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晨

习近平指出：“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那么，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家风家教方面究竟为同时代的人和后人树立了什么榜样？毛泽东的家风是如何形成的？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毛泽东在处理亲情与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关系时，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毛泽东是如何教育子女的？毛家的后人为何格外低调？本期特稿，让我们走进毛泽东家风背后的故事——

开国领袖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在家风家教方面也堪称一代典范。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而浪漫的人，毛泽东家风的形成自然与其本人的成长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耕读之家：“生我者父母”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的一个农家。毛泽东的父母、亲戚、族人都是农民，少年时期他本人也当过农民。他终生对农民怀着割舍不断的深情和敬意，保持着农民的许多品质和生活习惯。他多次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

毛氏家族在韶山冲繁衍生息了500多年。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的过程中，毛家人形成了勤劳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毛家的先人给子孙立下了十条祖训，写在《毛氏族谱》中：

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对第九条“奋志芸窗”，《韶山毛氏家训家戒》用通俗、形象的语言做了这样的阐释：坐我明窗讲习，几曾挥汗荷锄。驱蚊呵练志无休，诵读不分昼夜。任他数伏数九，我只索典披图。桂花不上懒人头，刻苦便居人右。大意是要毛家子弟立志争先，不分寒暑昼夜，刻苦勤奋读书。

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父亲毛顺生的人生经历看，他们基本上恪守了“祖训”。耕读持家，毛泽东的童年、少年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并一生受其影响。

从照片上看，毛顺生身材不高，留着胡须，瘦削的脸上透着一副精明。他是一个倔强的、有家庭责任感的农民。毛泽东从小在父亲的“监督”下劳动，从父亲持家立业中，深深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因而对农民始终怀着无法割舍的情感。儿时养成的勤俭，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习惯。在父亲严酷要求下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使他在此后20多年恶劣的战争环境中能够从容适应。他一生痛恨不劳而获的人。

毛顺生带给少年毛泽东的影响无疑也是复杂的。毛泽东放学后，如果没有账要记，毛顺生就要他去做农活。对此，毛泽东感到不愉快。但成年后，他还是承认，“老头儿”是个“克勤克俭”的人，“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也许是受性格倔强的父亲基因的影响，毛泽东从小就不是怯懦、顺从的孩子，10岁时就曾带头“闹学”。在反抗父亲专制和棍棒管教方式的过程中，少年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认识——只有反抗才能争得自己的权益：“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在少年毛泽东身上，朴素的人格意识和独立意识已经觉醒。这也让成年后的毛泽东在对待家庭成员上格外讲究民主和平等，只要不是原则上的问题，都能尊重对方的意见。

与严厉的父亲不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则是一个心地善良、性情温和的人。每逢毛顺生棒打少年毛泽东和他的弟弟们时，文七妹就设法保护孩子们。对周同的人，无论远近亲疏，文七妹都以诚相待，施以爱心，从不欺心，赢得了邻里和族人的尊敬。灾荒年月，遇到上门讨饭的穷人，文七妹总是给他们饭吃。但是，由于丈夫毛顺生过分的节俭和严苛，以及性情上的暴躁和专制，文七妹一生很多时候都选择了忍耐，默默地把苦和泪咽在肚里。毛泽东说她“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中间万万，皆伤心史”。这让毛泽东在反抗“父权”的同时，对母亲也格外孝顺。他曾开玩笑地说，他家分为“父党”和“母党”，他是“母党”的人。

1919年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回到长沙后，他让弟弟毛泽民将母亲从舅家接出来，送到长沙诊治。毛泽东对母亲“亲侍汤药，未尝废离”。其间，兄弟三人簇拥着从未到过省城的文七妹走进照相馆，留下了他们一生中唯一的母子合影。

1919年10月5日，文七妹在韶山冲病逝，終年53岁。临终前，她连声呼唤儿子们的名字，叮嘱他们学好人做好人，好好生活。毛泽东在长沙得到母亲病危的家信后，马上与三弟毛泽覃一起赶回家中，但是终未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中秋节的夜晚，毛泽东守在母亲灵前，追忆母亲的“养育深恩”，沾着泪水写下了著名的《祭母文》。毛泽东给他的一位同学和好友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可以说，母亲那颗慈悲的心，毛泽东同样保持了一生。

