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隐龙

对农耕社会来说，江南是一块福地。然而，也正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江南成为细菌和蚊虫天然的滋生地。自秦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屡屡在南方动武，而瘟疫也往往会在战争中对意气风发的将帅们“还以颜色”，如汉征南夷之战，就在将士中发生了大疫。

江南“抗疫”制度萌芽于唐朝，兴盛于两宋，“沉寂”于明清，其间经历过太多辛酸。所幸，正是先人们用经验与智慧吹响的号角，让中华民族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越挫越勇。

唐、五代时期，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与江南城市日渐繁荣、人口数量急剧增加的趋势相应，江南瘟疫也变得日益频繁起来。如《旧唐书》所载宝应元年（762），“江东大疫，死者过半”，等等。

唐承隋制，唐朝官方医务队伍建制逐渐成形。贞观三年（629），唐太宗于地方各州设置医药博士和学生，即官方医务人员;开元年间，唐玄宗进一步强化医学建制。至唐代宗时期，更形成了依级分置不同数量医学博士、助教、学生的体系。

唐朝应对突发疫情时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措施。医学博士的建制主要为应对日常医疗救治任务而设，而一旦疫情发生，朝廷便会派出使者送医送药，以加强疫区的医疗力量。

而对百姓最为实惠，同时也是朝廷最为常用的举措，就是接济财物、减免赋税。此外，朝廷还给灾民发放贷款。通过官方医务队伍的建立，以及发生瘟疫时对医药、经济上的补助，唐朝对瘟疫的防控虽不完善，但已渐成体系。

相较于唐朝，宋朝经济发展更为迅速，而瘟疫发生次数也更为频繁。这些瘟疫大多发生于江南，其中尤以临安居多。

两宋时期瘟疫频发，其严重程度超过唐朝，史书中有不少相关记载。不过，“抗疫”机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完善：宋朝已经基本建成了完善的官方医疗体系，富庶的经济也使得朝廷有能力在瘟疫期间为百姓提供更多支援，而便利的交通与面积相对较小的领土，也让医疗救助能够到达国家的边疆。

宋朝医疗机构大致分为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局、和剂局。御药院及太医局分别主管皇室医疗及医学教育、考核医官等事务，与百姓相关的医疗机构主要是翰林医官院、惠民局、和剂局。翰林医官院平时为皇家提供医疗服务，遇瘟疫则奉诏至地方视察、医治疫民。惠民局、和剂局则类似于官方平价药房，广泛设于京城及地方府州，主要职能是“藏熟药，价货以惠民也”。

宋朝还兴建了一批慈善机构，如救治贫病者的安济坊、居养院及救济贫病者葬用的漏泽园。慈善机构与医疗机构彼此呼应，对宋朝“抗疫”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至明朝后，朝廷的医疗政策转入消极，但惠民局与漏泽园依然得以保全。明朝后期，朝廷无力支撑各级常设医疗机构，往往在瘟疫发生时才临时设置。到了清朝后，朝廷政策似乎更為消极，然而通过对当时江南各省相关历史的考察，就能发现另一番天地。

清朝未如宋朝一样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统一、完备的医疗机构，但地方大员往往在职权之内设立药局。与明朝相比，清朝相对成熟的印刷业，也为地方官员在瘟疫暴发时刊刻医书提供了技术条件。

相较官府的做法，民间面对瘟疫的自救行为显得积极得多。清朝没有设立惠民药局，但宗族、行业的会馆、公所则白发包含了医疗救助功能。

除会馆、公所外，清初民间还出现了乡贤举办的善堂。后来，还发展出经营模式更为先进、专门治疗疾疫的药局。

纵向比较，清朝的会馆、公所、善堂，基本继承了前代安济坊、居养院、惠民局、和剂局等机构的职能，只不过创设者由朝廷走向民间。清朝后期，地方官府往往会在兴办药局等“抗疫”事业中予以支持，而乡绅的活跃又能保证地方善政在官员迁进后依然保持稳定。在民间“抗疫”力量有一定发展的背景下，清朝的“抗疫”事业似乎更加“润物细无声”了。

（选自《解放日报》2020年2月12日，标题有改动，原标题为《江南“抗疫”两千年》，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