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丽媛 李 铮

(1.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2.南京理工大学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1 陈蝶仙与家庭工业社

清光绪五年六月四日(1879年7月22日)，陈蝶仙在浙江钱塘(杭州)出生，父亲陈福元，字月湖，不仅懂医术，还擅长相命和音律。陈蝶仙和其父亲一样，也既懂医术，又懂音律，撰写医药著作、谱歌唱曲、吹拉弹唱，样样都毫不逊色。陈蝶仙非常聪明，很小就显露了文学天赋，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十二岁的陈蝶仙，就刊印了自己的习作提名《惜红精舍诗》；十四岁创作长篇弹词《桃花影》；十六岁在杭州创办《大观报》；十七岁创作《桃花梦传奇》《潇湘雨弹词》发表于《大观报》；十八岁写出效仿《红楼梦》的《泪珠缘》。陈蝶仙好友王钝根评价他：“少负才名，当道诸贵介，多折节与之缔交。”虽年纪轻轻，已与何公旦(何颂花)、华痴石并称西怜三家。

陈蝶仙创立家庭工业社，是有历史渊源的。首先，陈蝶仙一直对化学很感兴趣；其次，陈蝶仙早年间就一直尝试“创业”。陈蝶仙的化学兴趣和创业经验，加上其勇于探索的精神，为他以后的实业道路开辟了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191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对于陈蝶仙来说，这一年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研制国产牙粉的念头开始在他脑海中出现。1912年，陈蝶仙32岁，他和友人何公旦，发现了海滩上白皑皑一片数十里的乌贼骨。陈蝶仙非常高兴，乌贼骨可作为制造牙粉的原料，他随即与时任镇海警察局长兼罪犯研艺所所长的四弟蓉轩商议，由研艺所来制造牙粉，由县筹拨经费。但是当陈蝶仙呈文请求拨款二千元做研艺所制造经费时，却遭到县知事的训斥，遂愤而辞职，前往上海自己筹集研制牙粉的经费。时逢日本帝国主义者向袁世凯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成为促进国货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契机。而日货“金刚石牌”和“狮子牌”牙粉正倾销中国市场，海关岁入几百万。为了将日本牙粉赶出中国市场，挽回一部分因此外流的资金，陈蝶仙意识到必须要加紧研制国产牙粉了，为了保证牙粉的产品质量，他亲自前往余姚、岱山一带盐场，收购废弃苦卤制作碳酸镁。

1918年5月，由陈蝶仙出资2000元，李新甫出资500元，组成家庭工业社无限责任公司，由家人手工制作，专门生产“无敌牙粉”。取名“无敌牙粉”，因“蝶”字取自陈蝶仙与次子陈小蝶名字，而在上海方言中，“蝴蝶”音似“无敌”，表达了希望国产牙粉市场无敌的景愿。包装图案则是球拍、蝴蝶、玫瑰三种图案交互组织，其中球拍也代表着一网打尽金刚狮子的含义(图1)。商标是由陈蝶仙亲自设计的，其名称和寓意也是陈蝶仙深思熟虑出来的。

为专心投入家庭工业社的经营生产，同年9月辞去了《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一职。恰逢“五四”运动，全国人民抵制日货的热情高涨，“无敌牌”牙粉因货美价廉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迅速占领了部分牙粉市场。为了原料自给自足，家庭工业社扩展了一系列的相关厂房，完完全全解决了原料的自给自足，也发展出了更多的产品线。

图1 无敌牌牙粉包装

家庭工业社逐渐走上正轨，1923年正式向政府注册，并对外招股，改为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达到了两万元。 经过发展，变成了民族企业中民族手工业的一员。“无敌牌”牙粉也从华东地区进入华南、西北各省，除了被控制的华北、东北地区市场，一路畅销无阻。因“无敌牌”牙粉过于畅销，市面上甚至开始出现仿造品，家庭工业社不得不刊登启事说明，希望消费者能够认准“无敌牌”三个字，以防买到仿造牙粉。家庭工业社在“无敌牌”牙粉获得成功后，开始研究家庭用品和化妆品，又出产了“无敌牌”蝶霜，再次获得成功。除此之外，家庭工业社还研制出了许多产品：各种香味的儿童细软牙膏、洁白牙膏、女儿霜、无敌油、润发油、花露水、十滴水、葡萄汁、葡萄酒等20余种。

1930年，家庭工业社的资本已达五十余万元。1934年，年营业额高达140多万元。抗日战争前夕，家庭工业社已经形成一个以牙粉生产为中心，包括原料、辅料、包装和各种副产品及相关产品在内的日用工业品联合生产体系。陈蝶仙在生产过程中，不仅不断改进配方使产品更加完美，提高产品质量，他还特别注意借鉴国内外最新科研成果，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

从1912年脑海中萌出想研制牙粉的念头，二十年来，陈蝶仙不仅实现了国产牙粉的重新夺回市场的愿望，还发展壮大了家庭工业社，夺回了更多被侵占的中国市场。随着陈蝶仙各类实业活动的开展，他也在工商实业界中获得了较高声望，成为有名的工商闻人。这为他1927年与和顾业祯(胜德织造厂)、项松茂(五洲药房)、沈九成(三友实业社)等发起组织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简称机联会)，奠定了物质和群众基础。