毛泽东8岁以前一直住在湘乡外婆家，16岁时在湘乡东山高小读过半年书。湘乡有个名人，对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影响特别大，他就是曾国藩。早在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时，毛泽东就批读过《曾文正公全集》。曾国藩不仅集“圣贤”（修养）“豪杰”（事功）于一身，让青少年的毛泽东崇拜，曾国藩的交际、治家、教子智慧也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在毛泽东早年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曾文正八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

韶山冲于毛泽东而言，最主要还是其革命的起点。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将年幼时在母亲影响下形成的朴素的慈悲情怀，升华为为穷苦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与堂弟谈及父亲从堂叔毛菊生手中买水田的事：

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在没有行程安排的情况下，毛泽东来到父母的坟墓前，深深地鞠了3个躬，小声说了几句话：“前人辛苦，后人幸福，下次再来看你们。”当天晚上他和陪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不讲迷信，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长，不能忘。”这一刻，早已以身许国的领袖，应该是无限怀念父母在家的日子，感念父母亲的养育和教诲之恩。

革命之家：毛家人的家国情怀

1919年，母亲去世一个月后，毛泽东把悲伤而操劳过度的父亲接到长沙休养、散心。这年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毛泽覃兄弟陪父亲在长沙照相馆合影留念。毛泽东用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孝心。三个半月后，辛苦劳作了一生的毛顺生在韶山冲去世。毛泽东因在北京忙于学生运动，没能回家奔丧。毛泽覃在长沙上学，也没回家。只有毛泽民夫妇和菊妹子（毛泽建，过继到毛泽东家的堂妹）在家料理。

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老家过年。正月初八是文七妹的生日，这天晚上，毛泽东兄弟三人和妹妹毛泽建、二弟媳王淑兰等人围坐在火炉旁，谈论家事。作为兄长的毛泽东要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跟他到长沙读书。

24岁的毛泽民舍不得丢掉这个家，他问毛泽东：家里的房子怎么办，田地怎么办？毛泽东谈了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教育弟弟国难当头，要舍家为国，出去闯世界。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

就这样，到长沙后，毛泽东安排弟弟妹妹们进学校“充电”。毛泽建到女子职业学校读书，当年还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毛泽民先是被哥哥安排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附小当庶务，后到湖南自修大学勤工俭学。1922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妻子王淑兰也从一个农家妇女，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毛泽东的培养下，毛泽覃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1922年秋冬之交，他到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学习，并响应毛泽东号召，到长沙坡子街码头创办工人夜校，教工人学文化，后来，他担任了湘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毛泽东的劝说下，毛泽覃的妻子赵先桂也到长沙读书，1920年加入了新民学会，192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间，毛泽东和杨开慧在两情相悅的基础上组建了家庭。他们相约“不作俗人之举”，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有“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的爱情和志同道合的共产主义信念！

至此，毛泽东把他的全家带到了新的起点，他们共同站立在时代潮头。从此，他们的家与国密切联系在了一起。

从毛泽东带着全家干革命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毛家人为中国革命洒尽了热血。1950年，毛泽东曾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28年8月，毛泽建（毛达湘）被国民党地方当局杀害，年仅24岁。其丈夫陈芬被砍头示众，年仅25岁。

1930年11月，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年仅29岁。

1935年4月，毛泽覃在湘赣边界为掩护游击队员脱险而牺牲，年仅30岁。

1943年9月，毛泽民被新疆军阀盛世才下令用麻绳活活勒死，装进麻袋埋了起来，那年他47岁，死前饱受敌人酷刑70多天。

1946年8月，毛楚雄（毛泽覃与周文楠之子）被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五花大绑，活埋在城隍庙后槛下的小渠旁。牺牲时仅19岁。

