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民 崔思鹏

摘要：近代世界的全球化是一个全方位进程，世界市场尤其是成瘾性消费品市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全球化也大大拓展了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的影响范围。烟草作为带有一定危害性的成瘾性消费品，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由美洲大陆走向全球，成为全世界普遍嗜好的世界性商品，因而烟草不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烟草最初于明代中后期以制成品的形式传入中国被广泛吸食利用，随即引起烟草作物在中国引种推广之风的盛行，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生产与社会生活等发生变迁的重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成瘾性消费品;全球化;近代世界;烟草;中国;传播及影响

作者简介：仲伟民，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085）;崔思朋，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5）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3.016

烟草是人们日常使用的“嗜好品”，1亦被称为成瘾性消费品，其种植和吸食行为最早起源于中南美洲，随着15世纪以来新航路的开辟而传向世界各地。烟草最初以制成品的形式传入中国，汤开建等认为：“由于葡萄牙与西班牙将美洲烟草迅速传播，烟草产品的消费很快广泛渗透到整个亚洲，可以说到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时，烟草已经成为亚洲很多国家部分地区极为重要的消费品。”2因此，烟草是以吸烟之风在中国各地流传为“开路先锋”，然后再作为一种作物迅速在各地被广泛引种和加工的。3烟草的这种二重角色在时间上是前后相继出现的，这也是烟草与其他外来作物在中国传播的最大不同之处。

目前，学界有关烟草在我国传播、引种推广及产生的影响等做了大量研究，对于烟草在我国的前世今生以及影响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1烟草成为世界性成瘾性消费品是近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烟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被纳入全球化体系的重要体现，这是以往学术研究中有所忽略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18—19世纪烟草及其他成瘾性消费品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说明成瘾性消费品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经济及近代世界全球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2

一、烟草传播：近代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世界

（一）烟草在新航路开辟后广泛传播

烟草、咖啡、鸦片等属成瘾性消费品，成瘾性是指此类商品的某种特性，学术研究中的成瘾性应是一个中性概念，戴维·考特莱特指出：瘾品“泛指各类合法与非法、温和与强效、医疗用途与非医疗用途的麻醉及提神物质。因此，含酒精与咖啡因的饮料、大麻、古柯叶、可卡因、鸦片、吗啡、烟草，都算瘾品，海洛因、脱氧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以及许多其他半合成物质与合成物质，也在其列”。3这些瘾品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使用之后容易上瘾，如彭慕兰所说：“17世纪时，全球各地的有钱人开始饮用、吸用、食用来自遥远异地的珍奇植物。咖啡、茶叶、可可豆、烟草、糖，约略在同一时期成为大受欢迎的东西。欧、亚洲的消费者都不能自拔地爱上这些美洲、亚洲、非洲的产物。有三百年时间，它们是世界贸易领域最珍贵的农产品……有时，它们在消费国里被列为违禁品，如咖啡和烟草。但它们的魅力实在太强，最后一个又一个的政府决定，与其花费巨资防范人民上瘾，还不如向享用这些美味东西的人收税，同意人民使用，甚至栽种这些植物。”4受此影响，包括烟草在内的成瘾性消费品在新航路开辟之后走向世界，并受到极大欢迎。

成瘾性消费品烟草的世界传播得益于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时，世界形势有了新的变化，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及对地中海地区的实际控制，导致出现“地中海贸易相对于其他潜在的贸易更不安全”5的商业危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控制了欧洲和亚洲的陆上通道，西欧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所需的货币与原始资本积累需求，开始探索从海上通往亚洲及东方的新线路，葡萄牙与西班牙成为主要推动者。这场探险运动的突出成就之一便是发现美洲新大陆，极大地推动了各大洲之间的往来。安格斯·麦迪森统计了7个欧洲国家从1500—1800年间抵达亚洲的船只及白银数量，船只从最初的700多艘增长到了6600多艘，美洲到欧洲的金、银贩运量在这300年间更是分别增长了20倍和10倍，中国的白银进口量则从1550年的2244吨增长到1700年的6951吨。6正是由于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7那些新大陆的全新作物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而传到世界各地。

就中国而言，美洲作物在明清时期被大量引入是一个显著特点，传入中国的美洲作物计有玉米、番薯、马铃薯……陆地棉、烟草等近30种。1从15世纪开始，“地理大发现引起了全球范围内农作物的大传播，从而深刻地、永远地影响了人们的物质生活”。2烟草就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带给中国以及世界的新作物，布罗代尔指出：烟草原产于新大陆，哥伦布于1492年11月2日抵达古巴时看到当地土人卷烟草吸用，这一植物带着它的（加勒比或巴西）名称随着哥伦布的足迹传入欧洲。3但星川清亲则认为，烟草是1518年哥伦布第二次远航探险时被随行的罗曼伯恩带回西班牙的，自此而后烟草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种植与传播。4但至迟在1558年时，烟草种子就已传到欧洲，并随着殖民者足迹迅速传遍世界各地。51571年，烟草传入亚洲的菲律宾。6无论以哪一时间为准，烟草最初都是随着哥伦布远洋航行首先传入欧洲，而后传入亚洲及非洲各地的。

