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林 陈加

2019年正值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在这个颇具历史意义的重要时刻，文艺理论研究界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美学研究以及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等论域，推出许多让人耳目一新、分量厚重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体现原创性、时代性的思想灼见。一个融合创新、臻于成熟、走向未来创境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已然呼之欲出。

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与现实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历程。段吉方研究了五四前后中国的文学文化经验，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艺先行”的特点。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当时虽然尚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从事文艺研究的现代知识分子已然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其理论路径有二，即“取道日本”和“以俄为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有外在因素的促发，还有立足于国情国势的理论自觉。马克思主义让五四新文化具有不同以往的文化特征，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有效传播的重大契机，二者相互促进。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起点，具有不同于欧洲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革命性、思想性和人民性。①

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身处文学社团之中的理论家完成。泓峻指出，20世纪初的文学社团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传统，置身社团中的文艺理论家们为了辩护该集体的文学主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有选择的宣扬。这从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其论战性的理论姿态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魅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不过，文人相轻与各取所需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完整把握和研究。30年代，以社团为主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播形式得到改变，然而其影响仍然深远。②

1940年前后，大批受到先进思想熏陶的文化人来到延安，为了尽快将他们纳入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开展了文艺体制建设。刘卓深入研究了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指出延安时期的文艺体制着眼于文化人的自我改造和成长，重心在于思想、立场的一致;延安文艺体制的组织性源于同时期共产党的党建经验，通过将作家与党的关系转变为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使作家们自觉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群众”在作家的改造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关键理论装置，作家与群众的关系构成了延安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③

李圣传追溯了我国国民经济调整期（1960—1962）文學理论的话语建设，指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的系列报告、讲话为当时极端教条化、政治化的文艺氛围松了绑，勉力营造出了较为健康的政治局面，为周扬领导“总结中国经验”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历史机遇。该时期我国文科教材努力突破“苏联模式”，创造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教材，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尽管未能彻底摆脱“苏联模式”，且随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突变，这一探索进程也戛然中止，但仍然为新时期以来的文艺理论、人文科学的健康发展开启了方向。④

刘方喜提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文论话语经历了三个问题域：以前三十年为代表的“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理论焦点聚于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后凸显的“文艺与市场关系问题域”，主要反思市场经济冲击下的文学生产;21世纪以来逐渐呈现的“文艺与技术关系问题域”，因应于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对文艺生产—消费过程的巨大影响。这三大问题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并不“代谢”，而是在当下交织并存着。这三大问题域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空间，立足于马克思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在理论建构中整合这三大问题域，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大创新点。⑤

赵炎秋系统分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不同发展时期“人民”的内涵，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人民”观念是其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早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人民”侧重于工人，影响及于文艺界，遂提倡无产阶级文艺;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实际领导人后，其“人民”明确为“工农兵”，具有极强的政治属性;新时期，邓小平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全民，他将知识分子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继承了邓小平的“人民”观念，但在内部构成上有了新的创见，其“人民”是由不同群体和个人组成的，这一“人民”观念还具有高远的国际视野。习近平的“人民”观念必将对新时代中国文学产生重大影响。⑥

胡亚敏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指出当下政治的内涵正从阶级政治走向人民政治、从宏观政治走向微观政治、从显性政治走向隐形政治，以往学者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视为外部关系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构成了文学文本及其审美特征的有机组成部分，展开文学与政治的内部研究十分必要。20世纪末以来文学批评的重新政治化不是政治的简单回归，而是政治与审美的融合，它通过重新塑造人的感觉和精神世界的方式来介入现实社会，治愈现代社会的顽疾。⑦

时胜勋探析了中国当代政治文论的概念内涵、理论、再生产机制与文化归宿，指出中国当代政治文论就是与现实政治实践密切联系并彰显主流意识形态价值的文论。他将中国当代政治文论的生产主体分为政党领袖、文宣管理干部、学者型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和学者型文论家四类予以阐述，指出中国当代政治文论的再生产机制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历史遗产，二是在积极应对社会现实中理解、把握当前的文化文艺现象，三是吸收、借鉴古典文论和西方文论等有益资源。当前我国政治文论的最大困境在于政治的符号化与学术的薄弱，中国当代政治文论应处理好自身与时代的关系，凭借自身特色与其他中国当代文论共同促进文艺发展，最终归宿于中华文化精神传统。⑧

阎嘉爬梳了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发展趋势，指出其中有三个重要的关注点：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及其创作活动，文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艺术技巧，文艺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阎嘉分析了西方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演变过程，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作了历时性研究;这一考察有助于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深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把握19世纪至今西方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整体情况，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批评理论建设提供重要参照。⑨

张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理论背景和历史渊源，指出習近平的文艺思想萃取了中外文论的精华，既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传统，又针对性地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丰富和发展。习近平的文艺思想囊括了文艺与时代、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真善美、文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与中国精神、党与文艺等诸多关系的重要内涵，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第一，习近平文艺思想从多方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第二，习近平文艺思想密切结合我国古今文艺实践，特别注意继承、发扬中国优良传统，讲好中国故事;第三，习近平文艺思想具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视野，对当前时代提出的问题给出了正确的回答，为新时代文艺的繁荣兴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对世界各国人民文艺的发展也具有长远的启示作用。⑩

