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文 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世界历史系， 北京 102488)

全球思想史(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是近年来欧美学术界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它由思想史研究发展而来，是对当前史学研究中全球转向的回应。全球思想史研究要求消除以往思想史研究中的民族界限，强调思想在全球空间传播时与不同的地方经验所发生的交融、碰撞、混杂等复杂现象，同时也关注从之前被认为是边缘和底层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思想传播的可能性。[1]

国内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关注传统思想史研究不同阶段的研究内容和特点以及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等问题，[1][2][3][4][5][6][7]也有一些文章集中于介绍和分析全球思想史的研究现状及其代表人物大卫·阿米蒂奇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点，[8][9][10][11]还有一些文章介绍概念史研究范式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12][13][14]如上研究大都涉及欧洲思想史研究的起源与发展现状，较少涉及全球思想史兴起后发展的新动向，注重宏观研究成果分析，却没有看到微观视角研究的发轫；介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却没有深入探讨重要概念研究的中西互动交流。而本文即尝试在综述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缘起和现状的基础上，重点介绍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微观视角研究以及中西互动研究，为关注该领域的学者提供一家之见，并期待更多新研究的展开。

一、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源起与现状

(一)阿瑟·洛夫乔伊与观念史研究

“观念”(idea)一词的出现最早应追溯于柏拉图(Plato)著作中的“理念”(eidos,idea)。欧洲学术界素有观念史研究的传统，在18世纪时，这一研究被称作“人类观念史”或“观念学说史”。[6]

20世纪初，观念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创建于美国，创始人是阿瑟·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1936 年，他出版了《存在的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6]一书，阐述了“单元观念”(unit idea)的概念[15]1，由此奠定了观念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里的“单元观念”指的是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它们可以类比为化学中的基本元素，通过化学反应可以生成各种“复合物”。通过聚焦“单元观念”，洛夫乔伊将观念史与哲学史(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区分开来。

“单元观念”是观念史研究的核心，洛夫乔伊在《存在的巨链》和其他论文(1)LOVEJOY A O:“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78,No.4(Mar.31,1938).在此篇论文中，洛夫乔伊将“单元观念”做了如下分类：各种类型的范畴、有关日常经验的特殊方面的思想、含蓄的或明确的假定、神圣的惯例和口号、特定的哲学原理或宏大的假说、各门科学中的归纳或方法论上的假设。中，多次定义单元观念的内涵和类型。但是，他的界定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这一方面是由“单元观念”自身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单元观念易于与其他观念结合在一起，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历史上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中。[7]因此，观念史研究具有跨学科性和跨民族性特点。同时，洛夫乔伊批判观念的历时性研究造成了观念在空间和地域上的割裂，认为这无益于全面地理解观念。[15]18

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无疑是观念史研究的一大创见，“借助单元观念在人类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存在，以及单元观念跨越各个民族国家的流动性，洛夫乔伊至少在理论上成功地将观念史塑造成一门提倡综合研究的新学科。”[7]“单元观念”的提出以及洛夫乔伊对观念史研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终于使“观念史在20世纪获得了主导性地位”。[16]107

(二)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

20世纪60年代开始，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的持续不变性引起了其他历史学家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

昆廷·斯金纳出生于1940 年，受业于剑桥大学，主要从事现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斯金纳的研究理念深受剑桥大学同事的影响，注重从历史背景中去分析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斯金纳对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的非历史性尤为不满。他认为：“思想家的任何陈述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因此也仅限于它自己的情境，试图超越这一情境的做法只能是幼稚的。”[17]因此，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研究必须是一种历史性的研究，这种历史性要求将思想家的文本(text)放在其所处的历史语境中(context)来研究。这样一来，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将历史语境主义引入了政治思想史研究。1978 年，斯金纳出版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这本书汇聚了斯金纳多年来对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成果，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18]

除了强调历史语境主义，斯金纳还提出了文本解读的独特方式。他认为研究文本不仅要关注作者的意图与文本形成之间的关系，还需要重视作者如何组织表达以最终形成文本，重视作者如何运用各种修辞手段来组织文本。正如“剑桥学派”的第三代学者阿纳贝尔·布瑞特(Anabel Brett)所概括的：“因此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这一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不再是关注思想观念的‘表达’，而是找寻过去的‘表达方式’，发现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即‘修辞’。”[19]

斯金纳以“修辞”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关注对文本的、语言的研究，这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宏大视角，转而注重对与文本、语词相关联的“概念”的具体研究。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关注概念内涵的系谱研究，尝试分析概念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变化，阐述概念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被赋予的多层内涵。通过对“国家”概念[18]、“自由”概念[20]等的研究，斯金纳改变了思想史研究的内容和范式，“从思想史的对‘意义’的探寻变成了对‘概念’的形成以及其含义演进变化的探讨；从文本本身转向对文本形成，特别是概念形成的知识环境的考察。”[2]

