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浩东

（浙江理工大学,浙江杭州 310000）

对于鱼纹图案的认识和研究是伴随着历史考古的发展进行的，从现有考古资料研究成果显示，早期的鱼纹图案多与几何纹样相结合，造型显得天真拙朴，且多与原始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有关。严文明先生在《仰韶文化研究》中认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在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上，鱼纹与人脸的结合，图形高度几何化，具有明显的原始图腾崇拜的意味。而几乎同一时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则是鱼与鸟的结合，有着生殖崇拜的意味，此种观点最早闻一多先生在《说鱼》中有过相关的专门论述，鱼鸟图案还有说是中国早期阴阳观念的一种物化形式，鹳鱼石斧彩陶缸也因其丰富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中国美术史和人类考古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原始艺术中的罕见瑰宝。

随着原始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我们的祖先也逐渐进入了封建时期，封建社会早期，也就是夏商周时期，鱼纹图案更加发展了起来。而早在新石器时代，鱼纹图案类型丰富、造型奇特、图案广泛，因为是刻在石头上，就显得粗糙了很多。但到了夏商周——青铜时期，鱼纹图案也逐渐有了约定俗成的笔画，但不同国家、不同朝代，鱼纹图案却有着一定的区别。

商周时期的鱼纹图案不仅继承了原始时期鱼纹图案的装饰特征，纹饰高度提炼，还具有了较强烈的装饰感。如河南殷商妇好墓出土的玉鱼，也有说是鱼龙，其身形细长且有弧度，背部和腹部都有卷云纹，鱼尾开叉且鱼头呈方形，特别是鱼嘴张开，已经明显具有了早期龙的形象特点，具有图腾崇拜的意味。此时期的鱼纹，鱼的形象相对比较呆板，鱼的头部与尾部的曲线变化节奏感强，且多为侧身的鱼纹图形造型，尾部多为平出，整体气势中富于变化与美感，极能代表青铜时代的造型和审美特色。

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有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氛围，各种学术争论也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体表现在艺术和工艺品领域，使得鱼纹图案表现为简洁精炼，布局丰满和谐，整体活泼而有情趣，兼具写实与浪漫的艺术美感。比较典型的，如现在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鱼龙纹盆”，在鱼纹的基础上，更添加了几笔，形成类似龙纹的图案。龙纹的造型环曲多姿。兽首、蛇躯、鱼鳍、鸟足，腾翻屈曲，运动感强烈而优美。纹饰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具体向定向造型发展的龙的形象。这与当时刚形成了早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局势有很大关系，“龙”也是权利的象征，后世皇帝都自视为“天子、隆德传人”。而古人认为龙也是鱼生长变化形成的，如“鲤鱼跃龙门”这一美谈。鱼龙纹成了青铜时期美好吉祥的代名词，我们出土的很多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是以典型的鱼龙纹为主要布局图案的。此时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得到很大发展，鱼纹图案普遍呈现对称性，且画面饱满，形式感更强，很好地体现了那个时代文化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气息。

秦汉时期，祖国大一统，秦始皇正式建立中央集权，他大肆修筑宫殿，以彰显自己的无上皇权。这一时期的鱼纹图案最集中的地方就在阁楼亭台上，秦始皇宫殿的石砖瓦当上，随处可见鱼纹图案，且普遍具有装饰美感，很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特点与美好寓意。除此之外，秦代的壁画装饰图案带有一定的生活气息及民间风土人情，比如石砖墙壁上随处可见的劳动人民耕种的过程、动植物等等。汉代的画像砖上鱼纹图案的组织形式自由而不受约束，造型丰富多彩，此时期鱼纹图案造型自然质朴，装饰感强，表现在多个领域，像青铜器、瓦当、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如山西襄汾出土的西汉时期雁鱼灯，题材方面承袭远古鱼鸟纹的独特寓意，雁回首衔鱼而立，姿态极富动感，鱼身与雁体均中空相通，达到了是工艺性和审美的高度统一，至今让今人都叹为观止。

魏晋南北朝时期，鱼纹的形象仍延续了图腾崇拜的寓意。在“魏晋风度”的时代大背景下，社会普遍重视精神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文学艺术尤其是书法绘画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时期的鱼纹总体表现为鱼头饰有双须，鱼的背鳍、腹鳍、尾部线条闭合，呈现出飘逸典雅之风。魏晋时期随佛教而来的双鱼纹图形（佛教文化中的“八吉祥物”中的一种），被大量的运用于装饰艺术品之中。双鱼纹图案的铜镜和瓷器纷纷出现，鱼莲、鱼藻纹也相应多了起来。

