味，常偷偷溜到六七里外的陈庄镇去听‘大鼓，后来换了短篇故事的宣讲教材，人们再也不去听‘大鼓了，都说：‘听宣讲课比听‘大鼓还有意思，谁还高兴白跑六七里路呢？”[19]。极富亲和力的话语保障了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能够有效地为群众所接受。

三、将群众路线贯穿文本创制全过程

群众指向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基本导向，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于思想环节。它需要通过有效地方法和实在的行动，实现从理念向实践的转变。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方法。坚持群众指向，就要将群众路线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全过程。具体来说，一是要强化调查研究、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和接受期待。二是要使文本创制的过程成为不同主体互动交流的过程，通过将决策资源和权力转移到人民群众手中，强化他们对行动进程的存在感和掌控力。三是要将人民群众作为文本创制活动效果的评判者，赋予其充分的评判权，注重倾听群众的意见并不断对文本加以完善。

抗战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成功地将群众路线贯穿到文本创制的全过程。首先，通过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使文本创制更具针对性。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是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首要步骤和基础环节。抗战时期，党在创制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过程中尤为重视对教育对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在给鲁艺师生的讲话中，就曾指出鲁艺只是个“小观园”，号召大家要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大观园”中去，了解和熟悉群众。当时，为创制抗战剧本，抗敌剧社的成员“就生活在群众中，而不是住在营房里，就是部队也是同乡亲们住在一起的。老乡有三间房就腾出一间，有一个小院，就会腾出东房或西房。一个村庄，我们八、九十人的剧社，就住得很舒展了。就这样，我们和群众朝夕相处，就象一家人一样了。”[20]正是在和群众的朝夕相处中，“我们了解村庄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生产情况，以及人们心目中的问题。”[21]

其次，通过集思广益、集体创作使文本创制更具共识性。在深入群众、了解群众，获取一手材料后，开始进入创制阶段。“集体创作”是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特色之一，它是创制者不断向群众学习、根据来自多方的意见反复修改的过程。例如，艾青在创作诗歌《吴满有》的过程中，根据创作对象的意见反复进行了修改。“我坐在他身边，慢慢的，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他随时给我补充或改正，譬如说，我念‘你把四岁的女儿，换了五升小米，他说：‘三岁……是五升麋子，不是小米”。通过这样的创作方法，使文本创制成为群策群力、形成共识的过程。

再次，通过倾听群众意见、由群众进行评判使文本创制更具有效性。坚持群众路线，就要让人民群众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文本的最终评判者。抗战时期，毛泽东曾告诫全党：“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22]。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听取群众的意见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以编制抗战教材为例，辛安亭回忆到他们“多走访农村，找农民、干部、教师、学生谈话，有时就在边区政府找有关部门的干部征求意见。当时边区教育厅设有教育特派员，他们经常到基层和学校检查工作，接触的人比较多，可以直接听到各地群众和学校师生对教材的反映”[23]。有时，“编辑同志并须亲自到各学校听课，收集教学的具体材料。再拿新编的课本亲自授课，亲自体验课本分量的轻重、深浅、进度、学生的喜恶，和接受的程度等，研究新编课本是否适合，再吸收家长、学生、教员对新编课本的意见予以修正”[24]。正是因为在文本创制过程中不断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并加以完善，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才能获得群众的认可。

四、结语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中坚持群众指向，才有效地将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以激昂的状态投身于捍卫民族生存的斗争之中。独特的历史语境决定我们对抗战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中坚持群众指向的历史经验无法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但其中蕴含的一些价值理念以及某些具体做法，对于改进和完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首先，要强化与教育对象的主体相关性。即把握教育对象的认知特点，针对个体不同的认知特点把控文本的内容深度和结构体系的设计;关注教育对象的诉求表达，并将其转换、融入到文本之中;注重与教育对象的经验系统相关联，从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或现象入手，通过教育对象的自主选择与主动建构逐步引导其接受文本所蕴含的深层价值理念。其次，要注重为教育对象赋权。从场域理论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是内涉多种行为主体权力博弈的关系网络。在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过程中，与其他主体权力相比，教育对象的权力往往是一种弱权力。反观抗战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之所以能够赢得群众的喜爱，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引导群众参与到了文本创制中。因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的效果必须为教育对象赋权，使其拥有一定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评判权。再次，健全文本创制的制度机制。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作为一个系统，其有效性的实现不仅依赖内部各种要素的有机协调与配合，也需要一定的制度机制保障其在实践中的推行。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要着力健全教育对象的参与机制和反馈机制，切实通过制度机制型塑文本创制者与教育对象间的互动关系，减少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创制活动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6-07-02（2）.

[2] 孙迪亮，吴晓雨.习近平關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论述的人民性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4）：4.

[3] [美]M·阿普尔，L·克里斯蒂安—史密斯.教科书政治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8.

[4] 邵培仁.传播学（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309.

[5] 周正昂.《晋察冀日报》《老百姓》副刊的受众意识[J].军事记者，2007（3）：63.

[6] 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第二版）[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240.

[7] 李金明.陷寇汪洋：晋察冀军民战寇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261.

[8] 王敬.延安《解放日报》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46.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5.

[10]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11] 毛泽东文艺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