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玮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刘丹青。图/受访者提供

刘丹青的父母是江苏无锡人，他在苏州吴江区度过了中小学时光，“文革”期间曾辗转于上海的亲戚家。十多岁时，刘丹青就学会了无锡话、吴江话、苏州话、上海话等四种方言，并隐隐觉得几种方言及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

1977年考上苏州大学中文系后，刘丹青开始致力于方言的研究。身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和全国汉语方言学会原会长，对60多年来汉语方言生存境况的起落了然于胸。在他看来，每一种方言都提供了一种看待事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独特视角，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在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达到73%、大城市普及率已超90%的今天，他认为要实施差别化的语言保护政策。日前，在位于北京东二环内的办公室里，刘丹青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专访。

语言自豪感不足是方言危机的一大表现

中国新闻周刊：你成长过程中语言环境是怎样的？普通话的推广普及历经了怎样的转变？

刘丹青：我算是成长生活在江南地区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但即便在这样的地方，我小时候上学时几乎没有老师用普通话上课，从小学到中学都是这样，普通话只存在于语文课和一些文艺演出、诗朗诵之间。平时，老师们用各种不同口音的方言上课，大部分是吴语地区的方言，只有一些外地来的老师，会用普通话或者带有官话方言色彩的普通话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