古代文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刘晓军对古代论说文体“说”作了一番历史探源，指出“说”体源于“说”祭。作为先秦祭祀祈祷的礼仪，“说”祭属于“六祈”之一，是一种以论说的方式说服神灵满足祭祷者祈求的言语行为。由于这一言语行为的记录、撰写需要，便产生了“说”体。战国诸子议论之“说”，与“说”祭联系紧密，其中“说”的语义基本相同，二者属性、功能大体一致，都是陈述、论证事实的辩词;二者论述策略也都是以炜晔谲狂或披肝沥胆的言辞说服对方，论述逻辑也极为相似。“经说”与“小说”是“说”体的两个变种：“经说”是诸子的学说，统合了概括提要之“经”与解释说明之“说”;“小说”则是名声不显的别家学说，既是一个文体概念，也是一种文献类别，不同于现代意义的“小说”。11

朱志荣指出，中国古人的意象观念始自《周易》，《周易》中蕴藏的易象思想与审美意义上的意象思想相通。他从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和取譬达意三个层面分别剖析了易象与意象在创构逻辑、象意关系和诗性思维三个方面的血脉联系，发现易象与意象具有如下共同特点：强调主体对客观事物的直觉领悟，在物我交融中获得审美体验、创构表意之象，以拟象和法象的方式表意，以有限之象传达无限之意，内在情意与感性物象浑然为一，体现出周流不息的生命意识。此外，爻辞与《诗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部分爻辞近似于诗，且其取象表意如同诗中的“比兴”。12

余开亮以郭象《庄子注》的玄冥观为切口，揭示了审美意象创构的玄学理路。郭象思想中物我关系与庄子心物关系有别：其一，庄子心物关系的展开立足于主体心性的精神境界，郭象物我关系则立足于主体的生命本性;其二，庄子的物观念表现为超越表象的本然之物，郭象的物观念则表现为各具其性的“殊物”。基于物我关系的理念，郭象玄冥观的展开就是人之本性与物之本性的直接照面，从而具有丰富的美学意蕴，导向了不同于汉魏“感物缘情”的“寓目美学”观，为东晋以来的诗歌风尚从重情志转为重物色奠定哲学基础，对山水诗的出现贡献极大。审美意象创构的玄化路径，具有摒弃感物之人情而充满物我之玄思的特点，刘勰、钟嵘调和“寓目美学”和“感物缘情”，催生出了“情景交融”的诗学观念。13

张岳林、杨洋深入曹丕所处的政治、历史语境，指出《典论·论文》是建立在国家意识基础上的“文章经国”话语体系。今人对《典论·论文》是否具备“文学自觉”意识存有争议，实际上，曹丕并未关注“文学自觉”或“不自觉”。从建安时代的历史语境来看，《典论·论文》是曹丕在“文章经国”的政治视野下，以“作者自觉”的论述为轴心，有意识进行的原文学批评话语建构。曹丕的文章概念包含但不限于文学概念，他意图建立新的文章话语体系和文章标准，即以实用性文章为核心，辅之以审美性文章（诗赋），而成就不朽之盛世。14

徐俪成研究了南朝士族子弟间普遍流行的“幼属文”现象，指出它源于汉末之后“以名取士”的社会风尚。晋宋之后，文章成为士人谋求进身之路的资本，然而士人们担忧年命不永，熏出以早达为高的风气。于是，士族子弟出仕时间普遍提早，其学习文章创作甚至也提于学习《五经》和史传之前，遂出现大量早熟作者，以谋功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影响下，社会舆论更倾向于用“天才”解释文才禀赋。这些舆论也影响到刘勰、钟嵘等文论大家，最终确立了“才主学辅”的文学天才观。15

蒋寅指出，翁方纲的“肌理”说是在深入反思王渔洋神韵诗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弥补了神韵说内容的空虚，又助力乾隆时期的学人诗风。“肌理”原指“皮肤纹理”“肤感”，翁方纲将其延伸为诗歌的语言组织，关注字句之间的意义关联。在这个使用意义上，“笋缝”也是“肌理”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此外，“肌理”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文本分析观念，一种迫近地观察文本的方式，落实于文本中构成意义层次的语言组织形式，从句法层面考察意义表达。于是，“肌理”说便不只是写作技法，也是一种阅读技法，具备文本的内部构成和外部效果的双重意义。但在翁方纲诗学中“肌理”并未占据核心地位，只是代表其早年的诗学思想。16

颜庆余研究了古典诗学中的公私范畴。艺文所有权观念的形成始于魏晋，成熟于两宋，其间也有不少反对诗文所有权私有化的声音，试图恢复公有的理念。在诗文所有权私有化的基础上，作者们大量追求标新立异，炫己争名，力求独创。然而在求新求变的竞争潮流之余，又有以陶渊明为典型的“自得”一派，以真情淳心自成高格。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作者处于文学四要素的中心，这是古典诗学的核心特征，也是我国诗歌“抒情传统”的基础。尽管如此，作者也不是绝对权威，在古代诗文的创作、流传过程中，作者之外的他人也常作改益、期于尽善，因而保持着既矜私又为公的诗歌共同体。17