烟草的世界传播引起了普遍的吸烟风气，带动了烟草及其制成品的巨大市场消费需求，如美洲在与非洲、欧洲所进行的“三角贸易”中，烟草成为重要商品。16世纪中叶葡萄牙在巴西进行殖民时，运往欧洲的商品货物包括“糖、棉花和烟叶”。7美洲无疑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烟草产地，如英国在1585年之后开始进口来自弗吉尼亚的烟草，弗吉尼亚成为当时北美地区的烟草贸易中心。8除进口大量烟草制成品外，欧洲殖民者也将烟草作物带回本地进行引种与推广，因此，“全球化进程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5世纪已经开始。地理大发现之后，新旧大陆之间的交流互动变得频繁而密切，当时工业革命尚未起步，农业因素成为大洲之间相互交往的主要动力”。9由此可见，烟草在世界各大洲间的传播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对早期全球化的出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成瘾性消费品的全球流行，出现在大航海后的一两百年时间。也就是说，大航海是成瘾性消费品在全球传播的一个重要契机，如果没有大航海，这些消费品的传播速度不会如此之快。就烟草而言，在近代世界形成以前还是一种美洲大陆的区域性作物，但随着新航路开辟，烟草迅速传遍全世界。关于美洲作物的价值，彭慕兰指出：“有时，历史的重大转折，隐藏在不易察觉的小事物上。西班牙人征服美洲大部地区时，欧洲人所为之雀跃的东西是美洲的金、银。随着其他欧洲人跟进来到美洲，焦点转向烟草、咖啡豆、可可、糖这些珍奇农产品的出口。这些产品全是美洲作物，或者可以在美洲以前所未见之规模栽种的作物。”10烟草无疑就是这种美洲作物，作为大航海之后走向世界的成瘾性消费品，既是近代全球化影响下的产物，同时也对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烟草在明清以来中国的迅速传播

任何作物的推广都离不开经济因素的作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自古如此。烟草自明代传入中国以后得以迅速推广，除其自身作为成瘾性消费品吸食容易成瘾之外，也与其特殊的药用价值与作为经济作物能带来很高的经济效益相关，尤其是到了清代，种植、生产及经营烟草可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是烟草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明清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中，“经济类作物在种植结构中具备了愈来愈重要的作用”。1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激增，可供耕种的土地面积相对不足，种植烟草便成为很多地方农民的优先选择。

烟草最初传入中国主要作为药用，这对其传播推广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对于烟草的药用价值，明末成书的《露书》记载：“吕宋国出一草曰‘淡巴菰，一名曰‘醺，以火烧一头，以一头向口，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且可避瘴气”;“淡巴菰，今莆中亦有之，俗曰‘金丝醺。叶如荔枝，捣汁可毒头虱，根作醺”。2清朝人对烟草药用价值的认识更深刻，如汪昂在《本草备要》谈到烟草的药用功效时说：烟草“辛温有毒，治风寒湿痹，滞气停痰。……烟筒中水，能解蛇毒”。3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写道，“醺烟气从管中入喉，能令人醉，亦辟瘴气。捣汁可毒头虱”;并指出，说鼻烟可以“明目，尤有辟疫之功”。4吸食烟草能够辟瘴气的特殊药用功效对当时中国人的实际效用更明显，如《不居集》里说道：“烟之性，辛温有毒。其治风寒湿痹，冷积寒痰，山岚瘴气，其功不泯。”5具体如地处高寒地区的张北县，“普通嗜好，人人嗜吸旱烟，喝烧酒，好骑马，喜养看家狗。此种嗜好，一則因气候之关系，一则因环境之关系不得不，然亦非恶习也”。6

有关烟草药用的历史记述不胜枚举，在此不做过多赘述。正是由于烟草能够驱避瘴气的独特用途，清廷官方也在下令禁烟时对有瘴气之地特许烟草种植或使用，如方苞指出：“但闻塞外军前苦寒之地，岭南瘴疠之乡，行旅风雪之晨，烟亦有小补焉。若诏定经制;塞外弛禁，惟不许入塞。各直省郡、州、县城内隙地，亦得种烟，则以御瘴疠，资行旅，有余裕矣。”7宋令军也指出：“烟草在传入中国的美洲原产农作物里面传播种植的速度最快。由于烟草的药用功效，使得烟草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从而促进了烟草种植的发展和吸烟风气在全国各地的蔓延。吸食烟草能够起到提神、醒脑、消遣、排忧和解除疲劳的效果。”8因此，烟草药用价值对其在明清以来中国的推广产生了深远影响。加之烟草吸食具有兴奋和攻毒祛寒的功效，后成为大众嗜好品，迅速发展，很快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9