斯金纳将语境主义引入思想史研究，并注重对文本和修辞的考察，开启了概念史研究范式，在传统的观念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革命式发展。在思想史的研究不断自我更新的同时，又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全球史研究浪潮。思想史与全球史相结合，最终孕育发展出全球思想史研究，并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三)大卫·阿米蒂奇与全球思想史研究

全球思想史研究在欧洲和美国兴起，主张用长时段和跨区域的视角研究观念或思想的发展。哈佛大学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是该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大卫·阿米蒂奇1965年出生于英国，早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后来追随昆廷·斯金纳专治政治思想史。阿米蒂奇继续开拓政治思想史研究，积极推动了北美“英国史学”研究的“帝国”转向，并从政治思想史研究转向了全球思想史研究。在2000 年前后，他开始了名为“现代国际思想的基础”的研究课题，其研究成果《独立宣言：一部全球史》一书，得到学术界和普通公众的认可和肯定，成为近年来全球思想史的代表著作。[21]阿米蒂奇的《独立宣言》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最大的价值在于“作者跳出狭隘的国家范畴，在跨国和全球语境中理解美国建国思想的形成、传播及影响”[8]。

2012年，阿米蒂奇在《欧洲观念史》杂志发表《什么是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一文，呼吁思想史要重新回到长时段和大尺度的研究中来，去研究人类思想中的大观念。阿米蒂奇指出，必须建立一种连续的语境主义(serial contextualism) 来研究观念。[22]阿米蒂奇的观念是跨越民族国家的更为宏大的思想观念，并且更为注重长时段、跨时代的研究，注重核心概念在跨文化转移过程中如何被理解、被误读、被重置的“再概念化”过程。在2017年出版的新书《内战：观念的历史》中，阿米蒂奇在古罗马以来的2000年的时段中理解“内战”这一概念，比之将其放在特定语境和时段中研究能获得更多的更深刻的理解。[23]

从阿瑟·洛夫乔伊开创观念史到昆廷·斯金纳引入历史语境主义与修辞、概念研究，再到大卫·阿米蒂奇成功完成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从跨国家和长时段的宏观视角研究观念或思想的发展，最终引发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热潮。思想史的发展注重新旧研究的互动与借鉴，全球思想史研究是欧洲传统思想史研究不断自我革新并积极呼应史学发展新思潮的产物。然而全球思想史研究方兴未艾，继续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并在微观视角研究和中西互动研究方向表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二、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微观视角研究

(一)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与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微观视角

当思想史研究自身更新发展的同时，也曾面临历史学科内部的学术竞争。当社会史学研究风潮高涨时，社会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批评现有的思想史研究只关注上层精英，而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关注底层，现在则应把观念放入社会语境中进行考察。[24]219与此同时，一些微观史学者也要求关注令历史变得鲜活起来的“人”的悲欢离合，提出“应该采用微观史和人物传记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将真实的人填充到‘模式’和‘理论’中去，书写一种或者可以称为‘全球微观史’的历史”[25]。全球微观史研究注重微观地区的微观个体，与社会史所提倡的关注底层不谋而合，而在这个领域的深入发展则形成了从全球微观史角度研究思想史的趋势和著作。

汉斯·梅迪克(Hans Medic)在其论文《转向全球·微观史的扩展》中介绍了众多学者在全球微观史上的研究成果，并特别点出弗朗西斯卡·特里维拉托(Francesca Trivellato)对全球微观史的发展现状的归纳：她从内部人士和从业者的角度做出的一种平衡的、积极并且关键的评估，即传记方法在迈向全球微观史过程中的成就，这在过去的十年中如雨后春笋般发展。[26]我们仔细分析全球微观史已有作品[27][28][29][30]，不难看出“全球微观史的每一部作品都聚焦于某个跨文化旅行的人，从主人公的探险经历中探寻跨文化联系和全球性转变”[25]。

此外，汉斯·梅迪克还提出了全球微观史研究的新任务。他同意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分析，即从去中心的跨文化视角研究边缘和“间隙空间”。在这个背景下，他认为“研究人、团体、机构和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的联系’，还有对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看起来就很重要”[26]。在这里，“范畴和概念在世界上的多种联系、传播及翻译的研究”，无疑就涉及了全球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与其他的跨文化旅行作品不同，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的《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一个17世纪的华人基督徒和他的冲突世界》(以下简称《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并不涉及特定人的旅行经历，而是讲述了明末清初的基督徒朱宗元，在天主教和儒教的思想冲突下的宗教生活和思想演变，是从全球微观史角度研究思想史的范例。[31]笔者即以此书为依据，分析全球思想史的微观视角研究。

