綦 勇 杨羽頔 侯泽敏

一 引 言

政府促进企业创新的方式是多样的。理论上，创新活动给创新者以外的主体带来的利益(正外部性)会导致企业创新投入不足，无法达到社会最优水平(Spence，1984)[1]。为实现创新活动的最优资源配置，大多数国家会通过财政激励政策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以纠正市场失灵(Bronzini和Piselli，2016)[2]。然而，现有实证研究在政府利用政策工具激励创新的有效性方面存在分歧。一些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认为政府资助可以促进企业创新支出(Lerner，1999[3]；Audretsch et al.，2002[4]；Lach，2002[5]；Görg和Strobl，2007[6]；Aerts和Schmidt，2008[7]；González和Pazó，2008[8]；Lee和Cin，2010[9]；Czarnitzki和Lopes-Bento，2014[10])，但也有研究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Lichtenberg，1987[11]；Klette et al.，2000[12]；Wallsten，2000[13]；Duguet，2004[14]；Clausen，2009[15])。这些不一致可能源于研究对象在国家背景、企业特征及资助方式等方面的差异(David et al.，2000[16]；Guellec和Von Pottelsberghe，2000[17]；Becker，2014[18]；Zúiga-Vicente et al.，2014[19])。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市场国家的技术提升需求更加迫切，政府为实现技术赶超而干预企业创新活动的动机更加强烈。中国作为典型的新兴经济体，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技术进步关乎经济转型的成败。根据2016年科技部技术发展状况评估报告，中国在13个重要技术领域的1350项技术中，有17%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有31%是并行水平，有52%是跟踪水平。我国的技术赶超需求始终存在，并驱使政府为企业创新提供大量资金支持。2017年中国财政科学技术支出达到8383.6亿元，同比增长8%，资助规模持续扩大。为推进赶超进程，政府通常对其偏好的高外部性创新实施事前成本补贴，对其偏好的创新成果实施事后奖励。一般情况下，企业创新决策依据的是期望收益，政府和企业在创新偏好上的差异可能显著影响企业的创新决策，但技术赶超背景下政府的创新偏好、资助方式和资助企业的差异在以往理论研究中并未受到足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