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脱贫攻坚的启示

2020-07-14唐伟男

老区建设 2020年12期

[提要]自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步入工业化道路后，因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而带来的城乡差距扩大与农村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对此，韩国政府发起了旨在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新村运动。新村运动的成功实施为韩国解决农村贫困，顺利实现工业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结韩国新村运动的脱贫经验，有如下几点启示：一是精准使用资金，对政府主导的内容进行合理规划;二是改造农村精神面貌，增强农民自主脱贫意识;三是扩大社会参与，构建立体多元的脱贫帮扶机制;四是强化教育培训，培养脱贫攻坚人才。

[关键词]中国;韩国;新村运动;脱贫攻坚

[作者简介]唐伟男（1990—），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韩国政治与历史。（重庆 400031）

当前，我国处于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阶段。关于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的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自我国开展脱贫攻坚以来，农村减贫成效显著。据统计，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减至2019年年底的551万，累计减贫9348万人，年均减贫1335万人，七年累计减贫幅度达到94.4%，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与此同时，截至2020年2月底，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2]然而也必须看到，由于突发的新冠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也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对新冠疫情后的脱贫攻坚形势，在总结国内成功做法的同时，适当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有助于我国脱贫攻坚不断取得新成效。基于此，与我国国情相似的邻邦韩国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韩国经济发展路径不但与我国相似，其农村生态与传统文化也与我国相仿，都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摆脱制约韩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韩国总统朴正熙于1970年亲自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旨在改变韩国农村落后面貌，协同城乡发展，培养农民“勤勉、自助与合作”精神的农村现代化运动，即“新村运动”。这场由韩国政府主导的农村振兴运动成功促使韩国摆脱了农村贫困，使农业和农村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时至今日影响犹存。因此，有必要考察和研究韩国的新村运动，以期为我国的脱贫攻坚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新村运动概述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韩国工业化进程中，与城市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发展缓慢，且仍旧处于贫困状态。一方面，面对城乡差距的扩大，广大农民中盛行“贫穷宿命论”，极度缺乏提振农村经济，改善经济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城乡居民间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潜在可能性在增加，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城乡经济的协同发展。为此，朴正熙总统希望发起一场旨在提振农民“勤勉、自助与合作”精神的农村革新运动来解决上述问题。他将这一理念在1970年4月召开的全国地方长官会议上正式提出并付诸实践，新村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一）新村运动的背景

关于新村运动开展的背景，可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政治层面。自1953年朝韩停战以来，经历了战火洗礼的韩国社会百废待兴，而当时美苏间的大冷战与朝韩间的小冷战迫使韩国政府首先关切的是国家安全而非经济发展。然而，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北亚冷战格局逐渐缓和，尤其是美国加快调整其亚洲政策，准备将驻韩美军撤出韩国，无形中加大了仍处于朝韩对峙状态中韩国的安全忧虑。[3]这对韩国而言，只有实现国防自主和经济自立才能有效减少对美安全依赖，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以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为支撑，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依靠国民团结和自主奋斗来提升韩国的整体实力。而在韩国内部，仿效美国建立的民主制度反而导致韩国陷入长期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人民不满情绪日益高涨，社会危机日渐加深。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掌握了韩国最高领导权后，立即开始整顿社会秩序，将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提升韩国的整体国力。然而，韩国社会长期弥漫的消极情绪对于新政府推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努力形成不小的制约力。因此，重振国民精神，提振国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凝聚并团结全体国民变得尤为重要。对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乃是重中之重，而摆脱农村贫困的根本途径则是加速实现农村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实现农村快速和有效的现代化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加以推进。如此，才能避免1948年以来照搬美国而来的民主制度在政府推行政策过程中的各种消极作用。同时，高效有力的国家体制亦可为农民参与新村运动创造良好的环境。对此，刚建立的军政府具有天然优势。

第二，经济层面。当时韩国以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为契机，采用大力发展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以工业产品出口为特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鉴于中小企业在生产效率方面不如大型企业的特点，在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模式的框架下优先发展大型企业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实效。然而，這样的经济发展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工农业从业者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渐扩大。据统计，自1967年到197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虽高达10.5%，但农业部门的增长率仅为2.3%。从城乡家庭收入水平上看，情况也大致相当。自1965年到1969年，城市家庭收入年增长率为14.6%，而农村家庭收入年增长率仅为3.5%。[5]此外，伴随着第一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壁垒及其进出口政策的调整，韩国经济的高度对外依赖性显现出严重的弊病。因此，振兴农村经济，提高粮食自给率，进而扩大内需市场，减小对外经济依赖是韩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和实现经济自立的关键。