在中国，将古代基层社会概括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学界存在既久的观点，禁锢了几代学人的思维模式。尤其是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明清史研究，是建立在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迅速崛起与以中国为代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形成的巨大反差”的基础上。10在此认识基础上，以往学术研究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勾勒为“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景象，这意味着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物资多是在自己“生产—消费”的闭合循环中。但人们所需生活物资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实际上导致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难以实现，因而以经济类作物为商品的商业活动始终都存在于古代中国的基层社会，经济类作物的种植与生产多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且始终存在，烟草无疑是具备了被广泛种植的社会基础。

明人就已对种植烟草的利润意识到：“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1在明末清初的关外地区，“人至以匹马易烟一斤”。2清初王士祯在《香祖笔记》中写道：“田家种之连畛，颇获厚利。”3此外，赵古农《烟经·题词》中收录这样一首诗：“村前几稜膏腴田，往时种稻今种烟，种烟市利可三倍，种稻或负催租钱。”4这首诗对清代种烟占用耕地及种烟经济收益做了生动描述，在此影响下，促进了烟草种植的进一步发展。《临汀考言》中曾记述道：“汀属八邑，僻处深山，本无沃野平原，尽系层峦叠嶂。……自康熙三十四五年间，漳民流寓于汀洲，遂以种烟为业。因其所获之利息，数倍于稼穑，汀民亦皆效尤。迩年以来，八邑之膏腴田土，种烟者十之三四。”5以山东为例，光绪年间，山东“（临朐和临淄）两县农民有千分之一种植烟草，收入颇丰，每亩约产烟叶一千斤，每斤平均约售银元六分……自行耕种自有土地的农民，每亩烟田可获约六十元的收益”。6山东烟草种植在民国以后仍是有利可图，“最好的年份每百磅能卖五六十元，年成好的时候，每亩可出产烟叶四五百磅，一亩田就有二三百元的出产”。7可见，烟草种植的经济收益远高于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促进了其在明清以来中国的广泛种植。

经济价值对烟草自明清以来在中国传播推广的影响显著，蒋慕东等援引日本学者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学者拉坦的“诱致性技术发明与体制创新理论”8分析指出：“人多地少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中国农业变迁的方向总是使用丰富的资源（劳动力）代替稀缺资源（土地），‘精耕细作，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力以增加产出。明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时期，随着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和人口急剧增长，人口稠密地区已经无法维持传统的以自家消费为主的粮食作物种植形式。它迫使人们不得不放弃田园牧歌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代之以种植获利较高的商品性作物，以便在狭小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收益。”9黄宗智也指出：对于有条件雇用工人和进行投资的较富裕农场来说，种植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提供了升入较高社会阶层的机会;对一般的家庭农场而言，种烟草与棉花更能充分运用家庭劳动力;至于土地短缺压力更大的农民，种植棉花和烟草可以提高维持生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和贫农共同推动农业的商品化。10烟草无疑是一类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且经济收益较高的作物，因而其在明清以来中国乡间得以广泛传播引种，也即在人口数量增加但土地相对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种植烟草可以获取更多收益。

此外，随着烟草成为明清中国社会普遍吸食的消费品，烟草贩运也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记载了他年轻时从福建贩卖烟草获利养家一事：“余年十岁，即从先季父宦滇南。甫一年，季父殁，仅存庶父庶兄，旅食惟艰，庶兄无可如何，乃请于庶母，交簪珥为资，去闽越贩烟。是时国朝新定西南，文武军民均盛吸烟，烟大行，由是家亦稍给。”11根据李伯重的估计推算，19世纪初期中国长途贸易中烟草的价值很可能超过1000万两。12此外，烟草种植或经营也能带动人们致富，如《清稗类钞》中曾记录了“郑翁以烟叶致富”的故事，即鄞人郑翁自幼孤苦伶仃，行乞为生，但后来通过贩运烟草维持生计，获利颇丰，几年的时间，便“积资巨万矣”。1因此，种植或是经营贩运烟草的较高经济收益，对其在明清中国的传播推广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烟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畅行无阻，明清政府也下令禁种或吸食烟草，如明崇祯十二年（1639）与崇祯十六年（1643）两次下令禁烟，杨士聪《玉堂荟记》载：“己卯（1639），上传谕禁之，犯者论死。”2清李王逋《蚓庵琐语》也载：“崇祯癸未（1643），下禁烟之令……民不奉诏。寻令犯者斩。”3虽然崇祯年间严令禁烟，但却难以遏制烟草的种植与传播推广，明人方以智对此指出：“崇祯时严禁之不止。”4清朝成立之前，皇太极于天聪八年（1634）十二月下令禁烟。5最终未能取得多大的實际效果，至崇德六年（1641）二月便下令允许种植与吸食烟草。6到了雍正及乾隆时期，清政府又严令禁种或是贩卖烟草，如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下令禁烟并指出：“至于烟叶一种，于生人日用毫无裨益，而种植必择肥饶善地，尤为妨农之甚者也。”7到了乾隆时期，方苞指出：“臣闻善富天下者，取材于天地，而愚民所习而不察者，夺农家上腴之田，耗衣食急需之费，未有如烟者也。”8方苞也上疏奏请禁止种烟，指出：因“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9但雍乾时期禁烟令取得的实际效果更小，烟草种植与吸食之风自此开始席卷全国，以致出现“北至松花江，南至雷州半岛，东起胶州湾，西至甘肃、新疆等地都有烟草种植。并且形成一些比较集中的产烟区和一些著名的烟叶产品”。10