耿志、寇鹏程动态地考察了王国维“境界”说的生成机制。通过仔细爬梳《人间词话》的版本差异和成书过程，他们发现，“境界”说是以西方哲学、中国传统文论和王国维的生命体验为“养分”，以其诗词创作经验和阅读体验为“母体”，以诸多子概念及其内部的逻辑关系为“血肉”和“筋脉”的有机体系。王国维依据其精神气质和生命体验的倾向，选择性地接受了中国古典文论与西方哲学，中西思想在其精神世界中融为一体，俨然自铸一家。以往研究多离析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中西思想因素，或有“七窍成而混沌死”的危险。18

姜荣刚全面考察了“意境”概念的古今运用，发现现代“意境”的基本内涵在古代已大体备具;晚清“意境”经由中西诗学的交互格义，传统“意境”不仅在他者镜照下得以自我“发现”，同时还借此整合了中西相关文论资源，促成了意义上的增殖。王国维、朱光潜等学者更是在此基础上借助西方理论，使“意境”理论得以进一步现代化、系统化;但是，传统“意境”的理论内核并未因此而消失，作为文学艺术本质问题的认识与概括，它是普适的、常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意境”说的形成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割裂这些属性只能导致理解与阐释上的混乱与悖论。19

中国文学批评有一个象喻传统，其所取譬对象有人体自身、人文器物和自然物三类。冯晓玲指出，自然物之喻发端于汉末魏晋，壮大、成熟于唐宋元，于明清拓展到戏曲、小说等领域。自然物之喻有深厚的学理依据。首先，文学作品的发生与自然物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其次，“物象表达”符合中国美学传统和中国哲学观物取象的认识论传统;再次，自然物之喻符合中国美学的农业文明特征;最后，自然物之喻所代表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评符合中国哲学的宇宙生命观。自然物之喻有多方面的意义：联结文学世界与自然世界，拓展文学艺术的言说空间和意蕴空间;打通多种艺术批评之间的界限，形成一批中国美学中常用的自然物象批评语言;强化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美学的生命意识和抒情传统。20

西方文论的重读与再释

刘小枫指出，古希腊“诗学”诞生于对民主政治的哲学思考。他考察了古希腊“诗”和“诗学”的起源，发现古希腊词汇poiētēs（诗人）和poiēsis（诗）目前最早可见于希罗多德的《原史》。从《原史》中“诗”一词的使用入手，刘小枫研究了希罗多德关于荷马等人的诗论，并通过回到希罗多德所处的历史语境，对希罗多德的诗式史书写作加以细致的考察。古希腊人的作诗恰恰发生于雅典民主政治时期，此时雅典诗人们主要在其创作中思考民主政治的德行品质问题。从文本看，希罗多德的《原史》正是因应时代所作的纪事之诗，但希罗多德对民主政治的态度并不明朗，在其《原史》的制作中，他不曾观念先行。尽管人们围绕希罗多德的修辞产生了诸多议论，但希罗多德“尽量让故事本身说话”的叙事无疑极富生气。21

朱立元在重读黑格尔的过程中，发现应该区分《美学》中“终结”（Ende）与“解体”（Aufl?sung）的不同使用。对照《美学》的朱光潜译本与德文原文，该书中黑格尔对“终结”（Ende）和“解体”（Aufl?sung）的使用绝大部分与丹托宣扬的“艺术终结”论没有直接的意义关联，Ende与Aufl?sung的含义也并不完全相同。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并非预示艺术一步步走向终结、消亡的历史现实，而应从其哲学的逻辑体系中加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其划分“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这一艺术演进历程的标准正在于理念精神性逐渐超越感性物质性的逻辑进程。依照黑格尔理念运动的逻辑理路，艺术终将为代表纯粹理性的宗教、哲学所取代，而这与历史实存中的所谓艺术“终结”并无瓜葛。22

张永清追溯了“白尔尼—海涅论争”的起因、经过和结果，阐发了这一文学批评历史事件的当代意义。白尔尼和海涅的论争源于“歌德论战”，其焦点在于歌德在法军入侵时期的政治不作为。白尔尼激烈批判歌德的政治态度，并批评海涅党派观念不专;海涅则对歌德持折中态度，并从艺术维度为歌德辩护。“歌德论战”和“白尔尼—海涅论争”的实质在于：如何看待诗人的政治态度，如何看待文学与革命、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的情境下，白尔尼获得了更多的赞誉和肯定，其社会、政治影响力远超海涅;海涅在当时则多遭批判，却在后来的岁月中文学声名愈隆。“白尔尼—海涅论争”表明，对文学批评的政治之维、审美之维等的价值评判应从社会历史语境出发，应从现实问题出发;文学批评应恪守批评的边界，真正的文学批评应是真诚的、理解的、同情的批评。23

卢文超从艺术事件观的视角重读了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艺术事件观认为，艺术品是物性与事性的统一。本雅明在论述艺术品时也区分了艺术的物性层面和事性层面，指出艺术的本真性就在于物性和事性的统一，艺术的灵韵存在于艺术的事性之中;艺术的物性使其具有展示价值，而艺術的事性则使其具有膜拜价值。机械复制能够复制艺术的物性层面，进行大众化的生产，却无法复制艺术的事性层面而丧失其灵韵。本雅明徘徊于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物性与事性之间，惋惜事性和灵韵的丧失，却支持机械复制的物性大众化所具有的革命潜能。卢文超认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灵韵仍可失而复得，途径在于通过“讲述”赋予其新的事性。当然，这随新的事性而来的新的灵韵与过去有所不同。24

