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静玮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曲阜 273100］

蒋子龙的文学创作以可贵的现实主义笔触沟通小说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彰显作家真诚的社会担当与生命体悟。中篇形式深得蒋子龙重视，“它比长篇来得快，又比短篇包容的多些，可供作家更自由地施展手脚”。在蒋子龙的文学创作中，中篇小说数量颇丰且屡屡获奖。时代生活独特剖视与人性特征深刻言说使其中篇佳作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存在价值。

一、时代剖视

作为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蒋子龙在时代不可抗拒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在他看来，“文学是墨写的，但构成文学的却是生活的血肉和时代的脉搏。这就要求作家必须感受社会的运动，感受时代的变化，感受生活的千差万别”。其中篇创作亦与时代变化同频共振，引发读者强烈共鸣。

（一） 改革呈现与理想观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成为人心所向的时代强音。面对全新写作素材，蒋子龙在社会责任感驱动下，中篇创作应合时代步伐，反映改革斗争与“四化”建设，风格尽显豪迈壮阔。

表现工业改革的《开拓者》中，全国经济如一盘死棋、群众对四化实现信心不足，省委书记车篷宽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领头羊、开放政策的倡导者面临复杂的利害冲突与人事纠葛。原有经济管理体制根深蒂固，借助行政命令指挥生产与经济调整的管理方法严重妨碍改革步伐；此外，经济竞争引发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增大改革阻力，以省委第一书记潘景川为代表的部分干部思想认识水平和干事创业本领跟不上时代需要，只考虑个人权力职位而漠视甚至否定改革成果。在巨大改革阻力面前，车篷宽坚信“忍耐是苦的，但果实是甜的”。他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改革攻坚突破困境，开展经济竞争、运用市场调节，成功打开省工业建设新局面。

随着时代改革不断深入，蒋子龙将艺术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实现创作题材的丰富与拓展。反映商界改革与农村改革的中篇作品先后出现，改革面貌呈现渐趋复杂化与多样化。

围绕商界改革创作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中，底子薄、基础差、月月赔钱的春城饭店在“琢磨经理”牛宏上任后效益提高、走上正轨。但饮食公司经理游刚因个人毁誉荣辱私自撤掉牛宏职务，引发群众不满，最终在不可逆转的改革大潮中，守旧势力败下阵来，牛宏重新披挂上阵。憨直淳朴、勤于思考，外似恭驯、内富主见的青年改革者牛宏，在整顿饭店、改革制度、扩大经营的大胆作为中展现了一代新人的开拓精神。《燕赵悲歌》则将大队党支部总书记武耕新置于大赵庄社员不满长久贫困的冲天怨气以及改革保守派与反对派的官僚主义之争等一系列极为尖锐复杂的矛盾之中，其内心深处忍受的巨大痛苦和恐惧使作品笼罩着一股令人压抑的悲剧气氛。但主人公没有被积重难返的局面吓倒，也没有在困难面前徘徊不前，他带领全村治盐碱、修条田，提高粮食亩产；专业承包、联产到劳，调动生产积极性；抓技术、办工厂、育人才，实现科学致富，贫穷终成大赵庄遥远的记忆。作为自觉和时代取同一步调的作家，蒋子龙不曾冷眼旁观时代改革，而是选择紧跟时代前进步伐。作品中，主人公喊出“跟着习惯势力走就是连续死亡”的有力抗争与痛心呐喊，“燕赵悲歌”亦是作家蒋子龙的慷慨悲歌。

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代关注应在作家创作中处于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倒退几百年，作家可以写人物的私生活，吃喝玩乐，游山逛水，儿女情长，除暴安良。现在我们生活内容的主要比重首先是为国家劳动，群众平时的全部社会生活就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而且精神生活取决于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蒋子龙中篇小说以社会改革为背景，真实地呈现现实变革的复杂艰难，但作品又不失理想观照。“文艺作品要准确地、强有力地再现生活的真实，但不是照搬。文艺作品应该负有改变生活的使命。所谓‘理想色彩’，我认为就是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一部作品的成败不在于写了一些什么事件，而在于写出了作家对生活的鲜明的态度”。他写矛盾不使人沮丧，写困难不令人绝望，以独有的生活与创作态度激励人们去满怀信心地建设未来，车篷宽、牛宏、武耕新等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己任的开拓者，无疑承载着作家对改革的深入思索与坚定信念、对理想社会图景的美好希冀。

（二）恒常困境与现实关怀

“我相信文学的路有一千条，一人走一个样儿。自己的路要自己去闯，去踩”，蒋子龙在创作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商品经济对文学投影越发浓重，作家做出创作调整：寻常巷陌成为蒋子龙透析时代的窗口，他着眼于普通民众的恒常生活，书写具体个体在所处场域内的困顿挣扎，实现了扫描广度、思考深度和审视高度的有机统一。恒常困境在蒋子龙中篇小说中有着独到而深刻的呈现。

