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南宁 530006）

1 缘起与过程

档案的价值问题，是一个认识既比较一致又不同观点纷呈的问题。说它比较一致，是大家都承认档案具有“凭据与参考价值”，这个说法是具有一定的通识意义的；说它观点纷繁，是说关于档案价值，也有很多人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如档案价值“双元论”、主体价值论、客体价值论、关系价值论等。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档案价值，但要是把它们作为“终极真理”，作为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表述，却没有一个是能够让我全盘接受的。

教师是要讲学的。说服学生，首先要说服自己。这是我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是我研究档案价值问题的出发点。我不能一边自己不能完全接受，另一边把它们毫无保留地讲述给学生们。

对于具有通识意义的档案具有“凭据与参考价值”的观点，在一般意义上，我是不反对的。因为它的确概括了档案的基本作用，也得到了大家的普遍认可。我以“档案具有凭证与参考作用”为检索词在知网上进行全文检索（2020年3月2日），得到结果高达71,654条，说明它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可度。它是曾三、吴宝康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档案学者总结、提炼而来的，作为一般性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是，作为一种严肃的理论研究，把它们当作“档案的基本价值”，则是难以说服人的。“凭据与参考”很明显是一种具体作用，不能作为一种价值描述，更不能作为根本价值的表述方式。

吴宝康教授主编的人大版《档案学概论》概论，还把档案的一般作用总结为五大方面：“机关工查考凭据；生产建设的参考依据；政治斗争的必要手段；科学研究的可靠资料；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1]这是当时很流行的关于档案作用的总结性说法，是一种很简明、通俗、形象的说法。在我做学生时，学的就是这种说法，印象很深刻。作为档案的具体作用，这样的表述虽然还不够全面，但很形象、很生动，易记、易读，是一种较好的通俗性的表达方式。但关于档案价值与作用的集中的抽象的高度理性的表述方式应该是什么呢？作为一门有学术理性的学科，只有这种具象的表述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追寻更高的理论表述方法。这就是我研究档案价值问题的初衷。

在整个档案哲学诸问题的研究中，档案价值与作用问题是我较晚思考的问题，它是我在近10年来重点思考的问题之一。我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用什么词来表达它？根本价值一定是一种高度的哲学抽象。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汇来表达档案价值的抽象概念呢？牛顿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对表达这个问题的词汇！在原有的表达档案价值与作用的词汇库中，我找不到让我心仪的词。于是，寻找表达档案价值的具有高度概括意义的词汇，是我在2012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一句诗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个“偶得之”实际上说的是在长期思考的前提下，一朝豁然开朗、柳暗花明，突然间就想到了“它”。在档案价值问题上，我就是这样的，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在什么情况下，我想到了“经验”一词，并发现在人类价值领域中、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它是一个能够恰当表达档案价值的词汇。当然，这是需要论证的。

于是，以“经验”为基础，我展开了关于档案价值与作用的梯次研究，从档案的根本价值（事实性经验价值）到档案的根本作用（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再到档案的三大基本作用（凭证、参考、情感）、档案价值的实现规律（刚性律等），开启了我的研究档案经验哲学的旅程。这个旅程中的代表性成果是：《论档案的价值与基本作用》[2]《档案价值论》[3]《论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兼论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4]等。这些文章之间间隔的时间分别是3年、5年，表明了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思考过程。

2 理论要义

2.1 档案根本价值的提出与“经验”一词的引入

我首先发表的是《论档案的价值与基本作用》一文（2012年），该文有两大重要贡献：

第一，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第一次将“经验”一词正式引入到档案价值的描述之中，提出档案的根本价值是“事实性经验价值”或称“原始记录性经验价值”。这使得档案价值研究与哲学产生了沟通，“经验”问题在世界哲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主要的”哲学名词。将“经验价值”引入到档案价值领域中，可以将档案价值作为一种人类活动产生的具有普遍意义和特殊性的价值主体，在人类价值体系中去体现和衡量。这对档案学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是一种形而上的学问，与哲学思想相比，档案处于“形”的层面。这个“形”的层面如何与“上”的层面实现连接与沟通呢？“经验”打通了这个通道。档案在宏观价值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明确而重要的位置。而且，此后笔者开启了在人类价值体系的宏观视角下研究档案价值的新旅程，开启了档案经验哲学的研究之路。

第二，首次提出档案具有“三大基本作用”：“ 凭证、参考与情感”。在“凭证与参考”两大基本作用中加入了“情感”作用，第一次正式将情感列入到档案的基本作用之一[5]。档案与情感（人的心理活动），具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档案代表着一个事件、一个故事或一段经历，它是由人生成的“人的”活动记录，因此必然与人的情感产生联系，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但此前档案学界在正式罗列档案的价值与作用时，“证据与参考”已经成为习惯定式。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证据与参考”并不能涵盖档案的所有的作用形态。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思考“证据与参考能够涵盖档案的所有价值与作用吗？”这个问题时，笔者发现档案除了一些实用性的价值外，无疑还包括心理方面的价值与作用。那么，如何表达这方面的价值与作用呢？是使用“心理作用”还是使用“情感作用”，我斟酌再三，选择了“情感”这个词。具体表述方式是：“情感作用——作为感觉对象的经验价值体现”。当然，在写完这篇文章后，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继续写文章加以深入讨论。原因一方面是时间不足，需要忙很多事情，写许多其他文章；另一方面，我也的确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重大的学术问题看待，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显而易见的问题。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这个问题在21世纪10年代的后期，竟然成了档案学的一个热点问题。有一些人把它和“后现代”联系起来，倒让我有些哭笑不得。其实，档案的情感价值（作用）问题，和所谓“后现代”没有什么关系，至少在我这里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在思考“证据与参考能够涵盖档案的所有价值与作用吗？”这个问题时，想到了档案还应该有心理方面的价值与作用。而且，笔者在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时，认为“情感价值”的表述应该还不够，还应该考虑“美学”方面的感受，所以笔者在这里将其改为“情感与美感作用”。

