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兴以来，儒家思想一直较为活跃，武帝之际，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确立了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逐渐在社会各层传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汉代服饰的审美取向，形成了汉代服饰审美文化。汉代女性服饰作为汉代服饰体系中的一大分支，其丰富的服饰类型承载了汉代深厚的文化哲理，是研究汉代服饰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的形成、标准与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汉代服饰的认识，以汉代女性服饰为研究点，探索汉代女性服饰审美取向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出汉代女性服饰的审美标准与特点。

关键词：儒家思想;汉代;女性服饰;审美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8SJA0995）研究成果。

一、汉代女性自身对服饰审美观的建构

汉代女性服饰穿着方式及审美趣味受自身文化观念的影响。其观念受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究其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社会环境层面，整个社会浓厚的儒学风气，促使儒家女性观的形成。汉代社会为了构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治社会，开始不断通过教育来教化人的观念，造成了汉代社会中充满浓厚的儒学之风。在教化中主要通过儒生言论和地方官吏教育来儒化妇女观，对于在学习中表现突出者，给予丰厚的物质及名誉嘉奖。为了更好地达到教化效果，汉代社会开始实行系统的教育方式得到更多人的参与与认同，如在中央设立太学，地方和郡县设立官学，除此之外还大兴私教。至东汉时期，社会上出现了“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的局面[1]，为儒学教育的普及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土壤，同时也影响着女性的价值观、审美观。

从国家制度层面，汉代有着优厚的入仕待遇，促使汉代女性在利益的驱使下支持男性习儒，激发了女性尚儒的动力。汉代女性虽没有被置于入仕制度之中，但家庭中的男性却可通过攻修儒学达到通官入仕的目的。董仲舒在《对贤良策》中讲过，在人才选拔制度中，要数次考问以将人的才能全部挖掘出来，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英才。选拔出的人才可免除繁重的赋税杂役，这一政策对学者是极大的诱惑。可以想象出汉代国家对学者优越的待遇，足以让人奋发学习，同时促使整个家庭为之而奋斗。这样的现实案例在汉代多有发生，如《后汉书·逸民·高凤传》中讲道，高凤妻子以农亩为业供养其夫专心诵读，昼夜不息，高凤最终成为“名儒”。还有更为激励人心的东汉乐羊之妻，为了激励丈夫引刀断织，苦心劝说，遂使乐羊七年不返，成就功名。这些事例均可证明国家的入仕制度激励着汉代各个家庭习儒的热情，从而也导致了女性对儒学的崇尚。

从汉代女性自身发展层面，严格的法律制度与社会规范要求进一步促使女性想要通过习儒改变自身地位的决心。汉代社会在对礼的实践上强调“夫照临而有别，妻柔顺而听从”[2]，可见，女性相比于男性在社会地位上主要以从属地位为主，以柔顺听从丈夫之言为社会行为标准。在汉代法律上也体现着汉律比秦律更强的夫权意识。如：秦律中规定丈夫打伤妻子需要处以耐刑，而汉律则规定丈夫只要不使用“兵刃”，哪怕伤了妻子也不算有罪。由此可见，在汉代男权社会的背景下，女性若违背社会主导思想，后果不堪设想，若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则可得到相应的发展机会。在这种机制下，汉代又建立了一套优越的女性褒奖政策，成立了伦理旌表体系，形成大规模的女性表彰制度。主要表彰的对象有：孝妇、孝女、贞妇、慈母等，表彰力度极大。表彰的措施主要分为对榜样进行赐帛、立碑、刻画图像等，负责实施的地方官员也不遗余力地对这些事迹进行不断宣扬、鼓吹，使得这些女性除了得到物质奖励之外，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美誉。这一举措彻底扭转女性的社会命运，使得女性在汉代社会能够获得一定的地位与声望，促使广大女性在无形中认同了汉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得出汉代儒家思想已成为汉代女性的文化主导思想，在社会制度要求之下汉代女性呈现出对儒学文化的自觉崇尚心理。这种对儒学文化的崇拜影响着女性自身的审美取向与艺术观，从而导致汉代女性的服饰艺术审美趋向于建立在儒家美学基础之上发展。法国哲学家丹纳说：“一件艺术品只是它所属时代精神的最终反映，我们研究自然界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植物的出现，同樣我们应当研究精神上的气候，以便了解某种艺术的出现。”[3]因此，研究汉代女性服饰的审美状态，必须建立与上层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

