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藏祝允明草书自书诗卷

2020-07-13杨扬

中国书画 2020年5期

◇ 杨扬

[明]祝允明箜篌引卷 36.1cm×1147.5cm 纸本 152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祝允明生于明天顺四年（1461），卒于嘉靖五年（1527），享年67岁。字希哲、晞喆，因右手枝生一指，故自号“枝指生”“枝山”，又号支山、枝山道人、枝山老樵、枝指山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因曾任南京京兆应天府通判，世人又称“祝京兆”。

他于诗、书、文无一不精，是明中期吴门地区文化领袖之一。论诗文才气，他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论书法成就，则与文徵明、王宠、陈淳并称“吴门四家”。在书法上，兼善楷、行、章草、草书，尤其是晚年的大草书法可谓冠盖一代，代表了明中期草书发展的高度。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祝允明草书自书诗卷》横490厘米，纵29.4厘米，共311字。所书内容为祝允明的两首诗文旧作，前一首是《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后一首为《歌风台》。此卷款属“癸未二月既望书于逍遥亭中，枝山允明”，后有钤印“祝允明印”白文方印及“希哲”朱文方印。嘉靖癸未（1523）祝允明时63岁。全卷纵横自如，章法错落，行间穿插却笔意不乱，行笔迅疾却无一处不合法度，笔意连绵，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是一件极为精彩的祝氏晚年大草杰作。

祝允明深厚的书法功底得益于自幼的良好启蒙训练和家族收藏的滋养。陆采《祝先生墓志铭》称：“先生少颕敏，五岁作径尺字。”〔1〕其祖父祝颢精于书画诗文，书善行草，外祖父徐有贞更是“书法古雅雄健，名重当时”〔2〕，尤精行草。文徵明在《题祝枝山草书月赋卷》中云：“枝山先生，武功外孙，太仆之婿也，早岁楷笔精谨，实师妇翁，而草法奔放出于外大父。”祝允明早年随岳丈李应祯习字，练得一手笔法精谨的楷体。吴门地区及家族丰厚的法帖墨迹庋藏，也给祝允明习书提供了精良的范本。他追忆幼时岁月曾说：”仆学书苦无积累功，所幸独蒙先人之教，自髫丱以来，绝不令学近时人书，目所接皆晋、唐人帖也。”〔3〕

取法广博，是祝允明书法面貌变化多样的重要成因，他天资聪颖，临古功深，兼备诸体，取法庞杂而均能化为己用，“书法魏晋六朝至欧、颜、苏、米无所不精诣”〔4〕。他取法晋唐，从钟繇、虞世南上追“二王”，草书又取法张旭、怀素，以“二王”用笔书写怀素纵逸圆转的笔势结字，通过这种用笔和结构的组合，将细节上的波磔勾连和视觉上的虚实变化相融合，生动爽利、富于变化的同时却又不失稳健圆厚。

“沿晋游唐”之外，祝允明的取法又不局限于此，他更做到了“上轨钟王，下视近代”〔5〕。宋元书家同样对其影响颇深，他在《写各体书与顾司勋后系》中提道：“《黄庭》《兰亭》《急就》章草，二王、欧、颜、苏、黄、米、赵，追逐错离。”〔6〕尤其是黄山谷。明中期沈周、文徵明、王宠、陈淳等都曾深受黄庭坚影响，而祝允明晚年更是越发注重对黄庭坚的取法。在其晚年草书作品中，这些影响显著地表现在书风的变化当中：平直点画增多，字形愈发向外舒展，甚至跨越行距相互穿插，书写速度迅疾利落，布局大小错落、疏密有致，笔画粗细变化多端、虚实相称，让祝允明成熟期的大草作品有了气象万千、纵情恣意的面貌。

另一位对祝允明有着直接影响的书家是元末明初的宋克，他将章草笔意融入于今草，突破了元人章草的刻板样，将章草、今草与狂草杂糅成篇，形成了崭新的书写节奏，既流畅洒脱，亦有突兀凛冽的生意〔7〕，祝允明称其“如初筵卣彝，忽见三代”〔8〕。受宋克影响，祝允明在草书的书写中取法章草来结体，形成了意连笔不连的朴拙气韵。正是这种不拘泥于一法的融会贯通，成就了祝允明书法尤其是晚年大草的鲜明风格。

祝氏晚年大草日臻化境。时人常评祝氏草书“莫可端倪”，如王世贞评其：“以大令笔作颠史体，纵横变化，莫可端倪。”〔9〕挚友王宠在《明故承直郎应天府通判祝公行状》中总结他晚年成熟的草书风格时，也称其“出入变化，莫可端倪，酒酣纵笔，神鬼怪幻”〔10〕。