二、烟草引入：中国农业生产结构的新变化

中国出产作物中约有三百种属外来作物，这些外来作物经过中国人的不断选择与本土化培育，逐渐融入中国农业生产之中，烟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烟草传入中国后被迅速传播引种，并开始抢占耕田。烟草的广泛种植直接导致中国农业生产结构有了新变化，尤其是经济类作物所占比重持续提高，全国范围内几类主要经济作物在19世纪中叶至清末的生产及经济价值等如表1（见下页）统计。

由表1所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清代全国范围内烟草在各主要经济作物中所占耕地面积、总产值、增加值及所占比重稳中有升，这也表明烟草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逐渐显著，越是到了清后期及民国时期，烟草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越显著。因此，烟草离开美洲传入中国后取得了甚至比原产地更迅速的发展，诚如彭慕兰所说：“致瘾性食物愈来愈普及，愈来愈受看重，它们最初的历史也随之受到遗忘。它们不再标举自己的发源地，反倒成为消费国的文化里最重要的部分。消费国的代理商将这些致瘾性食物移植到世界各地，原产国失去了对它们固有权利。”11烟草在明代传入中国之后出现了广东、福建、辽宁三个烟草种植中心。12到了清代，烟草种植可谓遍及全国，同时也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烟草生产的集中分布区，我们选取山东与河南为个案加以介绍。

        案例之一：山东。烟草最迟在明清之际就已传入山东，其根据是蒲松龄于康熙年间所撰《农桑经》一书对烟草栽培、田间管理、收获及加工制作等的详细记述。1至乾隆时期，山东的烟草种植已相当完善，据乾隆《济宁直隶州志》记载：当地农民“种烟者，其工力与区田（是指投入相当多的人力、物力）等而不畏其难者，为利也”。1到了清末民初，山东地区形成了“以潍县、安丘、益都、临淄为中心的沿胶济铁路一带的烟草种植区域”。2大公报记者途经山东时对所见记述道：“余方自济南向潍县进行之间，默见两旁田野，每见蓬蓬勃勃如崧圃，如菜圃者，询之，则曰：此烟草也。该处种植烟草者，大抵十之二、三。由是而二十里堡以及坊子，四望平畴，青翠欲滴，周围五、六十里间，其烟草殆遍地皆是。尝与彼都人士晤谈，知鲁省产品，以烟草为大宗，将来愈讲究愈扩充，则该处土地不啻铜山金穴也。”3民国以后，国外烟种逐渐被引入，如民国初，美国商人在潍县的二十里堡和坊子附近租地试种美种烟草，“每亩产额400斤左右，每斤价值1角至3角不等。1亩地可达二三百元的收入”。4受此影响，烟草逐渐成为山东的主要农产品，因而出现“自从开始宣传外国烟种以来，在十年或十一年的时间内，青岛附近的烟叶平均价值已经增加了四倍。随着价格的增加，烟草的产量已经大大增加了……烟草的前途是光明的，烟草现在已经成为本省主要产品之一。”5清末民初以来山东所产烟草也供运销省外或其他国家，据载：“山东烟叶，销于本省之数，亦甚可观。盖本省虽仅济南有机器卷烟工厂四家，手工卷烟工厂二十六家，但农民自己所消耗之旱烟，数亦不少。至于洋种烟叶，多运出省外。省外营销地点，以国内为多，国外较次。国内尤以上海所吸收者占最多数……国外则以日本为最多。”6可见，此时山东烟草已进入国际市场。