1950年11月，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前线，年仅29岁，结婚刚一年多。

毛家的媳妇们，除杨开慧、贺子珍外，其他人也都参加了革命，饱尝艰辛。有的历经动荡年代婚姻阴差阳错的痛苦，有的承受丈夫、儿子牺牲的悲痛，有的战火中与幼儿生离死别，有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1930年，毛家有三位妻子同时蹲着国民党的监狱。一位是杨开慧，带着孩子毛岸英。另两位是她的二妯娌王淑兰、三妯娌周文楠。

毛泽东的家是彻底革命的家。为了革命和信仰，毛泽东一生多次被告知亲人牺牲的消息，即使新中国成立了，他依然要在几近花甲之年面对痛失爱子的现实。“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这是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时说的一句话。但是，儿子到朝鲜战场仅34天就牺牲，只有身为父亲的毛泽东才能深切体会那种锥心之痛。毛岸英牺牲后，并没有像当时那些朝鲜战争英雄一样受到高规格的表彰，当时也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纪念奖章。只有父亲毛泽东悄悄收好了儿子的一件棉布衬衣、一顶蓝色军帽、一双灰色沙袜，把它们藏进衣柜，一藏就是26年……直到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遗物时，才被意外发现。

一个人，为了信仰，牺牲个人的生命在所不惜。但要牺牲家庭、牺牲妻儿，往往就难以做到毫不犹豫了。

毛泽东做到了：毛泽东一家人都做到了。

简朴之家：“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从事革命以来，家庭生活较为安稳的时期。刚到陕北时，在保安县，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进这座窑洞，亲眼目睹了毛泽东一家的艰苦生活：

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随，空无所有，只挂了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

到了延安，毛泽东一家生活仍然很艰苦。衣着形象上，毛泽东与普通土兵并无二致。寒冬腊月，别人穿上了新发的棉衣，毛泽东却执意继续穿袖口都开了花的补丁棉衣。

1939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封锁，加上日军的“扫荡”，延安迎来了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军民们几乎到了没衣穿、没油吃、没鞋袜穿、没被子盖的地步。毛泽东开会作报告，也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

为此，毛泽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他带头在杨家岭窑洞山下的沟渠边，亲手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辣椒、茄子等蔬菜。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夫人江青（1938年11月，毛泽东与江青正式结婚）也参加了大生产。1939年2月，她去南泥湾劳动6个月，织了10件毛衣，全部上交。

1947年3月，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擦脸擦脚都是用同一条破毛巾。卫土劝他添一条毛巾，他风趣地说：现在行军打仗，脚比脸更辛苦，如果分开，脚会有意见的。再说，如果全军每人节省一条毛巾，其费用足够打次沙家店战役了。

抗战时期的1938年，毛泽东曾在八路军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母亲七十大寿之际，制作了“国之贤母”（林伯渠书写）的寿幛，并亲笔签名“敬祝”，要他转赠其母，以表彰姜家的优良家风。但轮到自己，毛泽东则很反感给领导人祝寿送礼这样的不良风气。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指出：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1953年8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强调了这些规定。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一个良好的风气关乎中国革命的胜利、关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在中南海的毛家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这一点，毛泽东在要求家人的同时，自己先做了表率，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也都按照党的政策制定了实施办法。

在国家建设时期，群众购物要用票证。毛泽东的家和普通家庭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据资料，毛泽东家遗留下来布票、棉花票等各种票证共300余张，其中棉花票18张，布票35张，粮票156张，肉票2张。一次江青买蚊帐，布票不足，只好借了别人一些。毛泽东家的收支账记录了毛泽东一家从1952年到1977年的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也见证了共和国领袖的简朴家风。如1969年10月20日至12月7日，毛泽东在武汉付洗衣费2.10元;1963年11月24日，修小锅换底一个，1.10元。

进京后至1966年，毛泽东长期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一所简单的四合院里，房内没有豪华的摆设，唯有老式的家具和大量的书籍，四张用了十几年的沙发，绿色灯芯绒的坐垫和靠背早已磨光，木架扶手的油漆已经脱落，盖了10多年的毛巾被上重重叠叠地缀满了60多块补丁。据说他进城后一直未用过香皂，就连一个空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涂上磷硝水继续使用。

