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繁 晔

(山西大学 工程管理系，太原 030013)

一、引言

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70%以上。民国时期，煤矿业取得明显的进步。[1]2根据当时的记载，“中国的煤矿业在全国矿业中……约占总值60%以上，实占着最重要的地位”[2]257，民国时期的煤炭价格是当时的能源市场和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风向标。本文首先从影响煤炭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分析1913—1933年间煤炭价格可能的影响因素，在搜集数据的基础上，再运用相关系数和散点图分析方法对这些因素的相关性进行判断，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分析。

之前的学者针对煤炭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大多着眼于当代的煤炭价格，但是他们的研究思路可以对民国煤炭价格的研究提供启发。研究表明，煤炭价格主要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影响，从供给角度而言，国内煤炭的产量[3]、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4]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从需求角度而言，国内煤炭价格受到GDP的增加值、工业产值的增加值[5]、煤炭下游产品的产量(具体如发电量、钢铁产量)、煤炭替代品(比如石油)的价格、煤炭消费量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考虑开放的国际煤炭市场，那么煤炭进出口数量[6]也会通过影响国内煤矿的供给和需求而影响国内煤炭的价格。此外，除去微观的供求因素之外，通货膨胀[7]、煤炭产业的组织形式、经济周期等宏观因素在煤炭价格波动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民国时期的研究者认为：煤价长期趋势上升，季节变化明显，意外变动、海外煤市、本国煤市场、货币关系、天时关系、政府设施是影响煤炭价格的因素[8]596，与当今学者的研究不谋而合。然而，目前尚缺乏对民国时期煤炭价格波动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研究，1913—1933年间的煤炭价格是一个自然实验，对其研究能够验证目前的学术观点，并对当今煤炭企业转型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1913—1933年间煤炭的供给状况

煤炭供给主要指煤炭生产企业愿意并且能够生产的煤炭的数量，煤炭供给的变化不仅包括煤炭产量(供给量)的变动，而且也包括煤炭供给的变动，即煤炭企业供给能力的提升。张紫鹏总结出这一时期煤炭产量的数据[9]9(见表1productionindex列)，据此可以绘制图1的煤炭产量变化图。不难看出，从1913年到1931年，煤炭产量持续增加。

图11913—1931年间煤炭产量变化趋势图

尽管煤炭供给量持续增加，但煤炭企业“若与世界各国产量相比，仍不免相形见绌，自惭落后”[8]405，与供给量相比，供给能力——反映煤炭企业长期供给的增加，也是分析煤炭供给的重要内容。时人在总结煤炭企业运营成本时指出，“苛捐杂税、技术经营落后和工潮澎湃成为煤炭销量阻滞的原因”[10]329。由此可见，供给能力增长的关键在于降低煤炭企业的生产成本，当时煤炭企业的成本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煤炭企业的固定投入成本。由于我国煤炭工业起步比较晚，“资本不充，技术落后为不可否认之事实”，“各企业有65%系使用土著的旧式方法”[2]136。解决的办法有“应用新式机器，任用技术专家”[8]408，从长远来看，这些投入都属于固定投入成本。为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当时的煤炭企业比较重视固定成本的投入。

二是煤炭企业的工资成本。工人和工厂命运紧密相连，“工业衰败工人无所附属”[8]408。在内忧外患的条件下，煤炭企业要想节约成本，在市场上获得微弱的竞争优势，不得不压缩工人工资开支。矿工待遇的缩减，一方面带来工人成本的压缩，另一方面激化了劳资矛盾，降低了工人的工作效能，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当时的煤炭企业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力资源成本构成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煤炭企业的寻租成本。与外煤相比，华资煤炭企业缺乏“充实的经济力量和推销政策的资助”。在当时特殊的情形之下，煤炭的经营分为“凭借特殊势力者，凭借财力者，凭借铁路规例者”三种，为获得政府的开采特许权，除了第三种情形，前两种情形都需要政府的特许，需要付出高昂的寻租成本。