第三，社会层面。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建立及迅速取得的经济增长成效，韩国城镇的日趋繁荣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的步伐。农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市的工厂和企业，转型为工业从业者，即工人阶层。据统计，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60年的39.1%激增到1970年的50.1%。[6]与此同时，农村劳动人口减少以及人口结构日益不合理，使农村本已贫困的状态雪上加霜。此外，城乡差距的日益扩大，既表现为农村发展较之于城市的大幅落后，也表现为农民对城乡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日益严重的不满情绪，从而导致城乡矛盾的产生和扩大，不利于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因此，弥合城乡差异的同时，采用新的纽带来连接全体国民，是当时韩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四，文化层面。在当时的韩国，农村的落后和农民的贫困不仅体现为物质的匮乏，也体现为广大农民根深蒂固的“靠天吃饭、听天由命”的思想意识。对此，朴正熙认为，缺少勤劳和自立精神是造成这种思想认识乃至农村贫困的主因。需要通过一场农民生活伦理运动来激发农民的脱贫精神，尤其是要在农民的思想意识中建构“勤勉、自助与合作”的精神。

（二）新村运动的内容

新村运动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式展开，其内容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一是建设农村基础设施;二是重塑农民生活伦理，强化其脱贫意识。尔后，新村运动的外延不断拓展，在时间上也持续到2000年以后。内容上不仅囊括了倡导互助友爱精神、树立环保意识等国民理念的革新，同时也包括向国际推广新村运动的经验等。由此，对新村运动的内容可大致從三个时间段分别予以考察。

新村运动第一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这一阶段里，新村运动以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中心，从改善农民生活、提振农民精神两方面推进。以“建设在物质和精神上都能使社会成员感到满足的农村社会”为目标，着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乡村环境、密切城乡和工农关系、建设文明的农村社会。具体包括政府以新村基建项目实施为依托，建设农村道路系统、改造河岸堤坝、兴建水渠，以及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和提高机械化水平并促进农业生产多样化。同时，通过协助农民翻新住房、建设农村供电系统，以及政府对商业煤球的定价与补贴，促进农村燃料的替代，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此外，通过开展新村教育，培养新村领导人，并由此带动农民“勤勉、自助与合作”精神的提振，激发农民自主脱贫的动力。[7]

新村运动的第二阶段为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重心主要转向改善农民生活，反对浪费、倡导节俭和培养环保理念。以政府成立“新村运动中央会”为标志，由政府主导的新村运动开始向民间为主、政府协助的方式转变。新村运动的外延也不再局限于农村，开始向城市拓展，成为面向全国各阶层的社会运动。通过新村教育的推广和国民意识革新运动的展开，遵守秩序、爱护环境、反对享乐与节俭消费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1997年金融危机后，新村运动的精神成为了韩国社会发起爱国募金运动、国民储蓄运动和各类互助募捐运动的原动力。[8]作为对当时还未活跃起来的市民社会的替代，新村运动起到了凝聚国民、教育国民的作用。同时，对提高韩国国民的共同体意识，革新社会风气和成功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都具有重要影响。

2000年以后是新村运动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内容除了继续着力提高农民收入以外，也包含提升生活品质、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发扬邻里互助精神等。此外，还有构建农村脱贫的韩国模式，向国际推广新村运动的经验等。

（三）新村运动的特点

正如韩国总统文在寅在2019年10月29日举行的全国新村运动领导人大会上的致辞所言，新村运动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的使命就是要凝聚国民之心，一起建设生活更美好的国家。[9]由此观之，新村运动不仅是一场改变农村和农民贫困状态的脱贫运动，更是一场全民共参的以凝聚民心、发扬互助和爱国精神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对此，新村运动的主要特点可作如下概括。

第一，政府主导与村民协同相结合。在新村运动的初始阶段，韩国政府的财政实力并不雄厚，无法为新村建设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由政府做先导，针对当时农村最迫切的需要精准投放资金和实施建设项目，并与村民协同合作相结合，这是新村运动的一大特征。例如，政府以投放水泥和钢筋作为新村基建的最初物质基础，尔后通过农民自愿出让部分土地修筑道路、开挖水渠、翻新房屋等。这些措施不仅解决了当时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的问题，也使村民看到了政府与村民合作脱贫的显著成效，调动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树立了脱贫信心。