毛泽东的睡衣是一件棉织品，他特别喜欢，整整用了20年。睡衣破了补，补了又破，最后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旧了，就要求换一件新的，但毛泽东不同意，他说：“习惯了，还是这件补丁叠补丁的好穿。”这件睡衣到1971年“退役”时，已缝了73个补丁。

毛泽东经常告诫子女，学习和事业要向上看，但生活要向下看。据女儿李敏回忆，毛泽东经常要求子女们艰苦朴素。1949年10月，毛岸英、刘思齐结婚。毛泽东特地询问了儿子“你们准备怎么办婚事？”当听到儿子说“越简单越好，不用花钱买东西”时很高兴：“不花钱办喜事，这是喜上加喜。浪费可耻，节约光荣，还是应该艰苦朴素。”婚宴上，毛泽东送给儿子儿媳妇的新婚礼物是一件旧呢子大衣，并风趣地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这件大衣，是我在重庆谈判时穿的。白天岸英穿上可以防寒，晚上可以当被子盖，你们俩都有份。”1959年8月，李敏结婚，毛泽东自己花钱办了3桌喜宴。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结婚。毛泽东派人送去一块手表和一台熊猫牌收音机作为礼物，这已經体现了毛泽东对毛岸青的格外疼爱之心。1970年，女儿李讷在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结婚，毛泽东只送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一生过着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哪怕贵为一国领袖。艰苦朴素是毛泽东家风的又一醒目标签。

原则之家：“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

众所周知，毛泽东处理亲情问题上提到过三条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纵观毛泽东一生，他正是按这三条原则来处理亲情与党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的。

早在延安时期，韶山的一些亲友听说毛泽东在陕北立住脚了，也前去投奔革命队伍。对他们的革命行为，毛泽东表示欢迎。但当他们提出特殊要求时，毛泽东始终坚持公事公办，“做事论理论法”。

1937年，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打听到毛泽东的下落，捎信给毛泽东诉说家中的困难，并提出到延安谋职。毛泽东回信说：“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人情况。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路费。”他请表兄并转告韶山亲友，“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的一些亲朋好友和一些乡亲们，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要求，有些要求使毛泽东很为难。尽管毛泽东是一个特别念旧情、念亲情、念友情的人，但他对一些亲友提出的违反原则的要求，从来都是态度鲜明地拒绝，但为不伤情面，总是向他们耐心讲明道理，并自掏腰包，接济他们。

湖南毛泽东遗物馆陈列有一封毛泽东回绝外婆家15个人请求照顾的信件，这封请求入学、工作等照顾的书信转交到毛泽东手里，他在信的页眉批示了一行字：“许多人介绍工作，不能办，人们会说话的。”

外婆文家与毛家是患难与共的亲戚。每当毛泽东一家困难时，外婆家总是伸出援助之手。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给外婆家的人写信12封，邀请各位表哥多次到京叙旧，他们的路费、住宿费、零用钱和礼品都是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支付的。

针对外婆家有的人从北京回去后，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也不太服从管理，1954年毛泽东专门给当地政府写信说：“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和政府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

毛泽东同样关心着韶山冲的族人。现存毛泽东给韶山冲族人的亲笔信有37封，通信人近20位。新中国成立后，他邀请韶山冲族人8人16次赴京游玩，自己掏钱为10多人次解决生活困难。

有一次，毛泽建的弟弟毛泽连和表弟李轲来北京看望毛泽东。在京期间，李轲请求毛泽东在北京或湖南给他找份工作。毛泽东严肃而又温和地说：“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你们都是种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种田、种菜、喂猪稳当些。”毛泽东见两人没说话，接着又说，“我现在当了国家主席，这是革命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像封建社会一样，一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福利。”