祝氏存世作品不少，但真伪相伴，从其同时代始伪作就层出不穷，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其书法成就。“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传世间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种行草有俗笔，为人伪写乱真，颇可厌耳。”〔11〕要体会祝允明书法的魅力，首先要甄别真伪，而不被伪作混淆判断。（图2）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祝允明草书自书诗卷》通篇酣畅淋漓、随心所欲。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判定此卷为祝氏草书精品，但后来未见出版。其水平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箜篌引》《钟山》，故宫博物院藏《歌风台》，上海博物馆所藏《前后赤壁赋》等代表作相比，丝毫不显逊色。卷首部分残缺，有后人补全痕迹，全卷越到后面越佳，“猛士忘其骸”“帝业袖手成”几字张弛缩紧的节奏极为自由，笔意连绵，飞白处仍能感受到笔力劲爽，如疾风骤雨，酣畅淋漓。卷尾淡墨之处，能看到行笔顺序和层次，信笔游走、果断爽利。

在狂放自由的面貌之下，可以看出祝允明对笔墨精当的掌控，每一字都遵循严谨法度而不逾矩，每一笔都落笔迅疾而毫无扭捏犹豫之态。凭借疏密大小的变化来控制通篇的节奏，点画狼藉，收放自如，完美阐释了“乱而能整”的内涵，无疑是祝氏晚年大草杰作。

此卷所书诗文《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和《歌风台》都收录在祝氏文集《怀星堂集》卷五中，均为“歌行”古体诗。两首诗文应是祝允明得意之作，故曾反复书写，目前所知的存世作品就有，故宫博物院藏《歌风台》、贵州博物馆藏《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南京博物院藏《春日醉卧》，以及本书所收录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祝允明草书自书诗卷》等。故宫博物院藏有嘉靖癸未（1523）祝允明草书《歌风台等诗卷》，又名《自书诗卷》，款署闰四月廿五日，为草书自作诗三首，分别是《歌风台》《济阳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和《将归行》。卷尾有自题“夏日过王堉酒边，忽云庄至，数勺后，袖出数扇，王氏笔墨皆精良，既书，又已展纸在案，虽颇以酒倦，奈纸复佳，不觉笔之跃跃。但苦纸长未能满，云庄口诵余旧作，皆长句如流，遂意其兴”。“云庄”为谢雍，字元和，号云庄。祝允明还曾为之写《和陶诗饮酒二十首》。

第一首诗写给施湖州，即施儒（1478ü 1539），字聘之，号西亭。浙江归安人，系施惠次子，幼失怙，由伯父栖清公抚训成名。正德六年（1511）进士，授监察御史，嘉靖初以广东佥事备兵惠潮，迁按察副使，著《学庸臆说》《西亭集》等。施儒与祝允明感情笃深，二人多有诗文往来，在《与施聘之佥宪》中，祝允明列出了他写给施儒的八首诗篇：“尤幸仆在都有怀赠执事鄙诗三篇，崇堞倚紫冥云云。又谢邀游东郭草亭三篇，共传修禊事云云者，拙稿俱在，又有奉赠七言律一首，失稿全忘其词，倘恶札或在，行稿暇时命小吏录寄益佳。旧作《济阳登太白楼寄公》一首不记曾写呈否，漫录并上。”提及往事，祝允明言辞之间情意真切：“自甲戌都门一别，又更一甲且一纪矣独索居断梦之际，每一念君子，即如玉山在座，弥久弥至也。”尤其是提到自己当年放弃科举之时施儒劝诫之赤诚，多年过去仍感怀至深：“当时劝试之举，执事将成就仆之心何心也？此当雕肝琢肠，唯恨当时拙劣，执志不终竟两失之，徒负君子渊崇之德，惶恐惶恐耳。”〔12〕去世前，允明作组诗《怀知诗》，缅怀平生知己一十八人，共一十九首，其中也有一首是写施儒的。

[明]祝允明济阳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卷 24.5cm×84cm 纸本贵州省博物馆藏

现存几卷中，贵州省博物馆藏《济阳登太白酒楼却寄施湖州》是年份最早的一件，书于正德辛巳年（1521），或是最初版本。这一年祝允明决意弃官回乡，自京南返，途经济阳，登上太白酒楼后因想念起远在广东任侍御史的施儒而赋此诗。怀想唐代的李白与贺知章在太白酒楼上把酒言欢的逍遥生活，祝允明不禁也期待能与好友“相期钓鳌去”，“千年江海同悠悠”。

第二首《歌风台》同样也是托物寄情之作。歌风台一地因汉高祖刘邦作《大风歌》而得名，从祝允明诗文看，其址应在芒砀山附近。芒砀山即是刘邦斩蛇起义之地。虽然在这样的地点，难免令人怀想起霸业初成之时慷慨激昂的历史场景，但作者关注的却是“韩彭英卢相继死”，借古怀今，“放舟淮浦上，项王韩侯祠下亦徘徊”。

故宫博物院藏《歌风台卷》同样书写了这一首自作诗，祝允明本就生性不羁，尤其是辞官回归乡里之后，更是彻底摆脱束缚、放飞天性。以诗人和书家的双重身份反映出明中期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反复书写这样的两首自作诗，正是祝允明晚年脱离窠臼，直抒情怀的心态显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祝允明《草书自书诗卷》诗文内容与书法风貌相契合，是祝氏草书作品中的精彩篇章，更是明中期吴门文人精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