二、 汉代服饰制度对女性服饰审美的影响

汉代服饰审美观，除了受到女性自身的自觉建构之外，也与国家服饰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初服饰在样式与风格上继承了战国楚服与秦代服饰，是二者合二为一的结果，既有着楚国服饰中的浪漫之风又含有秦代服饰的简洁干练。在不同区域之间民族的融合以及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汉代服饰形成了自己的服饰文化体系。自汉武帝以后，儒学体系逐渐完备，始决定“改正朔，易服色”，开始逐步建立汉代服饰制度。从服饰制度的记载中可发现汉代服饰作为儒家思想的一种艺术表现符号，反映出深刻的儒家礼治思想，也影响着女性服饰的审美发展。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制》详细记载了汉代女性在不同场合、不同等级身份人的着装要求，体现着严格的礼仪等级观念。在对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物服饰颜色及面料、质地、用法上专门做了详细的规定：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服彩色丝织品，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使用无纹的素色织品，采九色，禁用丹、紫、绀色;三百石以上服饰采五色;贾人只能用浅黄或青白色的丝织品。从中可得出不同等级身份的人物服饰，在用料和色彩选择上都有着严格的规定，服饰在配色与用料审美上受到服饰制度的制约。

在女性服饰形制上，司马彪《续汉书·舆服制》是这样规定的：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皆深衣制，上服绀色下服皂色。祭蚕时上服青色，下服缥色。皇后入庙、祭蚕服饰与太皇太后同制，但不同在于皇后服饰将领与袖口隐去，在其上加缝一长条缘饰，更注重装饰趣味。而贵人服饰就有了明显的层级区别，相比而言，则简洁很多。贵人助蚕服，上下衣装皆以纯缥色，深衣制。可见，汉代服饰制度中，在服饰形制与穿着搭配都要详细规范，足以见得服饰已不是简单的实用问题，而上升到国家伦理问题，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实施手段。这种现象不仅在服装上，汉代妇女在妆容审美上基本也遵循了“尊卑有序，上下有别”的制度原则。如服饰制度中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簪以瑇瑁为擿，长一尺，端为华胜，上为凤皇爵，以翡翠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镊……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级焉。”[4]皇后入庙以假结、步摇、簪珥为饰，步摇以黄金为山作为装饰的主题，爵以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为题材，兽皆以翡翠为羽毛，以白珠萦绕其间。而作为公、卿、贵族夫人的饰物则简洁很多，其饰物以黄金龙首衔白珠为题，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从发饰中可感受到不同人物身份等级是通过不同饰物的用料、装饰图像等来体现：太皇太后、皇太后给人以极大的威严及受人尊崇的身份;皇后给人以作为一国之母的端庄大气;贵族夫人给人以作为贵族阶层的荣耀感。汉代服饰制度对于装饰的细致化管理，亦可见装饰在服饰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特殊意义，代表着一个皇族的威严。服饰制度内在的秩序化模式同样也是儒家思想中礼治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其目的是用礼来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妇女服饰的审美在服饰制度下展现出人伦礼仪之美。服饰、人与礼治思想天然的融为一体，在这种轨迹之中，不断发展出自己的审美文化特色。