(二)《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的微观视角研究

《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讲述的是明末清初的宁波基督徒朱宗元的故事，考查了他在天主教和儒教的冲突下的生活和思想演变。朱宗元既是当地的传统知识分子，又信仰天主教并留下了有关天主教在中国发展的两本专著和几篇文章。朱宗元的最终目标是提倡“天学”(The Learning of Heaven)，即调和儒家传统与天主教思想，理解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近代早期中西物质交流广泛发展的时代，中西思想的流动和碰撞同样不可避免。凯利(Donald Kelley)认为，“与有形的物质相比，无形的思想更容易随着具体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32]因此，作者首先考察了朱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大背景是17世纪的中欧交流，作者着力强调的是“朱的传记中的全球和地方环境并没有整齐地分成不同的部分；相反，它们以复杂的模式相互缠绕在一起”[31]17。小背景是中国的王朝更替、政治不稳定造成国家控制的放松，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和出版物在中国更自由地流通；社会危机造成了一个焦虑和不确定的时代，使许多人寻找新的信心和希望来源，也有助于新宗教的传播。

其次，作者从微观角度论述了朱宗元的天主教研究著作及著作中中西思想的调和，包括外在和内在的两层调和。外在的调和表现为全球基督教会和明末中国这两大权力机构的调和，然而国家批准的反基督教倡议仍然是调和潜在的威胁。内在的调和表现为一种妥协，即“天学”既要小心翼翼地在两大权力系统中走中间道路，又要消化中国儒家传统和外来天主教仪式符号的不同，以达成“在(儒教)‘中庸’和(天主教)‘外来’这两个概念之间寻求理解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31]20。

最后，作者从全球视角考察了朱宗元个人思想的影响。首先，朱宗元在著作中用儒学理想来比附欧洲和欧洲的耶稣会，这说明欧洲及其耶稣会被天主教信仰者和皈依者理想化的情况；同时，朱宗元的论著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信息来源以及他们区域意识的扩张和全球意识的增长。其次，作者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分析道，如果从全球视角去看朱宗元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天主教中国使命的历史只是世界许多地方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全球变革和遭遇的一个方面”[31]21。作者将一个人物的思想影响放到全球交流和变革的大环境下去考量，体现了全球微观的研究视角。

通过分析《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我们不难看出，从全球微观视角研究思想史有如下特点：首先，强调全球性，最早应从16世纪写起。这是因为，强调全球视角需要全球性流动，这就必然要求时间上不能早于地理大发现；强调微观视角，就要注重特定材料的搜集，这也离不开全球交流和互动。其次，关注小人物。对“中国基督教皈依者”这个研究群体，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坦言：“最近，学者们开始研究其他受过教育的基督徒和中国农民以及其他缺乏高等教育的社会群体中的基督教。”[31]15也就是说，研究小人物，书写更多个体的更广泛的历史，是学界最近瞩目的方向。最后，强调新材料，具有创新性。国外历史学家注重发掘新的材料，撰写有创新性的历史著作。更多更新的资料开发，更独特更别致的资料运用，甚至会带来不同研究角度的互动和结合。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撰写《一个从未旅行过的人的全球纠葛》这本书，即通过更广泛地搜集和利用材料，最终超越了旅行传记的全球微观史叙述，开创了全球思想史和全球微观史的创新性结合。

作者考查了小人物朱宗元这个特殊时期特定人物的生平，更重要的是考察了他在跨地域文化交流背景下的著作，借以分析论述中西思想的碰撞与交流。作者在书名和开篇都强调朱宗元“从未旅行过”，内容强调朱宗元虽然生理上并未远行他方，但精神上却已思接千里。或许作者本意并不在思想史撰述，而更多强调近代早期的全球特色与特定人物的微观视角，但无可反驳的是，这部作品的确也是全球思想史和全球微观史的结合，是从全球微观角度研究思想史的创新著作。

总而言之，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微观视角，弥补了思想史研究往往追踪历史上的精英哲学家或政治家的思想和认知的缺陷，补充了对普通个体、底层小人物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弥补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缺陷，拓宽了其研究领域和主题，使得全球思想史研究更为完备。

三、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中西互动研究

(一)德国概念史研究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欧洲思想史研究领域，概念史的研究范式不单单被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所利用，以莱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为代表的一些德国学者更早运用这一研究范式。与斯金纳的概念史研究从概念与修辞之间的关系入手不同，考斯莱克代表的德国概念史研究强调概念史与社会史的结合，着重考察词语、概念、文本与社会政治情景之间的关系。[33]16德国概念史研究产生了一系列大部头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尤为巨大。

考斯莱克生于1923 年，1947 至1953 年间就读海德堡大学。他的博士论文《批判与危机：现代社会的病理学考察》以近代早期作为研究阶段，将这一时期欧洲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作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欧洲社会转型过程中核心政治概念的内容转变、定型轨迹及其社会功能，以概念来窥测社会的变迁与危机的产生。[3]在这篇文章中，考斯莱克第一次尝试使用了概念史的研究范式。