马建辉、王志耕从文艺意识形态理论、文艺社会学理论和文艺人民性理论三个问题域考察了巴赫金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巴赫金对意识形态和文学关系的理解很有见地，他注重研究意识形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但在此建构过程中，已有的意识形态环境已经成为一种功能性要素。对于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巴赫金提出艺术内在地具有社会性，文学艺术话语与社会生活是互相依赖、互相阐明的，而且社会生活先在于文学艺术话语。巴赫金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也十分独特，他对“人民”内涵的理解十分宽泛，注重对人民集体的参与性和人民内部的平等性，他的“狂欢化”概念带有天然的民间性和人民性，饱含民主革命色彩。25

钱翰以罗兰·巴特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发现“中性”一词贯穿其一生的思考，然而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缺乏严格的内涵和外延，我们应该将其视为罗兰·巴特用来表达其文学和生活美学风格的理论工具。在罗兰·巴特的文学思想中，“中性”最初指向一种纯净的文学写作，不受任何意识形态或象征符号的污染;后来“中性”不再是回归“零度的写作”，而显现为对多元现实的接纳，差异和杂多成为“中性”的新特点。罗兰·巴特认为，所谓意义、价值、意识形态都形成于人在聚合关系中的选择，“中性”意味着破除此聚合关系，从而破除价值偏执，为意识形态祛魅，最终达到自由。“中性”也是罗兰·巴特的生存风格，他基本不参与政治活动。但悖论的是，“中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价值的执着，罗兰·巴特在显示自己对政治活动的“中性”态度时，仍然无法释怀自己的政治立场。26

文苑仲分析了詹姆逊艺术批评的方法建构与目标设定，认为詹姆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方法论破解了当代艺术批评的困惑。面对纷繁复杂的当代艺术现象，詹姆逊把艺术作品的形式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将当代艺术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界定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后现代时期，从而揭示了当代艺术发展的历史局限性。为了解释当代艺术的“奇异性”，詹姆逊辩证地吸收了其他思想理论，诸如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福柯时空理论等。詹姆逊将其艺术批评的目标设定为走出后现代幻象、超越全球资本主义，积极探索文化解放的可能路径，其艺术批评理论对当今中国的艺术理论与艺术批评有重要的借鉴作用。27

“冗余”是符号学从语言学和信息技术中借取的概念，意指符号文本或传播中的多余成分，在符号的解释过程中并不需要。艺术无冗余论滥觞于两千多年前的“艺术有机整体”论，代表人物是亚里士多德;艺术全冗余论则发端于19世纪，代表人物是控制论的奠基者维纳（Nobert Wiener）。赵毅衡对这两派理论加以分析，借用符号意义三分理论（对象意义—解释项意义—符号文本），提出就对象意义而言，艺术文本的冗余度趋向于最大值;就解释项意义而言，艺术文本的冗余度趋向于最小值，而艺术性就来自两种冗余之间的张力。28

张伟指出，作为视觉研究的新兴领域，图像修辞不同于传统语言修辞的第一重表征体现为跨媒介符号建构的文本修辞实践。中国传统的“题诗画”为这一图像修辞提供了理想的范本。“题诗画”中由语、图符号构建的修辞范式形构了从符号表现形式的审美互动到符号话语意指的内在呼应，乃至语图互文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产生联动的多重逻辑，而建构了图像修辞跨媒介符号文本实践的知识模型，使得超越传统语言修辞建构图像修辞的本体理论话语体系成为可能。29

继“西方理论的中国命运”话题之后，刘康开启了新的话题“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刘康秉持“世界的中国”（China of the world）理念，认为“将中国问题作为西方理论本身、内在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在西方理论中的意义”十分必要。刘康从学术范式与方法、批评实践等方面入手，讨论了詹姆逊、阿尔都塞如何把中国革命实践及理论成果吸纳到他们的理论范式之中，对中国问题有着怎样的理解偏差。刘康指出，巴赫金的理论可在文化转型和文艺批评实践等方面对中国提供镜鉴，他以漫谈的形式着力勾画了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现代传统的关联，希望开辟出一个崭新的中国理论的思想空间。30

美学研究的返本与开新

彭锋梳理了“现代美学”的源流，将设定了时间、地域和类型等含义的现代美学称为狭义现代美学。狭义现代美学认为，现代美学乃是诞生于18世纪欧洲、以审美无利害性概念为核心的美学。彭锋指出，狭义现代美学的观点乃是一个经由克里斯特勒、斯托尔尼茨、盖耶等人逐步建立起来的神话，其立论基石并不牢靠，而受到诸多美学史家的质疑。彭锋提出了“普遍现代美学”的观念，其形式特征是多样性和国际化，认为中国现代美学构成了“普遍现代美学”的一种独特类型;美学的现代进程不是推行某种版本的美学，而是促进不同美学传统之间的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敞开新的理论前景。31

周宪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研究分为四个阶段：一、晚清到民国，译介以日译本为主，缺乏系统引进;二、民国时期，学者们开始翻译西方原著，翻译和研究较为系统;三、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俄苏美学广泛译介;四、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开创了西方美学研究及译介的新局面。西方美学的译介也主要分三类：专著、读本或文集、单篇论文。然而，国内西方美學研究界在文献资源的建设上仍然显得不足，缺乏系统的研究规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学界应当做好西方美学的目录学研究这一基础工作，绘制出西方美学本土接受的知识图谱，并用比较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出我国西方美学研究的不足，最终提升我国的西方美学研究水准。32