在当时煤炭行业发展薄弱的情形下，考察煤炭企业供给影响因素的时候，不仅需要考察当时煤炭的年产量数据，还需要引入一个变量，使之能够反映当时煤炭企业生产成本和供给能力的变化情况，本文选取的变量是煤炭生产指数指标(1)工业生产指数就是用加权算术平均数编制的工业产品实物量指数，是西方国家普遍用来计算和反映工业发展速度的指标，也是景气分析的首选指标。。将这一指标和煤炭产量数据结合，不仅能反映煤炭供给量的变动情况，也可反映煤炭供给的变动情况。

(二)1913—1933年间的煤炭需求状况

首先，从煤炭需求的区域而言，“煤之消费量较高者，仅少数城镇，如通商大埠之类是也，至于穷乡僻壤，几无消费，普通多以柴草代之”。其次，从煤炭的需求数量和用途而言，“煤之用途集中在家用(43%)和工业(23%)上”，“目前而言，因工业犹未发达，全国消费量确未增加，故固之供给量与消费量无大差”[8]499。为了反映当时煤炭需求的状况，本文采用了煤炭需求指标，数据来源于郑成林收录的“最近全国煤之产销统计表”[8]496中的消费额和在“在华日资开采及由日直接输入煤占中国煤类总消费表”[8]106的数据。这一部分消费既包括生活资料的需求，也包括生产资料的需求，为进一步明确这两种需求对煤炭价格的影响，针对煤炭下游企业中对煤炭需求比较大的电厂和冶金行业，本文还引入了发电量、采矿业和冶金业的生产指数，突出工业需求对煤炭价格的影响。

(三)煤炭价格的其他影响因素

1.通货膨胀。对于通货膨胀问题，时人[2]137指出“十一月起，因新货币制度实施结果，煤价都有投机的上升，通货膨胀所诱致的物价高涨是不时见的，煤炭也不能免于此，恐慌使整个煤矿业解体”。通货膨胀对于煤炭行业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工业资本家对于无产大众得有更大的榨取的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用人成本。另一方面，“通货膨胀更使中国城市与乡村间的纽带解体，经济割据加强，人民购买力减低”，这些又给煤炭行业的危机埋下伏笔。本文运用反映生产资料价格上升的PPI和反映生活资料价格上升的CPI作为自变量，衡量当时的通货膨胀对煤炭价格的作用大小。

2.宏观经济状况。世界大战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短暂的春天，有利于提高煤炭企业的市场供给能力，稳定煤炭市场的煤炭价格。“民国”十七年(1928年)，“2500百吨产额外资与中外合办各矿已占有其半数以上，所余半数华资所产。”这种状况在二战期间得到了明显的缓解，“欧战之后，(华煤)却见大增”。日煤、台湾煤、关东煤的输入大体上都是减少的，安南煤由于中法亲善的政策有所增加。表明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可能会对煤炭价格有影响，本文引入GDP数据来衡量这一影响。

二、统计分析

结合当时的情况，本文选取的是1913—1931年这一时间段，本文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煤炭价格priceindex数据来自王玉茹书中[11]21的燃料价格指数，是以1930年作为基期。自变量(解释变量)主要包括煤炭的产量production，数据来自张紫鹏的成果[9]9；煤炭生产指数指标production index数据、黑色金属生产指数指标blackmetals数据、其他矿产品生产指数指标otherminerals、电力行业生产指数指标power和消费品生产指数指标consumption的数据来源于王玉茹书中[11]21(见“中国主要部门生产指数表格中煤、黑色金属、其他矿产品、电力和消费品的指数)；PPI和CPI的数据主要来自王玉茹书中的CPI和PPI的数据[11]21(以1930年作为基期)；GDP数据采用刘巍的1927年到1935年中国GDP[12]116，1913年到1926年中国的GDP[13]，建模使用1913年到1933年这20年的GDP数据，由于价格基期和生产基期选择的不同，我们统一将1930年作为基期。煤炭的进口数据import[8]496、出口数据export和煤炭的需求数据demand[8]106来自《煤与煤业》一书，所得原始数据见表1。