第二，注重村民的技能和精神教育，重视新村领导人的作用。一方面，新村运动的开展提高了农民物质生活条件，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变了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广泛的村民教育和知识宣导，提升了农民的知识技能与现代意识，使农民在思想认识方面实现了自我革命。韩国与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其农业在小农经营模式下，靠天吃饭是韩国农民延续了几千年的潜在意识。农民的贫困不仅表现为物质上的匮乏，更表现为不自信的消极情绪。新村运动除了由政府支援农业机械化设备及农技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外，更重要的一项任务是教育村民树立“勤勉、自助与合作”的精神，坚定“要脱贫”也“能脱贫”的信心。而在这一过程中，由村民选出并受到政府系统培训的新村领导人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帮助村民规划村庄发展蓝图，具体推进新村项目的落实，在政府与村民之间起着桥梁纽带作用。

第三，积极动员社会广泛参与，注重培养共同体意识。新村运动并不只是一场局限于农村的脱贫运动，更是一场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国民互助运动。参加新村培训的除了新村领导人与村民外，还包括各级政府公务员、国会和地方议会议员、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和青年学生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在给农民带来知识与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使农民感到新村运动不光是自身奋斗脱贫的事，也是全社会一起奋斗的一项国家事业。从“我”到“我们”，从“我们的村庄”到“我们的国家”，新村运动成为了连接全民的新纽带，从一场农村脱贫运动发展为一场弘扬互助与爱国精神的全民运动。“我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好”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这句口号不仅激发了全民族的社会共同体意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使整个韩国社会树立了战胜农村贫困的信心。[10]

第四，适当引入村际竞争，提高脱贫效率。为了能使政府在新村运动中投入的资金得到最优化使用，新村项目的投入和资金的分配引入了村际竞争的做法。即政府对村庄的项目与资金使用的成效实行定期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划分为基础型、自助型和自立型，同时在三种类型之间配备升级制度。[11]一方面，使得优秀村庄获得最优资源配置，取得更好成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树立脱贫典型，对其他村庄产生示范效应。

二、中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的共性分析

长期以来，国内对周边国家农村脱贫的关注较少，因而对韩国脱贫经验的研究也略显不足。不重视韩国的原因大致有如下两点：第一，韩国是一个地少人多，农业类型较为单一的国家，其农业、农民和农村的整体规模都明显小于中国;第二，韩国的新村运动距今已有较长历史，时代背景的差异早已稀释了对中国而言的参考意义。[12]然而，中韩两国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具有相近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问题。而单纯就国情差异否定中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的比较意义并不妥当，因而有必要对两国农业与农村的共性特征予以梳理和分析。

首先，两国农业经营类型相似。中国的可耕地大多分布于温带季风气候区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而在这些地区，水稻种植业是主要的农业类型之一。除部分地区的水稻种植已实现机械化并形成规模外，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南方丘陵地带的耕作模式仍以小农经营为主。而就韩国而言，其不仅全境位于上述两个气候带，国土以丘陵为主的地理特点也决定了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小农经营模式是韩国农业的显著特征。

其次，两国城乡发展情况与矛盾相似。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中韩两国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都必然面对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问题，即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及其带来的农村劳动力成规模流向城市。与城市繁荣相对应的是农村劳动力缺乏，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以及各种基础设施的落后。这就必然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城乡矛盾突出。

再者，两国文化背景相似。韩国文化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两国共同文化的根基和精神联系的纽带。儒家文化不仅是一种文化形态，也是一种被中韩两国人民内化的生活形态。它集中反映为生活中的平和、自律与自悟，不鼓励人的开拓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提倡安贫乐道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生。当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与东亚延续几千年的小农式水稻种植相结合时，“靠天吃饭”成为了普遍的生产生活伦理。因此，安于现状乃至安于贫困成为了中韩两国农村传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后，两国政府振兴农村的思路相似。政府主导和自上而下是中韩两国政府振兴农村思路的显著特点。两国政府除了在投入大量扶贫资金、实施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上具有一致性外，在处理政府、农民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上也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换言之，两国都依循“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兴村路径。此外，在韩国新村运动中，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形式就是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营结合村民互助走向小规模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而中国政府也出台了关于培育家庭农场的指导意见，鼓励小农经营进一步向集约化转变。[13]可以说，两国政府在振兴农村，特别是改革农业经营模式的思路上也有高度相似之处。