生存困境的书写。《收审记》中，轻工机械厂生产科长陈公琦因贪污受贿经济案被押至双打收审站，却无奈发现执法部门内部权钱交易、包庇作恶，满是冤假错案。提审时的不公正对待与收审期限一再延长使陈公琦逐渐意识到自己身陷他人谋划已久的圈套，注定难逃蒙冤被捕的厄运。《寻父大流水》中，主人公鲁杨的寻父之旅同样揭示了现实社会的生存之艰。鲁杨·麦德的生父因战事与妻、子失联，出身不明使鲁杨在成长过程中屡遭他人敌视与各种审查监督。对生存世界陌生、冷漠有着切身感受的他坚定地踏上漫长的寻父之路。奇闻轶事背后，无疑是鲁杨“一辈子没有找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的生存悲哀。《收审记》与《寻父大流水》写出了生存社会的混乱与人际关系的险恶，同时也彰显了作家对生存环境的贴切关注。

精神困境的书写。女性作为时代变迁的表征，成为作家笔下精神困境书写的对象。伴随时代发展，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并成功走出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规训，追寻自我价值实现，但与之而来的还包括事业与家庭双重角色的重负。蒋子龙中篇小说中职业女性形象在双重角色转换中身心俱疲，承受着精神焦虑的痛苦。《情知不是伴》中的海味店经理颜芳一方面苦于应付商场中的尔虞我诈，另一方面又忙于应对家庭中的婆媳关系；《冬绮之奇》中，嘉泰保温瓶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冬绮也面临着事业与家庭的双重重担。职业女性精神困境的书写传达了作家对性别差异的尊重，彰显了作家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的性别关怀。

道德困境的书写。小说《阴错阳差》写出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巨型话语下的道德困境。作品中，能力超群的研究所工程师布天隽遭到以党委书记沈瑶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者的强权打压而身处被孤立的难堪境地，面临两难的道德选择：抛却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向功利主义者的权力压迫妥协，以摆脱令人苦闷的孤立处境；抑或坚守自我人格修养与责任担当，独自承受现实处境的压抑，为理想事业不懈奋斗。小说结局以布天隽潜心科研、不与邪恶为伍的道德选择展现了知识分子应有精神追求，传达了作家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与期待。

蒋子龙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体察透视普通民众的恒常生活。中篇作品中现实困境的独到呈现给人以心灵慰藉与意志激扬的同时，也体现着作家思考的深度掘进与深沉的现实关怀。

蒋子龙文学创作始终追寻时代足迹、响应时代询唤。中篇小说深刻考察人间万象，成功绘出多彩的生活画卷。

二、人性言说

文学应该表现人性，优秀小说作品应深入挖掘勘探复杂的人性世界。蒋子龙认为，写作是和人的灵魂打交道的异常严肃又负有特殊责任的工作，“价值观、人生的是非曲直，是艺术的灵魂，作家正是要围绕着这样一种对人生根本价值的认识，来构建自己的故事”。人性言说是蒋子龙创作的重要主题，中篇小说亦不例外。

（一）人性丑恶之批判

蒋子龙不曾回避人性丑恶，而是以直击灵魂的笔触，对丑恶现象进行冷静深刻的展示。

生存困境下的人性堕落。“人文精神颓败的历史根源，是人的生存状态与人赖以活命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及社会环境不相协调，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变在文艺上的投影和折光”。《螺旋》中的杨其锐曾是视死如归的战斗英雄，也是声名显赫的文教部长，但在撕裂灵魂的非常时期，他不堪造反派阴狠毒辣的逼迫，亲笔写下虚假揭发材料，诬陷诽谤曾与自己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陈单凤。作品中恶劣的生存环境销蚀了杨其锐原有判断力，丧失理智的他最终在造反派阴谋中坠楼而亡。杨其锐的悲剧下场，一方面表露了作家对可怕年代、灰暗生活的批判反思；另一方面，杨其锐人性堕落不应该仅仅归咎于时代，人性防线失守恰恰也显露了人性的脆弱与不堪重负。

权力角逐下的人性沉沦。《悲剧比没有剧好》的临时代部长富胜康在官位升迁中权力欲望日益膨胀，灵魂变化中渐趋人性沉沦。自己担任厂长时把一厂搞得一塌糊涂，而后面对改变一厂的突出干才呼从简，富胜康视之为有实力的潜在威胁：“他不是站在部长的立场上正视事实，接受对整体有益的东西，而是用前任对后任的忌妒的眼光，来看待一厂，看待呼从简。”对人性沉沦的富胜康而言，承认呼从简的成功，等于承认自己以前的失败，只有否认别人的天才，无视一厂实绩，才能掩饰自己的平庸无能。除此之外，富胜康顶替出事病倒的第一部长宫开宇后，担任临时代部长的他无暇工作，一心构筑权位大厦。了解到宫开宇深得群众拥护，富胜康变得焦躁不安、忧心忡忡，最终为坐稳部长职位，他在其住院期间私自主持部党组会议取消宫开宇相关资格。作者通过对富胜康谋权过程中不择手段的叙写，披露了权力角逐对人性良知的无情戕害。