案例之二：河南。明末即有烟草从东南沿海传入邓州，河南由此始有烟草种植。清初顺治年间，南阳晒烟“邓片”曾为皇室“贡品”，邓州一直有“纵横数十里皆烟田”的景观;7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邓州一带土产以烟叶为大宗……所收五谷不敷民食，中稳之年，尚仰给外境;81910年，邓州等地每年烟叶总产量960—1200万公斤，是全省最大的晒烟区。清代河南其他地区的烟草种植也很普遍，如禹县，烟草“无家不种，无种不多”。9鹿邑县，烟草“遍地栽之，种植尤多”。10在许昌，当时流传有“十亩地八亩烟，二亩红薯顶着天”的说法;11许昌县城西50华里的石固镇“……羡慕襄（城）地烟利厚，遂停种杂粮，改种烟草”;12许昌周边地区，农民多种烟叶，获利甚厚，根据英美烟公司阿林顿1910年的调查，许昌“每年烟叶产量为1000至1200万镑”。13西华县，全境遍产烟草。14郏县物产“以烟叶、桑为最”。15鹿邑县，清末种烟“以收获之利数倍于谷也”。16根据清末民初某年度的统计，河南烟草种植面积756 928亩，年产113 539 200斤，占全国总产量的12.84%。17民国以后，河南地区烟草种植范围更广，产地以许州及毗邻之禹县、舞阳、郊县、鲁山等县最集中，故河南烟草有“许州叶”之称，“许昌、禹县、襄城、邦县、临颖诸县，为著名的产烟区”。1民国年间，河南烟叶产量曾占全国第一位，占全国总产量几近1/4。220世纪20年代中期，许昌地区农民将大部分耕地用来种烟，甚至还有租地种烟，3其中沁阳烟草亦产出数万斤。4《河南新志》载：1929年，“烟草多产于许昌、襄城。统二县所产，每年约六七千吨，由铁路输出约二百余车。烟分美国种、中国种二类，美国种运往汉口，中国种运往郑州、新乡等处”。5烟草生产也带动了烟草贸易的昌盛，如民国时襄城全县烟行增至30余家，日成交量达14万斤，年收购量多在1000余万斤。6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河南地区烟草生产和市场多为英美烟草公司和买办商人垄断和操纵。7如1913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襄城县颍桥镇试种烤烟取得了很好效果，“种之者多获利，故效之者日众，以致现在襄城全县产烟竟达300车，许昌约200车，禹州15余车，郏县100余车”。81928年4月27日英美烟草公司给国民政府的信件中称：“许州烟叶，每年出产之价值，约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大英烟公司每年所收买者，平均约及半数，农民借此以谋生活者，为数甚众。”9

以上所述山东与河南为清代新兴起的烟草产区，但在明代就已成为烟草产区的辽宁等地烟草种植在清代以后仍较繁盛。1917年，“奉天省晒烟种植102 584亩，总产474吨，亩产46.2公斤。其中开原种植8250亩，总产100吨;西丰种植73 078.5亩，总产906.5吨;沈阳种植11 478亩，总产20吨;盖平种植420亩，总产7.5吨;宽甸种植1365亩，总产20吨”;1928年，“辽宁烤烟种植面积已经达到172 130亩，产量12 049吨”。10再如烟草传入较晚近的地区，如甘肃，“居民业此利三倍，耕烟绝胜耕田夫”。11再如青海，1933年成书的《青海志略》记载：“烟酒为不可少之日需品。烟分旱烟、鼻烟二种，烟袋、烟盒，人人皆备。”12再如贵州，据民初修《贵定县志稿》记载：“光绪十四、五年，烟叶大兴，丝烟铺至三百余家，销售极远……民国以来，有运叶烟至镇远、铜仁、洪江发庄制条丝者，有运至安顺、遵义制丝烟者。外售既多，本城之烟铺骤减。近年，本丰货良者仅五、六家，中下烟铺一、二十家，遂有一落千丈之势。”13

清末民国之后，全国各省份的烟草产量波动此起彼伏，但中国烟草产量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份额一直在增加。如1931年，山东是中国第一大产烟区，其次是四川、河南，而明清时期的烟草种植重点区除江西省外，福建、广东、山西等省份额大大下降，退为次要产区。141934年，民国17种主要作物中，烟草种植单位面积价值最高，比仅次于它的粳稻还要高50%，是棉花的两倍多、黄豆的三倍多、油菜的五倍多。1936年，四川成为全国最大烟草产区，河南、山东、江西、贵州、江苏、云南为重点产区。151936年中国烟草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50亿磅的10%。161945年抗战胜利后，烟草重点种植区域进一步向四川、贵州及河南集中，产量都在1000万担以上，而其他省所占份额继续下降。1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烟草生产量持续增加，至21世纪，美国和中国成为世界上烟草产量最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年产量80万吨左右，而中国年产量为200万吨左右，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烟草大国。2

在清代，全国范围内就已形成了几类烟草品牌，据载：“各省之有名者，崇德烟、黄县烟、曲沃烟、美原烟。”3随着烟草的广泛种植与交易，清政府也开始征收烟草税，如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面对甲午战后清政府日趋紧张的财政形势，率先在所属直隶省开办烟草税，并几次向光绪皇帝上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十四日，袁世凯奏折里说：“臣思烟酒为民间嗜好之物，无关养生本计，因拟定捐章，奏明设局，试办数月以来，解征之款，已有十数万两。如能逐渐推广，通年所入，当可集成巨款，且实有裨国计，无害民生。”4袁世凯关于征收烟草税的主张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于是煙草税在全国各地被推行。同年，“袁世凯在天津提倡‘实业新政，招股开办北洋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龙球等牌号卷烟。1906年该公司宣告破产”。5