三、儒家思想下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特点

首先，汉代儒家思想逐渐占据社会思想中的主要地位，董仲舒的新儒学思想将孔孟儒学巧妙相融，又结合天人感应学说，将人与万物巧妙设计到阴阳五行的宇宙图式之中。并把这种图式以儒家的“礼”进行最终阐释，形成了以“礼仪”为主导的服饰审美观。查阅历史资料可发现，汉代女性服饰特点受儒家思想颇深，呈现出这一时代的特色。儒家思想下的汉代女性服饰审美有着文质互补、相辅相成的特质。《论语·雍也》记载：“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5]此番辩证可在汉代女性服饰中找到很好的契合。汉代女性服饰与其他历史时期的服饰风格相比，既不像唐代服饰那样奔放自由，也不像清代服饰那样装饰繁缛，而是有着更为概括的大气之风。汉代女性服饰在继承楚国的平面、长体形制之外，将其进一步简化、概括、抽离，将楚服的衣身和袖子加宽，在衣、袖边缘分别饰以宽而厚的条形装饰物，服饰显得更为厚重。服饰的外在形态已不是关注的重点，皆以深衣制来进行表达，其服饰形态中的纹饰与质感成为关注的焦点，认为这是表达个人情感与身份的标志。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汉代T型帛画中，女主人虽已年迈，但其服饰中绣满华丽生动的纹样装饰与不同质感的服饰衣料相互衬托，散发出女主人身份的高贵与典雅的气质。而紧随其后的两位侍女虽与女主人服饰同制，但其服饰中简洁的服饰纹样在高级的服饰衣料上展现出贵族侍女的质朴精神.服饰中的文与质达到了天然的融合（如图1）。

其次，儒家思想中服饰审美还注重服饰给予人性的装饰与表达作用。不同的人物性格通过服饰穿着搭配显露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如女性以端庄、含蓄、典雅、肃穆为审美标准，在服饰选择上自然也尽可能地展现或是含蓄、或是典雅、或是肃穆的人物性情。汉代宫中的采女制度中也明确制定了以“长壮妖洁、姿色端丽”为选择标准。可见汉代在女性中不仅以身材、面容为评价机制，更重要的是能够体现出端庄、大气的内在性情。孔子对此也有过专门的论述，子夏拿出了一段描写美女容貌的诗句来问美的标准，孔子答日：“绘事后素。”孔子简洁的话语点明了审美标准，他解释作为美女的标准并不是只有华丽而令人羡慕的外表，而是要能够散发出像纸一样洁白无污的礼仪修养底蕴。因此，汉代女性服饰中多配玉来进行人性的表达，有的借玉的温和润泽表达仁性;有的借玉的质地缜密表达才智;还有的借玉的组合形式表达性格的谦卑有礼。所以，也成就了玉的价值（如图2）。

最后，在儒家思想下的服饰审美还要达到人衣天然合一、灵活通圆，这也是汉代女性服饰审美的最高境界。这是要求在看待事物的发展问题上，要以灵活圆通来处理问题。汉代女性服饰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发展規律，西汉初期，服饰形制继承了楚与秦的样式，深衣以绕体数周为主要特征，发髻呈现在脑后低垂的效果，整体风格拘谨、严肃。西汉中期以后，服饰风格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原本素裹的曲裾深衣开始向较为宽松的直裾深衣造型转变，服饰风格由原有的紧身素裹型开始向较宽松的服饰造型变化，女性发髻由原来低垂的造型开始逐渐向高髻发展。到了东汉时期，服饰更加突出个性化的发展，一改以往服饰面貌，出现更为宽大的造型，服饰类型更加丰富，女性服饰彰显汉代的精神气场（如图3）。整个汉代女性服饰发展过程特征突出、清晰完整。由此可见，国家一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但并没有扼杀美的自然发展方向，在处理问题时采用灵活圆通的方式，使得汉代女性服饰种类丰富多样以及在服饰审美上的自然朴实之风。

四、结语

以上论述可得出，儒家思想在汉代的发展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结果，而统治者的有力推行，将儒家思想学说真正内化为人的生活之中。汉代女性服饰作为汉代服饰文化的一大分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呈现着自身的特色文化，其服饰审美文化的形成不仅受国家制度政策的影响，也与女性自身的伦理观念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不可忽视的是事物自身发展的规律性，这种自身的规律与国家推行的儒家思想得到很好契合，在不断融合发展中逐步形成了汉代独具特色的审美趣味。

参考文献：

[1]顾丽华.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J].妇女研究论丛，2008（6）：35-39.

[2]顾丽华.两汉妇女生活情态研究[D].沈阳：东北师范大学，2009.

[3]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6.

[4]张灏.汉服审美[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490.

[5]张志春.中国服饰文化[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9：30.

作者简介：满甜，硕士，徐州工程学院讲师。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