临别时，毛泽东把自己正穿的一件大衣送给毛泽连。同时让他们捎几封信给毛家的亲友。毛泽东对毛泽连说：“九弟，回去以后，如有困难，不要去麻烦政府，你的困难我知道，我今后能帮助你接济点就接济点。你是我的亲戚，凡事要带个好头。”

1952年，毛泽连的母亲去世，毛泽东寄去人民币300万（旧币）元，部分作葬费，部分留给毛泽连治病。此后，他多次给毛泽连寄钱，帮助孩子们上学。直到晚年躺在病床上，毛澤东还对女儿李敏、李讷说：“在乡下，你们还有两位叔叔，生活都很困难，你们要常去看看他们。”这里所说的两个叔叔，就是毛泽连、毛泽嵘。李敏、李讷分别于1977年和1984年回韶山看望他们。

新中国成立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希望毛泽东给他在北京安排工作。他托人要毛岸英做毛泽东的工作。毛岸英回信批评舅舅杨开智“这种做法是与共产主义思想、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的，与人民大众的利益不相容的，是极不公平，极不合理的”，表示“我非常替他惭愧”。毛泽东为此给湖南省委负责人写信：“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他又给杨开智写信：“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

在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下，江青对自己的亲戚要求也较严。1960年，她得知在济南生活的同父异母哥哥李干卿要求到北京工作。江青为此专门给李干卿写信，告诉他：

你不要来京，因为找不到职业，你应好好地在目前的职位上工作，能够有工作有饭吃就是好的。……我们是劳苦家庭出身，应刻苦生活，努力工作！

相比之下，毛泽东对自己的老师则格外敬重。1951年，毛泽东邀请他的老师李漱清、张干等进京做客。在家里，介绍了客人后，毛泽东特地对李敏、李讷说：“你们平时说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都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毛泽东在与老师们畅叙了旧情后，又安排他们体检，游览京津名胜古迹，并邀请老师们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了国庆两周年的庆祝活动。临别，毛泽东再次宴请老师们，并交代说：“我已告诉秘书做好三件事：每人做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再送人民币100万（旧币）元。你们送了家乡特产，我没得特产送，就是这‘三个一。如今我并不富，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要什么就有什么。”最后，毛泽东与他们合影留念，并将他们送至家门口。

“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熟读史书的毛泽东深谙这个道理。毛泽东一生任要职无数，但老家亲友从未据此“沾光”。毛泽东也从不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力、影响力为家乡及亲友谋取特殊的利益和照顾，真正书写了一个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人民至上的家国情怀，

和谐之家：“莫煞孩子们的风景”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曾建议全党读《触龙说赵太后》，感受“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提出的正是“怎样才是爱子女”“怎样才能正家风”的问题。他还曾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过几本书，其中便有《霍光传》，目的就是强调“要认真看书学习，要管好自己的子女”。

毛泽东特别注重磨练孩子们的体魄和革命意志。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并没有安排他留在舒适的环境，而是安排他跟着延安的劳动模范吴满有，从事了50多天的劳动锻炼。毛岸英很快学会了驮粪、刨地、犁地、播种、上山打柴等农活。毛泽东站在窑洞前，摸着儿子起茧的双手，满意地说：“这就是你在‘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书！”此后，毛岸英又随中央土改工作团，到晋绥临县的郝家坡、山东阳信县参加土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岸英义主动要求到北京机器总厂锻炼，熟悉现代化生产技术和企业管理工作。

在毛泽东看来，毛家的孩子是没什么特殊性可言的。延安时期，李讷从小和战士们一起吃大锅饭。在转战陕北最困难的时期，她举着小碗，与战士们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黑豆。1945年，毛泽东给即将赴东北工作的侄女毛远志（毛泽民和王淑兰之女）写下了这样的赠言：一、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无沦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毛泽东的专用汽车，毛家的孩子们不能随便使用。如使用要按有关规定申请，等候批准。若是生病用车，必须是发烧38度以上，而且是上医院才行。李敏、李讷上中学，开学报到时，学校要求填家长的姓名，毛泽东对保健医生王鹤滨说：“既然是你带去的，家长当然就是你了。”李讷生病住院，要填写姓名，她就填了“沈娟”，说是毛泽东身边保卫人员沈同的女儿。对于子女的生活安排、工作去向，毛泽东从不干预，从不为子女说任何话，全由组织上处理。