2 家庭工业社的发展理念

2.1 质美价廉

家庭工业社之所以获得成功，皆因“物美价廉”。家庭工业社最著名的产品“无敌牌”牙粉和“无敌牌”蝶霜，能够打败日本“金刚石”和美国“三生花”，靠的就是产品品质优良，而价格却低廉。陈蝶仙提倡改善“崇尚洋货”的社会风气，以图为国货发展获得一线生机。观点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爱用洋货的习惯已经延续许久。中国商人为了获得利益，就去仿造洋货，由于技术和原料等问题的差异，仿造的洋货质量远远不如外国货优良，成本还比洋货更高，导致消费者更不愿意购买使用国货。消费者觉得国货质量差，就只舍得出廉价，丝毫不会考虑，任何一件新兴的技术，都是需要时间去学习和进步的。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在无意识中即间接逼迫了国货厂商靠“廉价竞争”在市场上生存。而价格越廉价，生产成本就被压缩的越厉害，产品质量也就越差，这种恶性循环，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消费者认为的“中国货没有外国货好”的观念，渐渐将国货推向“死亡”的境地。

能在与洋货的竞争中取得有效成绩的，多为产品质量堪比洋货，售价却甚低廉，因此陈蝶仙认为，在抵制洋货的战争中，工商界的当务之急，就是提高产品质量，这既是市场竞争的一般要求，也是抵制外货的最佳办法。为此他向企业界同仁提出忠告：“工厂家制造物品，应该立志向上，精益求精，希望把国货去代替外货，挽回外溢利权，以救失业的恐慌。切不可偷工减料，趋向廉价竞争的一条死路上去，以致国货前途愈趋愈下。”

2.2 人工为主

按照现代企业的发展理念来看，以“人工”为主的生产方式无疑是落后的，大大拉低了生产效率，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可用机器代替人工的举措，恰恰具有十分合理的性质。

我国主要是农业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生产，使农民人口占据人口的大多数。1933年，全国就业人口平均为2.5921亿，其中79%从事农业工作。20世纪的中国，虽然在条约口岸的工业有一定的增长，但是非农业职业的人口依然很少。表1为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表1 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制造业有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是可以看出农业一直占据最高的比重，且没有减少的趋势。我国当时主要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主要来自于农业和手工业。在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日益增长的刺激下，手工作坊也迅速的发展起来了，提供了许多新的就业机会。这些小型的工厂不用机器，而是雇用工人，采用手工加工制作产品，比如纺织品、面粉、卷烟等，这也符合当时我国社会的现状。

家庭工业社没有使用机器，是因为陈蝶仙不愿机器压迫家庭工业社的工人，使他们失业。而陈蝶仙早就设计出了“从筛粉、加香到包装成品，无不有机器输送。”的制粉流水线，得到政府免税资格后，机器就搁置不用了。陈蝶仙认为，中国还没到工业极度发达，找不到人工的时候，节省人工即是使工人失业，工人失业会给国家带来困难。在我国工业还不发达的时候，强调机械化，并不会提高有效生产效率，反而会使更多的人面临失业，给国家造成一定风险。而技术生产跟不上现代科技，盲目扩张机械化，也并不会提高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在《机制与手工》一文中，陈蝶仙特意计算过，假如一台机器之能力，足抵十人之手工，除了使用机器的人，其余九人，不但无工可做，而且无料可资工作，自当宣告失业无疑，若使此九人，各自置一机器，以一代十，则失业者可达九十人矣。

我国民国时期的经济，基本上是以农业经济为主。除去农业生产外，在对外贸易和工厂生产的日益刺激下，手工作坊也快速增长，它们大部分雇用工人采用手工制造的方式进行生产，表2所示，为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占总增值的百分数。

表2 14类产品中手工业生产占总增值的百分数(1933年)

产品%木材和木制品95.5机器,不包括电机31.3金属制品12.1电器0.5运输设备69.4石头、黏土和玻璃制品67.8化学制品22.5

可以看出所列的产品中，手工业生产占大多数，这些手工作坊的存在，在发展国内小工业产品经济的同时，也提供了很多工作的岗位，解决了国内大量的失业人口。以上海为例，“民国八年(1919年)前后，上海有近20万工厂工人和20多万手工业作坊工人。”“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上海地区具有纯粹手工产业性质的民生商品生产企业已发展到1160家，比二十年前增加5.4倍。截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上半年，据不完全资料统计，上海当时共有商号72084家，其中兼有手工业性质的商号26128家(包含饮食行业7329家)。”可以看出，当时民族手工业是民生商品的主力军，而手工业生产方式，是民族手工业的主要形式。陈蝶仙抵制机械生产，因当时我国工业不发达，工业化程度不高，而认为我国不需要发展工业化，虽然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不能否认，这在当时的社会情景下，确实起到了缓解社会压力、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作用。

3 结语

在民国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国货运动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心，抵制洋货运动使国内对国货产品的需求倍增，也进一步刺激了本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在当时，无数本土企业破土而出，为了迎合国内市场，它们往往起着“振华”“大中华”“抵羊牌”“爱国牌”“醒狮牌”“国光”等名字，作为打开销路的手段，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推动了我国民族产业的发展。1913年，天津工业售品成立的时候，国货产品不过300来种，经过国货运动的提倡后，“国货产品种类逐年增长，从1915年到1923年依次分别为1250、1900、2500、3100、3800、4000、4250、4500、4800种。到1926年，更增至8000种。”而这些国货皆有国货工厂制造，也能侧面说明当时天津地区乃至中国整个民族产业都在逐渐壮大。这些不断壮大发展的国货工厂，秉持着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信条，为国家经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民国时期成功的国货工厂不止家庭工业社一家，成功的企业家也不止陈蝶仙一人，方液仙、沈九成等皆为当时的佼佼者，他们在众多工厂中脱颖而出，和家庭工业社一样，靠的是处处以国家利益为主的爱国主义措施，使得工厂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