表1 1913—1933年间煤炭价格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

本文把煤炭价格priceindex变量当作因变量，把表中其余的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因变量priceindex和其余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分析，明确各因素与煤炭价格相关性的强弱(见表2)。

根据表2，煤炭价格priceindex和表示对煤炭需求的消费品生产指数consumption、反映当时宏观经济状况的GDP以及电力生产指数power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90%以上；与煤炭生产指数productionindex、PPI、CPI的相关系数达到85%以上；与煤炭产量production、煤炭需求量demand和黑色金属生产指数blackmetals的相关系数在80%到85%之间；与煤炭进出口import、export和其他矿产品生产指数otherminerals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

表2 1913—1933年间煤炭价格及其影响因素的相关系数

在相关系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接着运用eviews软件做出散点图(见图2)，对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正负进行直观的判断。根据图2，不难看出因变量priceindex和大部分自变量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正向线性相关关系，同相关系数研究结论一致，散点图表明priceindex和otherminerals、import、export这几个变量之间明显没有线性相关关系。

图2各变量之间相关性检验的散点图

三、结果讨论

价格是市场状况的重要信号，影响价格的因素是调节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切入点。从CPI和PPI对煤炭价格的影响不难看出，煤炭不仅是工业的粮食，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煤炭需求、煤炭供给对1913—1933年煤炭价格的影响均为正向的。煤炭需求，包括电力冶金行业的工业需求和作为燃料的日常消费需求，其增加构成煤炭价格上扬的重要原因，这与需求定理是一致的；但是，煤炭供给的增加同样成为煤炭价格上涨的诱因，这与供给定理不一致，需要我们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特殊经济现象的原因。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当时的煤炭企业主要有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中方独资三种形式(见“我国重要煤矿公司成立时地与资本性质分析表”)[8]510。从生产目的而言，外煤的生产，首先是为了满足自身对煤矿资源消费的需求，其次是通过掠夺中国的矿权谋取暴利。正如当时学者指出的那样，“半殖民地国家谈不上重工业，有的只是重工业的原料生产”，还指出“内蒙和华北傀儡政权的形成……使中国丧失了煤藏量百分之五十三”[2]133。一个“丧失”，把当时煤炭工业发展的畸形描述得淋漓尽致。尽管外煤产量多，但其生产目的决定了它更多是存在于半殖民地特殊的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很少能够真正地利于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这种性质的产出有很大比例不是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我国煤炭消费的需求。在半殖民地性质工业的特殊背景之下，煤炭供给能力的大小关键取决于华煤，这是由生产目的决定的；本国煤炭需求的增长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华煤供给能力的增长。因此，时人指出，“煤之供给问题，则首在乎自身的解决”。由此不难理解当时煤炭供给越多，煤炭价格越高的原因。由于当时煤炭行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煤炭生产能力薄弱，煤炭资源短缺，不仅煤炭可以以产定销，而且煤炭企业还可以通过创新扩大产量，通过提高煤炭供给能力创造需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时煤炭价格的变动不仅与煤炭的需求量呈正相关，也与煤炭产量和煤炭生产指数所代表的煤炭供给呈现正相关的原因。

煤炭供给的增加，包括煤炭企业产量增加和煤炭企业供给能力提升两个层面。不同于既要增加产量又要提升供给能力的民国煤炭企业，对于产能过剩背景下的当代煤炭企业，转型的关键是要从产量的粗放增长转变为供给能力的跃升。煤炭企业的产量着眼于短期的经济效益，煤炭企业供给能力的好坏关系着整个煤炭行业长期效益的高低。民国时期，煤炭企业主要的任务是增加产量、成长自我。当前，煤炭企业面临的是清洁高效煤炭产品的期盼这样的市场需求，需要把重心从做大转向做强，依靠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市场需求。当前煤炭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提升煤炭企业协同创新的能力，尽早完成清洁化改革。尽管民国时期的煤炭企业与当前我国煤炭企业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转型和发展却是煤炭企业始终面临的历史性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