毛泽东不准子女们和他一起吃饭。毛泽东有他的原则：自己吃的小灶，是人民给他的待遇，子女们不应该享受，他们就应该吃食堂。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读大学，两三周回家一次，她每天也在挨饿。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曾悄悄给她送去一包饼干。毛泽东知道后，严肃批评李银桥道：“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低声争辩：“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三番五次告诫子女们和侄子辈：“任何时候都要记住，你们是毛泽东的子女，时时、处处、事事，都要夹着尾巴做人。”“要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愿意子女们依靠他的威望和地位在社会上生存，不允许他们以他的名义和权力去寻路子、谋私利。这也是为何毛泽东的后人至今低调行事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告诫他们：“靠毛泽东不行，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努力、去奋斗。不要把我挂在你们的嘴边上去唬人。”他对李敏说：“告诉人家你是解放军的干部，也不要说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岸英为国牺牲12年后，刘松林（刘思齐）一行赴朝鲜给毛岸英扫墓。临行，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为每人置了身新衣服，并叮嘱说：“你们去看望岸英，这是我们家的私事。不准用公家的一分钱;不要惊动朝鲜的同志;住在大使馆里;也不要呆得太久。”

毛泽东对子女们而言，既是个严父，也是个慈父。虽然国事繁忙，但他并未因此疏忽了当父亲的责任。对孩子的学习、身体健康和为人处世，他一一过问，倾注了大量心血。

1937年，毛泽东在得知毛岸英、毛岸青在苏联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从此常写信鼓励他们。1941年，毛泽东给他们写了封长信，对他们的学习问题谈了具体意见：“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毛泽东曾两次给他们寄书，第一次寄没能收到，第二次寄的是毛泽东亲自选的共21种60本书，包括经济、哲学、历史、古典文学和武侠小说等。

李敏小时候长时间在苏联，回国时，不认识汉字。毛泽东就亲自教她读古文诗，亲自写字帖让她练字。李讷天资聪颖，受毛泽东的熏陶，喜欢文史。读初中时，她就背诵父亲亲自圈划批注过的1 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篇赋，共计1590首。这与毛泽东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幼年时吃过棍棒式教育的苦头，他要求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替他照顾孩子们时“莫多干涉孩子们的事，莫管得太严，束缚了孩子们的行动”。他常常说“莫煞孩子们的风景”。他总是注意发现孩子们在学习和思想上有什么问题，及时耐心地指点、关心。

在儿女的婚姻家庭问题上，毛泽东从不生硬说教，而是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据李敏回忆，毛泽东一再让她看京剧《打金枝》。这个戏讲的是唐代宗之女升平公主，嫁给汾阳王郭子仪第六子郭暧为妻后发生的事情。1957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看《打金枝》时，对身边的周恩来和彭真说：“郭子儀的儿子与皇帝的女儿结婚后闹矛盾，两人都各自批评自己的孩子，矛盾很快解决了，这很好啊！”李敏、孔令华夫妇婚后生活和谐，家庭幸福，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用心良苦的教育。

毛泽东的家庭，有着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和20世纪时代浪潮共同熏染的斑斓底色，也有着革命领袖家庭独特的韵味和风采。毛泽东的家风，是革命伟人的家风，足以让普通人敬仰;毛泽东的家风，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家风，足以给普通人以启发。正如《毛泽东家风》一书提到的：“今天的人们更多地是怀着一颗平常心，希望从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和他的家庭身上，寻找人生的启示和参照。”

古人云：“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家风，对普通人而言，它是一个社会的风气，而对领导干部而言，它还关系着党风政风。笔者在此挂一漏万地展示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多个侧面，就是希望毛泽东的优良家风，作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能够感染新时代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进而为新时代中国社会和家庭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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