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9年出生在广东大埔县。在二哥杨鹤松（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我于1930年在闽西参加红军，那时我才11岁。后参加了长征，193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随115师转战山西、山东。1943年4月，组织上派我回延安学习。8月到了绥德兵站，随接通知，要我去绥德抗大总校工作。在总校，我见到校长徐向前同志。我说：我千里迢迢来延安是学习的，对留抗大工作，有些不理解。徐校长以略带批评的口吻对我进行了解释，希望我安心工作。我表示服从分配，留下工作，被任命为校部秘书科科长。

不久，徐向前同志调往延安，我在抗大总校政委李井泉、副校长何长工领导下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井泉，他30多岁，中等个子。

我担任的秘书科科长一职，除本职业务外，主要负责审查校部干部。那时队列科科长黄延卿任校部学干会书记，我任副书记。

当时延安包括抗大都在进行“抢救运动”，我到抗大后不久也参加了全校千人“抢救”大会。会上自动坦白者上台报名，回原单位总结问题。一会儿上台报名的就有500多人。何长工副校长当即宣布坦白报名截止，并说：“有那么多特务在我们的干部中，我们过去的工作能做这么好吗？”大家解散回各单位后，小组学习讨论，谈清问题。

那时抗大只搞审干，不做处理。有时李井泉政委叫我参加校部学干会会议并做记录，然后我回窑洞宿舍整理，他审核后，我再誊清上报。这样我就和他熟悉起来。有一次，我在宿舍整理会议记录，整了几个小时还没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