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娟

2020年6月18日，作家李洱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李洱喜欢做笔记。每当看到书中某个有趣的故事、对话、细节，他都会记下来，同时记下一些由此而发的思考和想象。采访当天，他记下的笔记是关于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的。

薇依是一位逆行者。二战时，她从纽约去了英国利物浦，上岸就被隔离了18天。她很快就病了，一直在38度到38度半的高烧中苟延残喘。她吃的很少，因为拒绝接受超过敌占区普通民众的食物配量。医生对她的评价是，她是最难对付的病人，因为不肯配合。她去世的时候34岁，法医说她是自杀，报纸上说“她把自己饿死了”。直到临死之前，她还在疯狂地写作。

“作为一个哲学家，薇依不担心错过生命，而是担心错过死亡——她细致入微地体会着如何死去。这些细节，让我非常感慨。”李洱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作为一个常年关注知识分子的作家，李洱总是对这一群体在复杂境遇中的表现很敏感，这也往往是他书写的主题。

他书写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对物质和声名的追求，精神的困境与溃败……在李洱30多年的写作中，这些场景反复出现。从《导师死了》里的民俗学家吴之刚、《午后的诗学》里的诗人费边，到《花腔》里的革命者葛任，再到《应物兄》里的应物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被他安置在文学中，像普通人一样去爱与恨，在纠葛中痛苦，在诱惑和威胁中妥协，在黑暗中摸索，艰难地寻求着自我。最近，他出版散文集《熟悉的陌生人》，回忆了这些年的写作经历、感悟，以及与一些朋友交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