汤凌云对中唐文士阶层的赏玩之风进行了美学考察。中唐时期，南宗禅兴起，和老庄之学一道影响着文人士子的人生态度，“中隐”的处世哲学流行于文士阶层。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历史条件下，文人士子们养成了悠闲自得的审美情趣，赏玩之风遂大盛。中唐文士的赏玩活动以适意为审美理想，推崇“境心相遇”的审美境界，是中唐审美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唐宋之际精神文化变革的普遍特征。此外，赏玩丑怪事物也是中唐审美风尚的一大特点。与北宋士大夫相比，中唐文士更沉迷于赏玩中的感官享乐，缺乏形而上的超越性，也缺少对民族和家国的现实关怀。33

刘毅青分析了中国“平淡美学”在西方的旅行，借以开掘中国美学当代重构的跨文化路径。他指出，法国汉学家朱利安发现了中国的“平淡美学”乃是西方美学的未思之域;而德国汉学家何乏笔则通过徐复观与阿多诺的对话，揭示出“平淡美学”的内在超越性特质，从而开启了“平淡美学”的跨文化潜力。“平淡美学”突破了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有限与无限统一起来，在超越性与日常性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因此能够在现代性社会中重构超越性维度，在世俗生活中开显生存的意义，构成对工具理性的有力制衡。“平淡美学”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成功，彰显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当代生命力，也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当代阐发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突破西方哲思的局限。34

赵强研究了“中国美学”在现代的出场经历，发现“中国美学”首现于1927年的巴黎，当时欧洲正兴起“汉学热”。欧洲的“汉学热”刷新了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促使中国学者产生了“中国美学史”的观念。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编写中国美学史，宗白华、李泽厚等人在中国美学史的写作中担任了重要角色。然而，随着关于中国美学史的著作越来越多，中国学者们面临着新的焦虑：到底应如何叙述中国美学？从美学到中国美学，其间，是从一门新学科到这门学科本土化的艰难历程。中国美学的出场突破了西方美学的普遍性假设，开启了美学研究和美学史叙事的“中国问题”。35

朱国华研究了中国审美现代性中的身体表征问题。在传统中国的主流文化中，身体作为表征的对象基本是缺席的，这与西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裸体之所以得到绘画的表征，是因为裸体对应着形式以及完善的概念，它使得理想或本质获得了可见性。身体表征的可能性取决于两种文化所赖以成为可能的认识型。20世纪初刘海粟的“模特儿事件”——包括郁达夫小说集《沉沦》——备受争议，但都通过宣扬西方文化不言而喻的优越性，获得了最后的成功。在具体的言说策略中，传统与现代的差异置换了中西差异，而认识型的转变并不能一蹴而就，这样的成功其实是不稳定的。当现代性的某些价值被怀疑时，身体表征又重新变得不可能。中国文化的自我展开尚未完结定型，未来的身体表征将会呈现何种景观，还不能盖棺论定。36

彭立勋系统考察了朱光潜的学术历程，指出朱光潜率先引入西方近代美学的研究方法，在《文艺心理学》一书中构建了以审美经验为核心的美学研究模式。朱光潜留学欧洲时曾倾心于心理学，其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是他美学思想的起点。当朱光潜构思、写作《文艺心理学》时，他善于将西方近代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美学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扬各家之所长，弃各家之所短，创构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美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又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前期理论进行了修整，并从审美经验出发进一步探索了美的本质问题。尽管朱光潜的美学思考也有不足，但并不妨碍其开路之功与参考价值。37

王一川分析了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文艺美学是伴随改革开放时代而兴并引发争议的学科，先后经历三次转向：文艺学的美学论转向，标明文学研究范式从政治论范式向美学论范式转型;其文化论转向力求走出纯审美圣殿而面向文化原野开放，代表文学研究范式的文化论转型;语言艺术论转向意味着重返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个现代性原点，重建文学研究的语言艺术论范式。王一川认为，当前重建语言艺术论范式需要在若干层面同时推进：一为文归于艺和文以导艺，二为文异于艺和文先于艺，三为文入于艺、文为艺魂，四为文入文化、文导文化;还需深探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重新认识在艺成文、文为艺心及艺导文化等文学特性。今日文化更应当注重语言艺术的引导，从而更应当成为语言艺术引导的文化也即语艺文化。38

江飞梳理了实践美学学派的形成历史与学理脉络，指出实践美学学派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题和美学研究自身规律，在诸多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逐渐形成的。实践美学学派内部谱系犹如多声部合唱：李泽厚奠定基本原则，朱光潜开启“整体的人”维度，王朝闻重视“审美关系”，杨恩寰综合认识论和价值论来解释审美现象的历史根源和价值，刘纲纪倡导“创造自由论”，周来祥主张“和谐论”，蒋孔阳则最终总结出了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创造美学”，他们都对实践美学学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39