综上，鉴于中韩农业和农村存在着上述这些共性特征，中韩之间不但具有可比性，而且还具有较强的经验互通性。

三、新村运动对我国脱贫攻坚的启示

作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滿足农民追求美好生活愿望的新村运动在韩国历届政府有目标、有组织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新村运动的开展，韩国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积聚的社会矛盾也大为缓和。同时，政府大力倡导并培养农民“勤勉、自助与合作”的精神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自主脱贫的积极性，促进村庄与村民之间形成脱贫共同体。对农村脱贫而言，政府的主导和社会的参与实际上起到了“授人以渔”的作用。

当前，我国处在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14]鉴于前文提到的中韩两国农业和农村的共性特征，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对进一步推进我国脱贫攻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对我国的启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精准使用资金，对政府主导的内容进行合理规划。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自2012年年底到2019年年底，我国累计实现农村人口脱贫9348万人。另有建档立卡信息显示，目前已经脱贫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都在9000元以上，剩余贫困人口的年人均收入也在6000元以上。[15]然而，在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的背后，我们也应看到，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十分明显，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则相对落后，以致我国农村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并呈块状、片状分布在高原、山地、丘陵、沙漠等地区。这些地区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地区，因而脱贫难度大、成本高，成效也慢。如若在扶贫资金的运用上不改变粗放式的投资模式，甚至专注于搞面子工程，不但浪费国家的财政支持，也会挫伤基层干部与困难群众脱贫的信心。因此，合理使用脱贫资金，因地制宜建设基础设施显得尤为重要。对此，韩国新村运动第一阶段的经验值得参考。

对于如何结合农村实际，针对性地实施建设项目，韩国政府在新村运动的第一阶段专注于查找村庄的实际问题，并将各类问题加以分类，确定出哪些问题可以由村民自行解决，哪些问题可以由村民合作解决，哪些问题必须要政府实施。例如，将种植农作物的类别和病虫害的防治交由村民自主解决，政府提供技术人员给予指导和帮助。而对于诸如水井改造、房屋翻修，以及巷弄的清洁与改造等中小型民生设施建设则由村民合作为主解决，政府则提供钢筋、水泥等部分材料予以协助。除此之外，较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则由政府主导实施。例如村庄的供电系统、乡村道路网建设、水库及医院、学校的建设等。政府根据村庄的人口、农业类型、交通区位等实际情况对农村基建项目分门别类，将新村建设的资金作最优配置。同时，明确政府扶助与村民自助的边际，注重在村民自助的范畴内培养村民的互助精神，强化村民的脱贫共同体意识，为政府的扶贫职能设定出合理可行的退出机制。因此，就我国当前脱贫攻坚工作而言，进一步明确扶贫对象的特点并梳理出具体问题，在合理进行归类的同时，综合考虑政府扶助与村民互助的范围，合理规划扶贫内容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第二，改造农村精神面貌，增强农民自主脱贫意识。小农经营、靠天吃饭，是中韩两国传统农村现实生态的真实写照。改造村民的生活伦理与思想意识，是脱贫攻坚取得进一步成果并形成长效机制的重要方面。思想贫困、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是较为普遍的问题。确保脱贫不返贫的关键，在于改变农民在传统农村生态中形成的消极心态，使农村贫困人口树立自主奋斗脱贫的信心。对此，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是，为使村民坚定能够过上美好生活的信念，并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与生活习惯，韩国政府有组织地利用各种教育课程和宣传手段倡导村民积极向上的生活伦理，培养其脱贫主人翁意识。[16]政府在几乎每一个村庄中组织建设了村民会馆。利用村民会馆，村庄的建设项目选择与实施，以村民大会的形式讨论和决策，村民参与村庄事务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此外，政府选拔和安排农技人员及大学教授下乡宣导，开办知识讲座介绍最新农业科技和经济发展情况，并且开办成功农民的案例宣讲与经验分享会，引导农民学习和领悟脱贫思路与途径。村民会馆成为了村民参与村庄事务、学习交流经验和培养共同体意识的公共空间。[17]据此，在当前我国的脱贫攻坚工作中，积极改造农村精神面貌，进一步改变传统农村生态中依赖政府、靠天吃饭的消极心态，从探索扩大农民参与村庄事务的形式和机制上入手，培养贫困农民的脱贫意识，引导其树立战胜贫困的信心是尤为重要的。