1972 至1997 年，考斯莱克主编的8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以下简称《历史基本概念》)陆续面世，是概念史研究的典范著作。[34]考斯莱克提出了概念史研究范式的理论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演变，并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35]3他将启蒙运动晚期至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百余年间(约为1750 至1850 年)划定为欧洲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将其命名为“鞍型期”(Sattelzeit)。考斯莱克指出，在经历了类似两个山峰之间的高低交替后，欧洲实现了向现代知识的转换：传统概念在“鞍型期”产生了新的内涵，新概念在“鞍型期”大量产生，对现代社会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36]2—31985 至1993 年间，考斯莱克的弟子赖夏特(RolfReichardt)依据“鞍型期”理论框架，专门针对法国历史编制了15卷本《1680—1820 法国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37]它与8卷本《历史基本概念》一起构成了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概念史研究范式特别适用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而中国近代正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时期。因此，国内学者大量翻译德国概念史研究著作，概念史研究范式被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中国近代时期，重要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且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呼应并互动。通过概念史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出现的众多概念，可以做到对“重要概念、基本概念乃至一般概念本身的个案和系统清理，对于认知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透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其次，概念史研究方法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助于提供和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帮助人们具体而深刻地洞悉与把握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动力，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14]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史学者注意避免概念史研究范式引入中国的“水土不服”问题，小心选择有近代中国特色并对近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并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语义学、中国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的研究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李里峰：《概念史研究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将概念史研究方法引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学者有方维规、孙江、黄兴涛、金观涛、刘青峰、冯天瑜、桑兵等，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代表著作和文章恕不赘述。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对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重要史实的理解都大有裨益。更为重要的是，概念史研究方法更注重概念与社会政治情景之间的关系，因此中西不同的历史文化对相同的社会概念往往得出不同的理解和认知，而这无疑有助于重要概念的中西互动研究。

(二)重要概念的中西互动研究

概念史研究理论和方法契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要求，众多学者据此探讨了中国“鞍型期”产生的一些概念，分析了诸如文明、经济、民族、革命、自由、社会、人民等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影响。对同一重要概念，在西方和中国这样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研究，即相当于从全球视野出发，在多种解释的集合中更好地理解概念。

举“自由”这一概念为例，西方语境下的“自由”与近代中国引入并再创造的“自由”即有很大的不同。西方语境下的“自由”发源于希腊化时期的人类存在方式的反思，继而发轫于伊壁鸠鲁哲学和斯多葛哲学的对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最初觉解，然后发展到近代社会形而上学自由观的确立。随后，马克思所创立的“历史科学”结束了“自由”的纯精神轨迹，为其提供了“社会现实”这一栖居地，“自由”从思辨理性向实践理性转向。[38]

而“自由”概念引入近代中国后，需要将之放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来定义，反映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其含义的再发展。革命时期，自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类解放的一面旗帜，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奋斗目标。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将自由与民主、平等、公正、法治等提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理解有助于纠正“自由”被简单理解为自由化、自由主义或者“绝对自由”“完全自由”的问题。由此可见，“近代中国自由的概念史研究考察了自由概念在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再定义，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是如何演进并表现出变化和断裂的丰富内容的。”[39]

西方语境对“自由”的理解和近代中国对“自由”的概念史考察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将有利于全面理解“自由”概念的精髓。事实上，概念史研究对象往往是人类社会的经典的重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确实是充满歧义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概念史研究中，注重中西比较研究，在比较与互动中理解概念的产生、演变和发展。而当前全球史研究打破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研究框架与思维定式，也打破了以文化特征为空间范围的研究取向，有助于中西思想史研究的更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入概念史研究方法，可谓思想概念之中西互动研究的典范。

考斯莱克的概念史研究范式被引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可谓空间意义上思想史研究全球化的进一步体现。全球思想史研究的这种中西交流和互动，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中西思想的互动比较研究体现了民族化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和统一，“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和国家单元的立场又将由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将是值得讨论的问题。”[4]

结语

回首过去，欧洲传统思想史研究经历了阿瑟·洛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并呼应全球史研究的史学思潮而最终诞生了大卫·阿米蒂奇为代表的全球思想史研究。旧理论与新研究的共存发展、相互借鉴使得全球思想史的发展成果显著，影响巨大。与此同时，全球思想史的研究继续开拓向前，与微观史学结合诞生了全球思想史研究的微观视角；与中国近现代史概念研究的交流又开创了中西互动研究的新高度。全球思想史研究是继续走精英学者研究之路，还是更多关注普通民众的思想和生活；是强调超越国家民族的全球化观念研究，还是注重探讨全球化演变中的民族性理念和特征——全球思想史研究的新发展体现了历史解释的多样性，这是值得学者们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