张宝贵将新世纪兴起的生活美学视为20世纪以来的第四次美学热潮，他将生活美学分为三类：应用性生活美学——热衷于美学理论的应用，日常性生活美学——着眼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審美，思辨性生活美学——致力于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它们都努力突破认识论美学的局限，共同推进我国美学研究的生活论转向。然而，由于历史积淀薄弱，我国生活美学的理论建构在现代性问题意识、理论自主意识、形而上意识、模式分析意识、生活介入意识等方面仍有缺陷。厘清当下中国最基本的生活问题，找到合乎自身语境的理论资源，消除审美与生活功利性之间的隔膜，建构真正能够解决我们生活问题的理论，是未来中国生活美学的良性发展方向。40

德国当代美学家韦尔施指出，在当今西方后现代社会，“审美化”（感性化）已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必须回到鲍姆加登感性学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公正对待人类全部感知领域的“超越美学的美学”。陶水平认为，韦尔施的美学重构有片面性，对康德美学、20世纪西方思想史等多有误，其美学重构需要再重构，应从感性学走向感兴学。中华“感兴学”之“感”包含了韦尔施感性学对感性活动的重视，而“感兴学”之“兴”更具有韦尔施感性学所不具备的审美升华和审美超越——创新和发展中华感兴学美学是一条极有希望的中国当代美学重构之路。41

文学理论建构的反思与重构

高建平分析了文学理论的性质及其形成学科的历史，指出文学理论至少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关于文学的零散的理论言说，作者并非职业的文学理论家;一种是关于文学理论的系统言论，作者有意识地进行文学理论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有五大理论资源，分别为革命根据地文学理论、俄苏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和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理论。1949年后的文艺学将文学艺术视为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相比之下，文学艺术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高建平还将文学理论分为规范性的与描述性的，倡导理论应当有助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并能够介入社会问题;既要广泛采纳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成果深化文学研究，又要拒斥“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他为当下的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提示了三个关键词：“拿来主义”“实践检验”和“自主创新”42。

南帆深入论述了知识与文学的复杂关系，辨析了二者冲突所导致的现代性裂变，并有力回应了当下的文学创作实践。在他看来，跨入现代社会后知识的专业性质日愈明显，许多知识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直接联系隐没于各种专业架构背后。不过，知识并非无时无刻地压缩在学院制作的学科方格里，知识的积累、淘汰以及回旋式的更迭始终处于历史坐标的监管之下。现代性提供的历史坐标包括民族国家、启蒙与理性、阶级、个人、市场经济以及拒绝种种规训的力比多，而且这些坐标形成一个共时的网络，干预乃至决定知识的生产与消费——当然同时塑造知识生产者。由于诸多观念的交织、竞争、博弈、对话，现代性以多种形式烙印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形成了他们既相似又分歧的精神风貌。43

陶东风指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范式演变与体系建构经历了五个阶段：1978年前后以“为文艺正名”为核心的“向内转”思潮，否定“文艺工具论”，同时强调文艺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和精神/心理/心灵属性;1992年后，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后学”涌入，现代性成为反思对象;与“后学”几乎同时开始的文化研究及其本土化;援接文化研究进入文学理论的建构;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与此同时，陶东风坦陈了个人的学术思想历程，为我国当代文论建构提供了一例鲜活的标本。44

2003年伊始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讨论是一个影响较大的理论事件，赵勇重返历史现场，还原了童庆炳与陶东风师徒之间的论争场景，认为这是“现代型知识分子”与“后现代型知识分子”之争，是“立法者”与“阐释者”之争，是文学理论界“两条路线”之争，一如当年英国的威廉斯—利维斯之争。不过，这“两条路线”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之分，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间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应“亦此亦彼”，并行不悖：我们可以在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结合部”展开思考，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产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45

颜桂堤将9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研究领域学者对文化研究的态度大致分为五种：肯定性接受、激进批判、策略性接受、否定性批判和以文化研究阐释“中国问题”。颜桂堤认为，文化研究为文学批评敞开了新的阐释空间，开启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性别、民族、媒介等新向度。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重构中，文化研究能够激活中国文论的危机意识，提升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促使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直面“中国经验”，坚持历史思维。46

肖明华认为，目前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有两个层面，一是理论逻辑层面，二是学科历史层面;现有的文艺学学科历史书写主要分为三个时段，分别为新时期以后的三十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七十年和20世纪的一百年。通過对这三个时段文艺学历史书写中典型个案的分析，他指出我们有必要将文艺学学科的历史书写纳入学科反思的问题框架中加以评述，以便明晰文艺学学科知识生产的得失，理解文艺学学科历史书写的重要性，凸显学者的学术自觉，还可为反思文艺学学科提供一个历史视角。47

在80年代中国文论转型过程中，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是一大标志性事件。曹谦认为，这并非仅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所致，俄苏文论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复杂的作用。当时中国学人曾参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表达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正统”立场，在讨论或批判现代主义的过程中颇为倚重俄苏文论，且以俄苏文论为一大参照系。而为现代主义文论张目的学者们也努力在俄苏文论内部拓展现代主义文论的生存空间，如借力于苏联当代“开放体系”的学说，提出以现实主义为评价现代主义的“标尺”，提出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趋同—融合”论，在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经典中发掘现代主义因素，等等。可以说，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实乃新时期以来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48