金钱诱惑下的人性迷失。“快乐碉堡”大舞厅经理曹家康是蒋子龙中篇小说《碉堡》的主人公。曾经的他终日东奔西窜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生存是其至高无上的信念。因贫穷而遭受屈辱痛苦的生活经历，使曹家康注定难逃金钱诱惑。他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生财之道，决定贷款经营私人营业性舞厅——“快乐碉堡”。舞厅经营的不菲收益使曹家康得到心理的暂时满足，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使其不幸成为金钱的奴隶，每日生活只是“机械般的兴奋，机械般的笑脸，机械般的扭动，机械般的声音，机械般的迎来送往”。沦为赚钱工具的曹家康，以自我迷失为代价换取了世俗成功，他在生命意义模糊而游移中逐渐走向人性异化，最终留下的仅是无尽的精神空虚与灵魂孤独。

蒋子龙笔下的人性丑恶，既受外界客观环境影响，也不能忽视人物自身主观意志的驱使。作家通过人性丑恶淋漓尽致的描绘，完成对时代的洞察与反思；通过人性丑恶的批判揭露，从反面竭尽全力呼喊人性美善凸现。作品在警醒世人修正、完善心灵和行为的同时，也彰显了作家博大的人文关怀。

（二）人性美善之礼赞

人性的主宰向度应该是美善，而并非丑恶。蒋子龙笔下的人性天空不只有阴霾，更有阳光。作家中篇作品通过人性美善的着力礼赞，完成了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寻。

良善灵魂复归的喜悦。《赤橙黄绿青蓝紫》开篇叙写第五钢铁厂风云人物刘思佳无视规定大摆煎饼摊引发轩然大波。作为运输队汽车司机的他时常搅动整个钢铁厂，是个令厂领导祝同康感到头疼的“怪物”；对待新来的副队长解净，他故意拿腔捏调，使其多次丢丑。青年工人刘思佳实际精通业务、具备能力，但转型时代张力与冲突下所萌生的虚无情绪引发了他的反叛冲动，主人公对自身意义感的强烈渴望转化为玩世不恭、桀骜不驯的消极发泄。他处处“搅扰”领导，却又对自己有意为之的恶作剧感到厌烦，反叛手段也在无形中增加他的精神痛苦。在解净的循循善诱与行动感召下，他最终抛却反叛，走出自我围困的精神困境。作品结尾，刘思佳面对油库火险勇敢挺身而出的选择，正是其重建人生信念、实现灵魂复归的最好证明。

坚韧不拔的生命意志。《九大行星的流光》中，中国留学生樊勖中学成归国后面对民穷国弱的社会现状，意欲振兴工业以拯救同胞于苦难。理想之途中，他经历挫折无数，先是反动政府腐败，闭关自守；官僚争权夺势，无暇国计民生；列强经济掠夺，企图鲸吞中国市场；家人对他心生不满，处处埋怨。而后各种打击接踵而至，货物运输屡出事故、制碱失败人心顿散、昔日好友无情背叛，以及人才匮乏、开支不足等。但挫折打击从未将其击垮，樊勖中始终至心皈命，振兴实业，最终实现昔日誓言，使民族工业萌发蓬勃生机。樊勖中在艰难屈辱困境中坚守自我志向、刚健有为、百折不挠，无疑彰显了人物形象无往不胜的生命强力，寄寓着作家对其人性之美的高度赞扬。

修身利群的道德境界。《磁力》开篇交代磁力材料总厂因循守旧导致生产停顿、产品堆积、人心惶惶的艰难处境。副厂长林永宁临危担任厂长一职，大胆打破生产格局、迎合市场取向，开发新型磁保健系列产品。因国人对磁保健知识了解不足使得该系统工程所担风险极大，但林永宁坚信“风险和机遇同在，有风险也会有成功”。在进取冒险精神推动下，他大力整改治厂方略，使老牌国有企业日渐信誉可靠、实力雄厚。作品中，林永宁最初在工厂生产危机时选择上任，为解决职工生计问题毅然放弃个人发财致富机会；企业成功，他初心不改，上调工资、翻新厂房、装修餐厅、修建住房，以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的无私付出换取了全厂职工的团结拥护。“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冒险英雄林永宁凭借现实生存中创造自我、处处为公的实际行动，成功树立了私德修身、公德利群的当代国民理想典范。

人性美善的礼赞作为中篇写作的一部分，表现了蒋子龙对生命的关注与人格的期待。

现实主义生命力离不开它改造人性、洗涤灵魂的锋芒指向，蒋子龙中篇作品的人性言说具有重要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无论是人性丑恶批判或是美善礼赞，都流露着作家关注当下的热情与人性建构的热望。

总之，蒋子龙中篇小说凭借独特而深刻的时代剖视与人性言说，获得了巨大而深广的社会反响，彰显了作家广阔的社会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