需要注意的是，烟草种植虽然能够带来高额经济效益，但作为一种商品，种植或是经营烟草也需要巨大投入，并有一定风险，黄宗智曾指出：“商品化农业意味着更多的风险，因其需要更多的投资。”6因此，有时也会出现因将土地过多种植烟草而家庭破产的情况，如在民国初年的山东地区，193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山东调查时看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个农民种了许多烟叶，后来因为烟叶卖不出去，没有饭吃，便四处去借钱，结果还是空手回来。他跑到家里，肚子饿极了，看见厨房里热腾腾的，赶紧揭开锅子一看，却是煮着一大锅的烟叶。他奇怪极了，去问老婆，老婆恶狠狠地骂道：“叫你不要种烟，你偏要种烟，现在烟叶卖不出去，只有煮给你吃！”那个农民又气又恨，马上出去投河死了。7可见，一旦烟草销售不畅，对一般农村家庭而言极容易造成毁灭性打击。

三、烟草吸食：引起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化

社会转型是一个复杂过程，与生产方式转型相比，生活方式的转型更为复杂，也很少引人注意。生活方式在近代世界形成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生活方式如何近代化，这是一个很难测定的指标，但是我们无可否认，成瘾性消费品在近代生活方式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戴维·考特来特指出：“例如酒类、烟草、含咖啡因植物，以及鸦片、古柯叶等瘾品的全球性流通，都是蓄意促成，也是以营利为出发点。这不仅改变了数十亿人口的日常生活，也连带影响了环境。”8可见，烟草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对中国及整个世界生活方式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社会上普遍的吸烟风气

烟草自传入中国以来，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吸食之风，很快便同酒、茶并列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嗜好之物。明人张岱在《陶庵老人梦忆》里说：“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9明人张介宾在《景岳全书》中谈及烟草时也说道，“烟草自古未闻，近自我明万历时，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地土皆种植之”;并且意识到烟草的防瘴效果，“力强气胜为优也，求其习服之始，则向以征滇之役，师旅深入瘴地，无不染病，独一营安然无恙。问其所以，则众皆吸烟。由是遍传”;还指出了烟草的成瘾性，“今则西南一方，无分老幼，朝夕不能间矣”。1由此足见烟草在明代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

清初沈李龙在《食物本草会纂》里说：“普天之下，好饮烟者无分贵贱，无分男妇，用以代茗代酒，刻不能少，终身不厌。”2对于烟草与茶、酒并列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嗜好消费物品，《淡巴菰赋》也载：“将以解忧则有酒，将以消渴则有茶。鼎足者谁？菰材（即烟草）最嘉。”3可见，烟草已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在一些茶馆里，吸烟与喝茶往往是相伴而存在的。《清稗类钞》中“茶肆品茶”条记载道：“乾隆末年，江宁始有茶肆。鸿福园、春和园皆在文星阁东首，各据一河之胜，日色亭午，座客常满。或凭栏而观水，或促膝以品茶。皋兰之水烟，霞漳之旱烟，以此而至”;“上海之茶馆，兼售烟酒”。4可见，烟草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所占有重要地位，且吸食烟草在各个社会基层中都极为普遍。

如社会上层的官宦显贵，《清稗类钞》载：“康熙时，士大夫无不嗜吸旱烟，乃至妇人孺子，亦皆手执一管，酒食可阙也，而烟决不可阙。”5在皇宫内，马德清在《清宫太监回忆录》里描述小太监侍候主人吸烟情景时说道：“又比如主子吸水烟的时候，你得跪在地上，把仙鹤腿水烟袋，用手握紧，小水烟袋你得站着捧在手里，随时装烟，吹纸煤儿……那时候清宫里的主子抽水烟、旱烟成了生活中的常事。一般是饭后抽水烟，平时抽旱烟，用不着主子吩咐，到时候得准备好，捧上去。”6再如地位较高的臣属，如深受慈禧恩宠的小德张，清朝灭亡后，小德张搬到天津租界居住。他有一间专门用以收藏上好鼻烟的房子，据洋古董客福开森言，小德张收藏的鼻烟，论值论量，在全世界收藏鼻烟专家里，总有十名以内。7可见，烟草在清代社会上层官宦显贵中受到的普遍欢迎。

再如文人，董潮《东皋杂钞》云：“烟草本夷种，嗜之者始于明季。近日士大夫习以为常，大庭广众中以此为待客之具，至闺阁亦然。”8到了清代，烟草在文人中受到的欢迎程度更高，如李伯元《南亭四话》里面记载了一首吸烟诗《鹊桥仙》，据载：“烟即淡巴菰，日人谓之泰拔谷，音正相似。某君有吸烟《鹊桥仙》一阕，语颇隽妙，录之。樽前席上，明僮传与，吹气如兰堪忆。山人肠肚转车轮，这吃字虚名何益？偷闲忙里，消除烦恼，也有些儿风力。醉乡尸小不封侯，拼做个烟霞成癖。”9这段词句里面所述内容为文人对吸烟情趣的鼓吹和宣传，但这也表明清代文人吸烟的普遍性。如蒲松龄特别好用旱烟袋吸烟，生前常是旱烟袋不离身。“文革”期间，其墓被红卫兵挖开，在陪葬品中，有蒲松龄使用多年的烟袋，烟管大约长2尺，在烟嘴下垂着一个装有烟丝的烟布袋。10