如何有效推进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

谭好哲指出，在目的性方面，话语体系建设必须以服务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为目的，创造既面向现实问题又能引领实践的理论话语;还要在全球化时代中助力世界学术的发展，并秉持人文关怀品格，着力改善世道人心。在主体性方面，话语体系建设应由个人主体性、对象主体性和社会主体性构成，它们分别指学者个性的显现，学术研究对象在话语建构中的体现，民族特色学术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的彰显。在专业性追求方面，话语体系的建设必须有理论系统性，做到思想观念、逻辑论证和表达术语三位一体，并努力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具有标识性的新概念、新范畴、新术语和新命题。49

张福贵将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概括为“跟着说——对着说——自己说——一起说”四个阶段，指出新时代中国文论建构合乎历史逻辑，具有充分的正当性。随着中国综合实力日益强盛，人们的文化自信高涨，文论研究界的理论建构趋于成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当前正处于从“自己说”到“一起说”的历史阶段，新时代中国文论建设的核心问题就是中国化继而世界性的问题。为达成中国文论的世界性，把中国文论真正建设为对全人类有重大贡献的理论话语，我们应避免陷入文化冲突的思维模式，正确看待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历史价值和启示作用，理性认识我国文化传统。张福贵认为，文化融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最终趋势，培育我国人文学科基本理论的世界性价值，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最重要的基本导向。50

朱立元指出，目前我国人文社科界在关注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之外，还应注意到知识体系的建构。当前知识体系问题的重提，既是出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需要，也有后现代西方学术思潮（如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的影响。朱立元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的知识论演变轨迹，回顾了当代中国文论界关于知识和知识生产的探讨，并特别对探讨中出现的三个重要理论分歧——“知识”概念的内涵是否有涉价值、知识与理论有何关系、知识的体系性与片段性的关系——进行了考辨。最后，朱立元认为人文学科知识体系的建设应该对上述分歧加以辩证统一。51

赵宪章明确了“知识体系”概念的内涵，即它是各种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不同的知识凝聚为一个有机整体，由此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生产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知识体系具有五个方面的间性结构，分别为中西学术思想互文、互鉴的中西间性，古今学术思想交替的古今间性，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内外间性，文学理论形而上倾向与形而下倾向的上下间性，以及文学理论自身激进或保守的政治倾向的左右间性。明确这“五大间性”有助于我国文学理论的自觉，有利于认识我国文学理论所处的多维语境。“五大间性”形成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建设，其生命力还将延续到我国文学理论真正成熟之时。52

廖述务认为，“本体阐释”论的提出为当代文论重建提供了一种切实的话语生成路径，其重心在于校正被颠倒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让理论皈依文学实践;不过，这一建基文学实践的理论生产与知识更新诉求，仍留下不少语义疑点与空缺。“本体阐释”提倡的是一种单向确证的认知路径，其所依托的文学实践结构带有固化、静态的特征。文学实践形构的是一种互文性环形系统，“文本”是各要素动态循环、交互影响的产物。后结构主义以来，文学实践形态与文本观对理论/实践关系之重构有重大影响，并为以批评实践观念为理论/实践沟通中介的阐释路径的生成提供了可能。53

西潮东渐以来，中国学术思想遭遇了急剧的范式变迁与转型。戴登云指出，从表层看，学术范式的转型即学术观念、学术方法和学术话语体系的转型;从深层看，学术范式的转型则意味着世界观念的转变、历史观念的变迁、文化整合机制的变革和表意范式的新变。这两个层面交互发生，共同演变。然而，由于普遍缺乏对后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敏感，当代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的反思大都停留在极为浅表的层面。要重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话语体系，有必要深入反思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学术”这一基本问题，重新彰显学术史变迁的表层和深层问题的复杂关联，以促进当代中国学界对现代中国学术史的重估自觉。我们只有把握现代中国学术跨语际书写的双重属性，才可能在中西古今学术的表意范式的差异—冲突中，找到一种新的理想的表意范式。54

刘阳思考了“理论”之后的写作问题，指出国际学界多种修补“理论”的方案未及根除“理论”的盲点，即尽管致力于拆解自明性，自身却仍不得不依托于语言，而且也始终内含深层结构，使所说同样成为某种假象而待拆解，动摇了该方案得以成立的基础。“理论”之后，很自然地便需要在自控性祛魅的同时主动显示受控的一面，发展出积极兼容二者的临界写作。话题写作、事件写作、转义写作与喻说写作等，富于学理序列地展开为其具体方式;这些写作方式与我国诗性传统在是否自觉针对形而上学这点上呈现区别，在创造话语效果方面则具有联系：二者基于扬弃的融合，不失为“后理论时代”增进民族文化自信的有益尝试。55

正如刘跃进所指出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社会现实，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学科优势，夯实研究基础，彰显学术特色，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总结历史经验，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走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道路。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56

毋庸讳言，拘囿于西方各种理论学说，学院派的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大多从概念到概念，从逻辑到逻辑，从抽象到抽象，高谈理论而陷于空疏;这种自娱自乐或自产自销的“无本之学”，制造了诸多“美学的谎言”，无异于“对文学的犯罪”。文学研究者或批评家应不时扪心自问：“我知道什么？”