隋唐时期，社会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多元，丝绸之路沟通了我们与西域之间的联系，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我们逐渐与其他国家的文明相碰撞，绽放出新的火花。唐代，瓷器的技术已经浑然天成，陶瓷工艺品成了出口西域最重要的商品。相应的，鱼纹也较多地出现在了陶器和瓷器上，动物图案能很好地避免语言文化不同导致的审美差别，同时，为了使出口的瓷器更具有中国特点，选用鱼纹这种传统的图案是最贴切不过的了。而作为我国陶瓷烧制工艺珍品的唐三彩发展到顶峰，唐三彩是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式，品种繁多且造型丰富，在整体塑造和局部刻画方面都别具一格，与鱼纹有关的，在晚唐时期流行一种陶瓷双鱼形酒器，称为“双系鱼形壶”，壶身的流线型外观，无论是釉色还是造型都极其考究。这一时期的鱼纹图形不仅具有装饰器物的作用，还起着传递信息，发布命令的作用，“鱼符”令和鱼形锁钥的使用，使鱼形图形得以广泛的流传。

宋代政治稳定，经济富足，对瓷器釉色和造型的追求达到一定高峰，装饰纹样反而相对简单，呈现出素雅的风格特征。宋代南北方窑口众多，以浙江龙泉窑为例，其刻画的双鱼纹或抽象写意，或细腻写实，深受同时期绘画的影响，具有浓厚的民间生活气息，极具代表性。宋末，模印贴花技术在龙泉窑中得到广泛应用。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龙泉窑青釉素贴双鱼洗，内底为模制贴花双鱼纹装饰，双鱼鼓凸，形象逼真传神，极富动感，此类贴花双鱼纹的造型和装饰明显受到同时期金银器的影响，外壁常饰有宽莲瓣纹，少数内壁同时刻饰卷草纹，其对后来的双鱼纹装饰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文化高度繁荣，对外交往中，陶瓷成了中国的代名词，受皇帝的青睐，景德镇发展成了闻名中外的“瓷都”，即使到现在，景德镇瓷器依然是深受人们喜爱的。

元代疆域辽阔、文化多元，统治阶层的审美喜好和提倡使得青花瓷得到长足发展。元青花上的鱼纹图案，普遍采用釉下青花的装饰技法，色釉除了用国产钴料外还采用色泽更加浓艳的进口“苏麻离青”；装饰图案上，不但层次丰富，而且画面繁满而不乱；在装饰题材上，最常见的是“鱼藻纹”，且组合形式多样。元青花常见鱼纹造型有鳜鱼、鲤鱼、鳊鱼、鲫鱼等多种鱼类，造型特点都和自然界中相应的鱼类一致，画风写实。比较典型的，如湖南省博物馆藏的青花鱼藻纹盘。可以说元代鱼纹图案装饰，尤其是元青花，无论是绘画技法还是对于釉料的选择使用，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青花在继承元青花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结合了青花瓷与釉里红瓷器的共同特点，达到了蓝、红、白交相辉映的艺术效果，使得青花釉里红瓷器达到了一个艺术上的新高度。明代以后，制瓷技术更加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彩绘成了新的制瓷技术。彩绘的技法分为多种，如：五彩、斗彩、青花、珐琅彩、釉里红等等。江西景德镇在嘉靖、万历时发明了五彩瓷，如：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纹盖罐，无论是色彩还是纹饰，都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

清代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虽然处在封建社会末期，但社会生产力仍然空前繁荣，特别是康、雍、乾三朝，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制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缔造“康乾盛世”的这三位皇帝对瓷器的喜爱与重视，还设置专门管理陶瓷烧制研发的“督陶官”，使得制瓷业及瓷器纹样装饰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此时中国出产的瓷器出口到了国外，是只有贵族大臣才能使用的，价格哄抬的很高，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瓷器的繁荣。同时，随着制瓷技术的加快，鱼纹的设计也有了创新性突破，从黑白到彩色，从单一到复杂，鱼儿活灵活现，跃然于瓷器上，既表达了老百姓心中的美好祝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继承与创新。在此背景下，清代瓷器鱼纹图案装饰得到飞速发展。此时期在釉色丰富多彩，品种繁多。粉彩、五彩、珐琅彩的流行使得彩绘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釉下彩的青花和釉里红在工艺方面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的鱼纹图案表现形式多样，绘画工整细致，内容丰富，工艺性上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清代瓷器生产空前繁荣，工艺精湛，康熙时期的“青花”“五彩”，雍正乾隆时期的“粉彩”“珐琅彩”，以及釉上彩，都得到空前的发展。清代宫廷一直都十分重视颜色釉的烧造，清代的颜色釉瓷器，在前代的基础之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清一代的鱼纹图案在陶瓷上的表现有日用品(比如鱼纹盘、鱼纹碗、鱼纹罐子)以及文房用品、日常装饰品等各个方面，而在丝绸、年画、木雕、玉器、文玩等材质的应用更是不胜枚举。

通过对鱼纹图案历史文化的梳理可见，在中国陶瓷演变过程中，鱼纹图案所承载的独特文化内涵使得其始终作为美的形象化、艺术化呈现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审美活动中。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当今鱼纹图案的应用也与时俱进，新意百出。像新媒体、广告、文化娱乐等领域的“鱼”乐与“娱”乐的具有时代性的结合，衍生出极具生活气息、极具亲和力和艺术感染力的鱼纹图案，并且深受人们喜爱，以陶瓷、绘画、文玩等为载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经过艺术家们的广泛参与设计，鱼纹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同时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深深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和认知中，不断书写着新的纹样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