社会下层民众烟草吸食之风更甚。如顺治二年（1645），活动于今山东莒州、诸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中，已有普遍“吃烟”习惯。1《阅世编》载：“流寇食之，用辟寒湿。”2又如近代山东菏泽，“农民吸旱烟，皆是土产，现在大多数吸洋烟，至少一村庄有一份卖洋烟的”。3又如北京，据《清初的烟丝业和烟税》记载，清初时，“大街小巷尽摆烟摊，土产烟具和清水，供人随购随吸，大户人家年购烟已逾千斤，户数已过酒户一半”。4乾隆末年来华的英国使臣斯当东从北京到热河途中见道：“中国人用竹管吸烟。吸烟的习惯在中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流行，不分男女，甚至小孩都吸烟。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从家里跑出来观看路过的使节团，他（她）们的嘴也含了一根竹烟管。”5在内蒙古地区，吸烟在蒙古族中更普遍，19世纪中叶古伯察记述道：“除了骑马奔驰之外，蒙古鞑靼人一般都生活于极大的游手好闲中。他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帐篷中，睡觉、饮奶茶或吸烟斗。”6

此外，吸烟风气在妇女中也很普遍。吸烟是满族的普遍民族习惯，被称为“关东城三大怪”之一的“十七八的姑娘叼着大烟袋”的谚语，正是满族妇女的吸烟习俗。7再如北京地区，明清之际方文所撰《京师竹枝词》记载：“清晨旅舍降蝉娟，便脱红裙上炕眠。傍晚起来无个事，一回小曲一个烟。”8这首诗描写的即是清初京师妇女的吸烟状况。此外，《都门新竹枝词·抽水烟》描述晚清北京妇女吸烟时说：“水烟成瘾复何妨，镇日相随味倍尝;讵意闺中尤酷好，也会檀中挹清香。”9清代诗人尤侗撰有《咏美人吸旱烟》一诗，对清代妇女吸烟情形描写得更生动，即“起卷珠帘怯晓寒，侍儿吹火镜台前。朝云暮雨寻常事，又化巫山一段烟……彤管题残银管然，香奁破碎薛涛笺。更教婢学夫人惯，伏侍云鬟有袅烟”。10可以发现，吸烟行为在妇女中极为常见，由此足见清代社会形成的吸烟风气。

（二）烟草成为社交礼仪

随着烟草吸食之风的盛行，烟草在社交礼仪活动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国家间交往时，有时会将烟草制成品或是相关器具作为馈赠礼物，如康熙四十八年（1709），两广总督赵弘灿传旨澳门，当即有西洋人穆德我呈送“洋烟一箱”进贡皇帝。11又如1714年11月18日，澳门圣保禄学院给康熙帝60大寿的礼品中有烟草两盒。12又如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帝召见嘉乐特使，并将鼻烟壶、火镰包、荷包等作為礼物赠送嘉乐宗主教。13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军机处拟定的拟赏英国国王的物件单中，即有“葫芦鼻烟壶一件”;同时又拟赏英国正、副使“各磁鼻烟壶一个”，副使的儿子斯当东的赏赐物件里亦有“鼻烟壶一个”;又赏赐总兵官通事等九名“鼻烟壶各一个”。141973年，唐鲁孙（珍妃侄孙）到泰国观光时，在泰王夏宫里的中国馆多宝格上看到两只烧料的鼻烟壶，旁边有卡片用英文注明是使臣到中国报聘时乾隆帝回赠的礼品。15此类典故不胜枚举，由此可以发现，烟草制成品及相关器具在清政府与其他国家之间交往活动中，俨然成为一类重要的互赠礼品。

在民众日常社交礼仪活动中，烟草也十分重要，袁庭栋指出：“吸烟所以得以流行，吸烟者所以喜好吸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烟是一种十分方便而实用的待客手段，是社会交际中的十分常见的联络感情的交流方式。”1如在婚丧嫁娶等活动中，敬烟也成为一种礼仪。以婚俗为例，清人太素生《沈阳百咏》中写道：“诸姑伯姊上琼筵，好是梳头第二天。欢喜新娘齐见礼，大家添费吃烟钱。”后有注云：“俗于婚娶之明日，母家来人为新娘梳头，以故是日早筵为梳头酒。新娘梳洗既毕，始交拜花烛，拜翁姑，为一家老幼装烟。”2具体如张北县，每有青年男女结婚时，烟口袋成为双方馈赠的礼品之一种，结婚时，“……至家待以敬礼，亲赠哈达或内卷栽绒毯，女方戚族每人各一份，受礼者或以烟口袋、钱口袋及贵重物品回赠”。3时至今日，国内不少地方还有让新娘子为来宾点烟的习俗。