第三，扩大社会参与，构建立体多元的脱贫帮扶机制。从新村运动发展变迁的过程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这场运动并非仅仅是一场局限于韩国农村的脱贫运动，而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脱贫互助运动。韩国政府也正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从1974年开始，有计划地安排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入农村调研，参加新村运动的相关培训。据韩国新村领导研修院的一项资料显示，自1974年至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政府高级官员和社会精英包括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外交官、大学教授、新闻工作者、工会组织官员和工商界人士等。从其职业类别上看，社会的各主要阶层几乎都囊括其中。这些社会精英人士在政府的計划安排下，分批进入各地农村和研修院，与村庄领导人同吃同住，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实际情况并一起查找原因，找寻对策。通过这些实地调研，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群体开始为新村运动进行理论探索，并为农村脱贫量身定做方案，评估相关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新村运动的各种著作、文章和研究报告约有2500种。[18]此外，驻外使节和高级外交官也广泛参与其中，在了解农村贫困与脱贫情况的同时，将国外的经验介绍到国内，并且也将新村运动的经验分享给各国。由此可知，旨在使韩国农村摆脱贫困的新村运动绝非只是政府帮扶带领村民脱贫，而是政府通过机制建设引导更广泛的社会参与，汇集全国各方面力量共参的立体化农村脱贫运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6月考察贵州时强调，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19]因此，今后除了进一步巩固好现有的脱贫帮扶机制外，在政府计划和安排下，进一步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有计划地安排各级各类官员和知识分子更多地参与到脱贫攻坚中，建立一个立体化的脱贫帮扶机制十分必要。

第四，强化教育培训，培养脱贫攻坚人才。在新村运动之初，韩国政府就致力于在农村就地选拔和培养了解当地民情的新村领导人，并对其开展系统培训，以期帮助当地农村和农民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理清脱贫思路，选择发展方向，使政府能够针对性地根据农村最迫切的需求制定精准的脱贫方案。这些来自基层的新村领导人，被分批安排到政府设置的新村研修院等培训学校学习。培训内容包括参加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农技专家的讲座，学习最新的农耕技术与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同时还有产销市场信息及成功脱贫农民的案例等。除了专题讲座和课程讲授外，小组讨论会也是主要培训方式之一。在讨论会上，各地的新村领导人与各级各类官员和知识分子共同探讨农村脱贫与发展的各种问题。来自基层的新村领导人将各地的实际情况与困难同与会的官员和科技人员分享，共同探讨和制定扶助项目。通过培训，新村领导人不但提高了自身的综合素养，也增强了带领所属村庄脱贫的信心。凝聚村民共识，带领村庄脱贫，并在政府与村民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是新村领导人最重要的任务，也是新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看，针对新村领导人的教育培训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韩国新村运动中关于新村领导人的系统培训，尤其是培训内容与开展形式等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参考。

四、结语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在于其不仅仅只是将农村的贫困问题放置在农村的范畴内思考和解决，而是从国家和社会层面着眼，力求在政府有限投入的同时，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到农村脱贫中来。[20]在新村运动的各个阶段，政府在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适时调整自身角色，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到运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社会力量参与新村运动的同时，政府亦大力提倡城乡互助、邻里互助和友爱奋斗的国民精神，凝聚和团结全体国民，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矛盾。新村运动的开展和深入，不仅拉近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也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在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的团结。此外，韩国政府亦重视农村贫困人口的精神脱贫问题，力图通过深入农村的教育和宣传来改变传统小农经营模式带来的“贫困宿命论”和“靠天吃饭”、“靠政府吃饭”的消极心态，倡导“勤勉、自助与合作”的精神，帮助村民树立自主战胜贫困的信心和决心。

当前，在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部分贫困户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信心不够，城乡互助还不充分等问题。同时，个别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科研机构等社会各界在脱贫攻坚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少数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自主脱贫意识不强的问题也较突出。鉴于此，有必要思考能否把脱贫攻坚引导并塑造为一场由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友爱互助的爱国爱乡运动，以期调动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响应和更积极的参与。这不仅有助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也能够让农村贫困群众在物质上脱贫的同时亦在精神上脱贫，真正做到把扶贫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通过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实现农村的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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