近年来，吴子林在努力探索一种融通中西古今的思想与言说方式的述学文体，身体力行地倡导“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写作;其哲思路径有二：其一，返回中国文化之“本源”，通过“回向”即“深入历史语境”的“处境分析”，祛除“理障”或“知识障”，在“进”—“出”—“进”反复往返的研究过程中，既明“事理”又通“心理”;其二，“思即言”，一方面接续中国古代悠远的述学传统，包括五四文人之“文脉”，另一方面汲取西方“Essay”的创造性文体实践成果，融通“隐喻”型与“演绎”型两种述学文体，构建一种“没有体系的体系”，与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思维相会合。“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写作不是彻底否定理性的反逻辑，而是力图用逻辑之外的因素弥补其缺陷与不足，这些因素包括混沌与无知、偶然与奇迹、直觉与感悟、激情与想象……它们和逻辑之间不是靠削弱对方而存在，而是相互增强、相互激活，动态地呈现个人化创见与风格，使一切如其所是。作为未来学术之“预流”，“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创构，有助于我们侧耳倾听世界发出的声响，力图站到精神领域的最前沿，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的建构。57■

【注释】

①段吉方：《“五四”文学文化经验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②泓峻：《社团传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品格的影响》，《文史哲》2019年第2期。

③刘卓：《“群众的位置”——谈延安时期文艺体制的“非制度性”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④李圣传：《经济调整期文学理论话语的突破和重建》，《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⑤刘方喜：《文艺与政治、经济、技术：七十年文论问题域的演进》，《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3期。

⑥趙炎秋：《“人民”内涵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⑦胡亚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文学与政治新探》，《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⑧时胜勋：《试论中国当代政治文论的概念、机制与归宿》，《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⑨阎嘉：《当代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缘起与问题》，《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2期。

⑩张炯：《论习近平关于文艺的系列论述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1刘晓军：《“说”祭与“说”体》，《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

12朱志荣：《论〈周易〉的意象观》，《学术月刊》2019年 2期。

13余开亮：《郭象玄冥观与审美意象创构的玄学理路》，《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14张岳林、杨洋：《“文章”经国与“作者”自觉——〈典论·论文〉原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15徐俪成：《南朝士人群体“幼属文”现象的流行与文论中的“才主学辅”观念的确立》，《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16蒋寅：《肌理：翁方纲的批评话语及其实践》，《文学遗产》2019年第1期。

17颜庆余：《中国古典诗学中公私范畴的内涵与特征——以章学诚“言公”论为中心》，《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18耿志、寇鹏程：《王国维“境界”说的生成机制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2期。

19姜荣刚：《现代“意境”说的形成：从格义到会通》，《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20冯晓玲：《自然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

21刘小枫：《希罗多德与古希腊诗术的起源》，《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22朱立元：《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再思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23张永清：《“白尔尼—海涅论争”及其当代意义》，《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4卢文超：《艺术事件观下的物性与事性——重读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5马建辉、王志耕：《巴赫金文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26钱翰：《“中性”作为罗兰巴特的风格》，《文艺研究》2019年第2期。

27文苑仲：《詹姆逊当代艺术批评的方法建构与目标设定》，《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28赵毅衡：《艺术与冗余》，《文艺研究》2019第10期。

29张伟：《跨媒介的图像修辞与文本实践——“题诗画”中的语图修辞及其释义指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7期。

30刘康：《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以学术范式、方法、批评实践为切入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31彭锋：《现代美学神话的建构与解构》，《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32周宪：《关于西方美学的比较文献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2019第1期。

33汤凌云：《中唐文士阶层赏玩之风的审美意蕴——以白居易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34刘毅青：《中国美学当代重构的跨文化路径》，《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

35赵强：《“中国美学”的现代出场及蝉蜕轨迹——一个问题史的考察》，《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4期。

36朱国华：《身体表征的现代中国发明：以刘海粟“模特儿事件”为核心》，《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37彭立勋：《朱光潜与中国现代审美学科建设》，《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

38王一川：《回到语言艺术原点——文艺美学的三次转向与当前文学的间性特征》，《文学评论》2019年2期。

39江飞：《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学派的历史形成与多声部合唱》，《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年第1期。

40张宝贵：《中国生活美学的形态与问题》，《美学与艺术评论》2019年第1期。

41陶水平：《从感性学走向感兴学——“美学重构”的新路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42高建平：《论“文学理论”》，《澳门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43南帆：《知识与文学：现代性的裂变》，《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44陶东风：《新时期文学理论的范式演变与体系建构》，《文艺研究》2019年第11期。

45赵勇：《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童庆炳—陶东风之争——一个理论事件的回顾与反思》，《文艺争鸣》2019年第1期。

46颜桂堤：《文化研究对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挑战与重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3期。

47肖明华：《作为学科反思的当代文学理论史书写个案》，《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48曹谦：《1980年代俄苏文论的译介研究与中国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49谭好哲：《新时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应有的三个追求——以文艺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为例》，《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50张福贵：《新时代中国文论建构的历史演进与价值取向》，《文学评论》2019年第6期。

51朱立元：《试论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若干理论问题——以当代中国文艺学学科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9期。

52趙宪章：《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间性结构——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文艺研究》2019年第6期。

53廖述务：《本体阐释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关系新诠》，《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

54戴登云：《究竟该如何反思“现代中国学术”？——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百周年而作》，《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55刘阳：《“理论”之后的新型写作及其汉语因缘》，《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56刘跃进：《70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57吴子林：《“投入智慧女神的怀抱”——“毕达哥拉斯文体”的哲思路径及其意义》，《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吴子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