烟草在清代大部分民族的社交活动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如作为清代统治民族的满族，很多人嗜食烟草，有客来敬烟的习俗，清人李宗方纂《黑龙江述略》中记载道：“旗户不重茶饮，客至则口吸袋烟，手捧以进。”4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满人之宴会”条记述道：“满人有大宴会，……每宴客，客坐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5再如蒙古族，崇实《蒙古台站竹枝词》中描述蒙古人的敬烟习俗：“入户并无茶可献，但蹲单腿递烟壶。”6吴禄贞在清末考察内蒙古地区时也记述道：“蒙人之交际礼节，一递哈达，二递烟壶，三请安，四装烟……蒙人无论男女，必斜插旱烟袋于左胁，挂火镰荷包于腰后。晤面时，行其应用之礼节，或请安、或递烟壶，再行装烟，用客之烟袋纳诸主之荷包装烟，燃火后，以布拭烟嘴，用双手或右手送诸客。”7由此可见，吸烟已是满族及蒙古族社会生活中十分欢迎的行为，而敬烟也成为社会交往的一项重要礼节。

此外，也有人因为擅长吸烟以致形成特技“烟戏”，即“以吸旱烟之烟为之也”。8如纪晓岚写有《有能为烟戏者》的趣事：“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吴林塘年五旬时，居太平馆中。余往为寿。座客有能为烟戏者，年约六十余，口操南音，谈吐风雅，不知其何以戏也。俄有仆人携巨烟筒来，中可受烟四两，薮火吸之，且吸且咽，食顷方尽……俄其弟子继至，奉一觞与主人曰：‘吾技不如师，为君小作剧可乎？呼吸间，有朵云飘渺筵前，徐结成小楼阁，雕栏椅窗，历历如画。曰：‘此海屋添筹也。诸客复大惊，以为指上毫光现玲珑塔，亦无以喻是矣。”9由此可见，吸烟在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活中受到普遍欢迎。

明清以来中国烟草吸食之风已普遍形成，这也是近代全球化过程中成瘾性消费品传播导致生活方式变迁的重要体现。就中国而言，“伴随着武力征服的19世纪全球化以市场全球化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中成瘾性消费品扮演了重要角色”。10烟草无疑是其中的一类重要成瘾性消费品，布罗代尔也指出：“事实上，任何文明都需要奢侈的食品和一系列带刺激性的‘兴奋剂。12和13世纪迷上香料和胡椒;16世纪出现烧酒;然后是茶、咖啡，还不算烟草。”1烟草则是继香料、烧酒、茶叶与咖啡之后的又一影响全球的带有刺激性的“兴奋剂”。由此而言，烟草在近代全球化过程中传入中国，但同时也对中国自身变迁及融入近代世界发挥了重要影响。

余  论

明清以来中国出现的煙草种植与吸食之风是近代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对中国农业生产、经济生活及社会风气等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样也要注意到烟草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影响，如对社会财富流失的影响，康熙时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感叹写道：“烟……今则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约天下一岁之费，以千万计。金丝盖露之号，等于紫笋先春;关市什一之征，比于丝麻绢帛;朝夕日用之计，侔于菽粟酒浆。不知数百年后，更有何物争新出奇。如烟争类者否？江河日下，运会无穷，千载茫茫，真可浩然一想！”2又如因种植烟草对粮食生产的破坏，乾隆时刘汶《种烟行》一诗形象地说道：“新谷在场欲糜烂，小麦未播播已晚。问何不敛复不耕，汲水磨刀烟上版。颇闻此物性酷热，御寒塞外差可说。华人久服肺多病，至尊恶之等梼杌。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值钱。岂知谷贱饥可饱，忍使良田滋毒草。往者岁歉难举炊，谁家食烟能疗饥。”3吸烟也对社会风气造成了破坏，清人董含在《三冈识略》中写道：“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而习之，他处百无一二也。近日宾主相见，以此鸣敬，俯仰啼唾，恶态毕具。始则城市服之，已而沿及乡村矣。始犹男子服之，既则遍满闺阁矣。习俗移人，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4因此，我们在承认近代全球化过程中烟草的传入及对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同时，必须注意到其消极的一面。

Abstract：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is an all-encompassing process in which the world market， in particular the market for addictive consumer good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nd， as a result of globalization， has expanded the global reach of addictive consumer goods. Tobacco， as an addictive consumer product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harm， has become a worldwide commodity of universal addiction with the opening of new routes from the American continent to the world. Therefore， tobacco becomes not only a product of globalization，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obacco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in the form of manufactured products and was widely smoked and used， which then led to the prevalence of tobacco crop cultivation in China. This becam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life in Chin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addictive consumer goods， globalization， modern world， tobacco， China， spread and imp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