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贤根

张志伟著《中国古代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应当说，目前国内还没有以艺术政治学为名的著作，也没有艺术形而上学尤其是中国艺术形而上学的著作，因此可以说，张志伟教授的《中国古代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应是国内首部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方面的专著。在中国古代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的研究上，张志伟的这部著作彰显出了研究的独创性与学术创新精神。该书的出发点是作者考虑到，许多人认为的中国的科技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的艺术也落后于西方”是成立的。对这一预设的判断与命题的反思与质疑，构成了张志伟学术梳理与问题分析的基础，以及思想的重构与创新的美学与哲学前提。

五四运动后，中国人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与“赛先生”，同时也从西方引进与重构了艺术与审美标准，这种评价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深入思考。在张志伟看来，形而上学问题是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无论是对于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思想，还是对于研究中国的艺术与美学问题，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该著作力图摆脱西方艺术理论的统治，生成与建构中国自己的艺术理论体系。作者的目的与旨归在艺术哲学深层，建构与实现中国艺术形而上学与西方美学的平等对话，还原中国艺术应有的国际地位与世界性影响，帮助与促成中国艺术家的理论与文化自信的建构。

根据张志伟的看法，中西思想深处的差异在于，中国形而上学与西方第一哲学的差异。至于政治学上的差异，则是中西原初历史造就的差异，这个差异对于中西文化及其差异的影响，绝不次于中西哲学及其差异的影响。作者期望能够离开西方政治美学的规定与影响，推动中国艺术政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建构。如果话语体系建构得恰当，就应该尽量采用古人的话语来建构与表达中国古代的思想，这是适切与理想的学术诉求。在张志伟看来，目前还没有任何以艺术政治学命名的著作，同时也没有专门区分与辨析西方艺术哲学与中国艺术形而上学的著作，因此希望建构中国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方面的著作。

作者意识到，真理始终是西方思想的核心观念，但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真理”观念的，因为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思想基础是“道”，而道是自足的且是体用不二的。而且，道是境界，不是知识，它是不明确的，还是无法言说的，但道又无处不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艺术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对艺术政治问题的讨论与研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中国，关于艺术政治学的研究与探讨，始终没有成为显学而受到应有的重视，至今也没有艺术政治学学科的建构与存在。区别于东方文明“学以致用”的实用精神，希腊人形成了一种“学以致知”的科学精神，这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中西艺术道路上的差异。

在作者看来，艺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政治而是艺术，是从政治的视角看待与研究艺术。在中西思想与文化语境上，柏拉图把这个不变的“是者”称为理念的世界，而把可见的“在者”说成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直到19世纪，黑格尔仍然秉承这种模式来对世界作出区分。然而，这种极端思想只能出自西方世界，中国思想家很难达到如此极端而又清晰的表达。但在张志伟看来，中国古代艺术批评并不审美，而是审政治（成教化、助人伦、明劝戒），以及审境界（穷神变、测幽微、著升沉）。应当说，这是中西艺术与审美批评之根本分歧之处，同时也是思想与文化研究应着力探究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里，美学被悬置起来，致力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探究。但作者也意识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政治都远比艺术重要得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作者认为以审美的方式对待艺术也是很难的。因此，在张志伟看来，能够摆脱政治学的纯粹美学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西方精英艺术的自律性的审美标准，并不是一种能够让艺术跳出现实世界的魔杖。实际上，直到海德格尔重新追问“是”（在），“ontology”才重新回到起点。这些都属于西方哲学语境里的话语建构，与中国哲学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在中国思想里，究竟是有形而上学的规定与影响，还是从根本上是非形而上学的，还真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中国艺术比西方艺术差，那是因为站在了一个以西方美学所建构的立场上的批评。反之，如果说，站在一个以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立场上，那么，西方艺术就会显得比中国艺术差。当然，这还涉及中西理论与思想的语境差异。如果用汉语思维，“是者”与“在者”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与“在”在西语中是同一个词，引来了西方思想家对这两个世界的区分。在柏拉图那里，不变的“是者”世界是理念的世界，而可见的“在者”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摹本。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系词“是”，所以就没有发展出以系词“是”为连接词的清晰化的形式逻辑。

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也就没有发展出西方哲学那样的体系化的哲学，但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哲学观念与独特的艺术思想。因此，只要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建构与西方精英艺术理论对等的中国精英艺术理论，中国的精英艺术与艺术家就没有理由自卑，同时也不至于丧失文化上的自信。从“真理”与“境界”的分析与讨论，不难看出中西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差异与影响。可以说，西方哲学是真理之学，而中国哲学是境界之学，这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与影响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与西方第一哲学和精神哲学有了很大的差异与不同。其实，这在根本上规定与影响了中西思想的差异及其实质。

应当说，中国艺术形而上学在开端处的语言表达，则与西方美学或艺术哲学彼此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精英艺术传统成为与西方精英艺术传统截然不同的艺术传统。老子是道家形而上学的建立者，但要建构起所谓形而上学的道家仍然困难重重。将“道”看成是一个形而上的预设，但这个预设似乎可有可无，因为“道法自然”，即不干涉万物，任万物自化。所以，当去掉这个预设，万物依然存在，万物依然自己变化。如果这样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就与西方哲学一样，根本就不是形而上学了。中国古代形而上学，可以不被称为“第一哲学”，但它又是高于西方“第一哲学”的。

张志伟强调，与西方古代精英艺术的审美标准和真理标准不一样，中国古代精英艺术的标准是功利标准与境界标准。作者从先秦儒家和道家话语中寻找中国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开端处的语言表达，从汉至魏晋南北朝的理论话语中寻找中国古代艺术理论的话语，从魏晋南北朝以后的书论画论中分析艺术政治学与艺术形而上学的内在标准，建构中国古代艺术政治学和艺术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在中西比较的基础上，作者致力于中国与东方式的艺术形而上学独特路径的建构，并在形上预设、话语建构与审美超越等研究上成效卓著。尽管遇到了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难题，但张志伟的学术与思想创新显然是开拓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