在思考、概括档案的基本作用的问题时，笔者同时还在思考档案在“真善美”三个方面的作用问题。将“情感与美感”纳入档案基本作用，使档案的基本作用归结为“证据、参考、情感与美感”三大基本作用，有助于我们解释档案在“真善美”三个方面的作用问题。它可以更好地说明档案应具有全部“真善美”三方面的价值。当然，我们还有责任在将来更详细、更清楚地阐述档案在这三个方面的特殊性作用，使之成为更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这篇文章中还使用了德国伟大思想家马克思·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价值伦理学》一书中提出的价值等级序列理论来分析档案价值的各要素及其价值高低问题。这增加了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一个哲学的伦理学的角度。虽然不是很重要，但显然是有益的。

2.2 档案根本价值的实践来源

在发表《论档案的价值与基本作用》一文的三年后，我又发表了《档案价值论》（2015年）一文，它是前者的继续。这两篇文章相隔3年，在这3年的时间里。我对档案事实性经验价值（原始符号记录性经验价值）问题继续进行深入思考，其结果显现在《档案价值论》一文中。这篇文章对档案原始符号记录性经验价值的论证更为充分，理论更为细致。突出了人类实践活动与档案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出：档案价值的本质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产物。特别是通过各种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类型（见图1），找到了档案价值产生的根源及其它在人类价值体系中的位置。这是一个正确而有力的论证，清晰地显示了档案价值的来源和理论论证的路径，使得档案经验价值理论更有意义、更有说服力。

图1 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价值类型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从“人类活动创造的价值”这样一个大的宏观范畴中去考察、寻找档案的价值定位，是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研究路径。它能够跳出档案自身的圈子，在更大的范畴内看问题。唯有如此，才能从宏观的旁观的角度看清楚事物的本质特性。如果一直呆在事物内部，是很难全面概括事物价值属性并在与其他事物比较中寻找事物的准确定位的。

这篇文章还较细致地论述了对档案的原始符号记录性经验价值的理解及其内涵与特性，从客体和主体两个角度谈了档案价值的客观性问题，并从“凭证、参考、情感与美感”三个角度将档案价值与图书价值进行了比较。

文章还首次提出了“档案价值实现的刚性律”等关于档案价值实现规律方面的理论。“刚性律”表现出了档案价值实现的特殊性，突出了档案作为原始经验的价值特殊性。档案是一种原始经验，原始经验具有真实性、直接性，对实践活动具有直接的凭证与指导意义。如杜威所说：“经验的材料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与太阳和电子的特性是一样真实的，它们是被发现出来，被经验到的，而不是利用某种逻辑的把戏推究出来的。”[6]“诚实的经验法将说明选择的动作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以及怎样进行的，因而使得别人可以照样做并检验它的价值。”[7]

“刚性律”在价值实现领域表现了档案与图书等非原始经验的不同，突出了档案价值实现的特殊性。当然，档案价值实现过程中还会表现出其他特性，而且“刚性律”也不是档案价值实现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唯一特性，但“刚性律”是最能表现档案价值实现的特殊性的。

2.3 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

《论档案的价值与基本作用》发表后，笔者在档案价值理论研究中出现了长达5年之久的空窗期、沉淀期。这5年，笔者似乎沉浸在档案历史语言学的研究热情中。但价值问题如此重要，如此绚丽，以至于我不会把它忘怀。事实上，一个新风暴即将来临，它的起爆点就是《论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兼论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020年）一文。

上文实现了几个方面新的重要理论突破：

第一，提出了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事实性经验价值或原始符号记录性经验价值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是人类实践赋予档案的价值属性。而人类思维群体的重要经验基础，是档案反过来运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形态，是档案价值属性的表现形态。根本价值与根本作用相对应、相结合，构成了档案价值论的根本要义，并从根本上解释了档案在人类实践活动的作用方式和重要意义。

第二，从档案的根本作用出发，重新解释了档案起源问题。这个视角从一个重要方面丰富了档案起源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三，将档案的根本作用作为基本的逻辑支点，将其贯穿档案事业发展的全过程，阐述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第四，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五大信号系统”（如图2）的理论，通过它，阐释了档案在人类信号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意义。“人类五大信号系统”的理论是笔者受著名生物学家巴甫洛夫的人类三大信号的理论启发延伸、发展而来的，它的理论意义不应该只局限于档案学界。但它同一需要更深入的阐释。

图2 人类五大信号系统示意图[8]

通过这篇文章，我的档案价值与作用的理论体系趋于完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是比较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发生学的理论方法。“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命题具有明显的发生学特征。

更重要的是，《论档案的根本作用是人类群体思维的重要经验基础——兼论档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文是一个起爆点，笔者的一系列的关于档案经验哲学与经验哲学（一般哲学意义上的经验哲学）的文章正在酝酿与写作之中。希望它们使档案哲学不再是只属于档案学的档案哲学，也是属于哲学的档案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