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香港作家西西1992年出版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哀悼乳房》，回忆了1989年罹患乳腺癌以及手术、康复的经历与感受，以乳腺癌患者与女性的双重身份来审视乳房本体、喻体及其长期存在的畸形象征空间，“反叛铭刻于疾病和女性身体之上的权力话语”。《哀悼乳房》除了赋予记忆以小说的叙述技巧，还在提取成文的过程中对整个记忆进行了正向重构并形成了独有的叙事风格，实现了独具女性特色的自嘲意趣与“去中心化”叙事策略的同位并构。既有研究殊少涉及《哀悼乳房》的正向记忆重构与其非典型启蒙文本生成关系的研究，故本文着力分析西西《哀悼乳房》极具个人特色的叙事风格的生成方式，由此探寻正向记忆加工在自叙传小说创作中的运用以及自觉记忆重构背后的价值重构。

一、记忆重构与自传体记忆文本的生成

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回忆，既是一个包含着多种成分的复杂系统，也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而自传体记忆文本的生成，受到经验事件的过程与结果、时间间隔、主体的年龄与气质类型、现时情绪与个体经验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表现为两种不同的主体人格：一种为独立自我，一种为互依自我。其中独立自我的价值认同具有天生独特性，认为个体应当通过关注自我、表达独特的内心态度来寻求和维持自己与他人的区别，而非由社会来完成对自我的确定。《哀悼乳房》对于癌症祛魅的重要理论依据即在独立自我，她对于女性乳房隐喻的反思也以此为基点：是否罹患癌症并非自我价值存续的标尺，乳房美丑去留的权利更不在他人，将女性从新型不平等关系之中剥离出来的法门在于女性自身对于自我的认知。

在自传体记忆文本的时间维度中，现在自我对过去自我的文学塑造便是记忆重构的过程。一般来说，随着个体经验的不断累积，这个重构过程往往导致对最初认识信息提取的形变，而影响记忆生成与重构的因素非常复杂，比如目前的心境、原始记忆事件的最终呈现状态和主体的信念态度等，人们甚至由于受到现实情感与期望的刺激与暗示而产生虚假记忆。也正是由于这种被改造过的记忆具有不确定性，因而从情感指向、意识感知、记忆表象类型三个维度对《哀悼乳房》中的记忆重构进行界定，更能揭示这部经典小说叙事艺术的密码。

（一）情节再塑的正向加工

文学中记忆重构的正负两种情感指向，决定了作品的情感基调。癌症治疗显然是痛苦的：为了准备手术，主人公独自在公立医院辗转、等待、脱光衣服接受审视；手术后无法洗澡甚至无法动弹；眼看自己曾经鲜活的乳房变成了装在塑料袋子中的破絮似的浮游物体；伤口中的血水一点一点流入滴盘……但是治疗过程的痛苦被西西进行了过滤，并将其写成了一封致读者的温暖来信。而这种个体正向重构，即对原初记忆进行轻快化的正向加工，则是情节再塑的内在动力。读者必须清楚，《哀悼乳房》真正的主人公是西西的记忆自我，是一个经过再造的艺术形象，她既没有对于命途多舛的哀叹，也不见由乳房病变所带来的羞耻，在有意淡化绝症和切除乳房手术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也就是说，西西写作的重点不在疗治的惨痛，而是叙述手术前后的琐事和对人的身份、地位与社会角色等问题的思考。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正向性的情节再塑呢？事实上作者并不天生具有乐观勇敢的特质，就像她在小说自序中所说：“我原是十分窝囊的人，并不比任何人勇敢；谢谢朋友，让我重建信心，我会好好活下去。”对此，可以做出不同角度的解释：从社会学角度讲，患病的特殊经历使得作家所处的社会构成关系发生了改变，在失去公平竞争的孤独状态下，他（她）会放大社会所给予自身的善意（或恶意）。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丹尼尔·卡尼曼的“峰终定律”和“过程忽视”记忆理论又给出了全新角度：人们仅是对于一件事情的高峰和结尾记忆深刻，过程的持续对以后的记忆和评估几乎没有影响。这就在情节再塑时出现一种结果：处于疾病状态中经验自我随着时间的流逝、刺激源的撤退而遗失，但显然带有误差的记忆自我却替代经验自我留存在了作者脑中，从而影响到西西对于治疗全程的认知和判断。坚持治疗使作者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从1989年确诊乳腺癌至今，西西都在以积极姿态创作着。也正是因为这种治疗的有效性、结果的遂人心愿，使她再次提取这些有关于自身烦琐痛苦的治疗记忆时，都如此从容幽默，并显示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释然。

（二）出于叙事目的的自觉改造

《哀悼乳房》有两条潜流贯穿始终：一条是癌症，一条是乳房。相对应的是作者想要传达的两种叙事目的：一是通过消解疾病的象征意味，反抗由惧怕疾病、讳疾忌医所引发的道德审判与社交孤立；二是通过梳理乳房由哺育后代的母性力量的象征，逐渐变成追求饱满美丽以满足男性窥探欲的欲望象征，来反思绑架在男权审美下的乳房生存空间的变形与人类生命力的萎缩。职是之故，西西为达到这两种叙事目的而使用各种文学手段有意识地改造其经验记忆，使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与集体记忆相制衡的个人化记忆。

与疾病有对抗经验的作家在对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世界的观照中会率先体现出一种细节的真实与酷烈。这种真实的生命体验带来自我感知尤其是身体感知的锐化，这种精神上的沉淀即使是在治疗结束后也不会消失，相反，“作家真实的生命体验使得他们对于存在、死亡和孤独等等这些形而上的人生命题获得了崭新和超然的理解”。因此，病残作家的叙事往往因内容中含有抽象思辨而风格严肃，如莫泊桑的《奥尔拉》、张海迪的《绝顶》、史铁生的《病隙碎笔》等。与此同时，由于真实生命体验的注入，这类作家的疾病书写还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色彩。

但极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哀悼乳房》不同于以往的疾病书写，蕴藉严肃却不被严肃话题所缚，在轻快且富有意趣的叙事风格中可以看出西西试图拨开癌症妖魔化的铠甲的意图。出于这种目的的自觉记忆重构，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对癌症的恐惧，这种对于“疾病”这一集体记忆的修正即使在客观上不乏淡化癌症痛苦之嫌，但“癌症有罪”的偏见深植正是讳疾忌医的传统观念与癌症所带给身心上的痛苦过分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所导致的，因而这种云淡风轻的处理在当时，乃至当下，都具有策略性的意义。

（三）具体性记忆为主的自传写作模式

《哀悼乳房》中很少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概括记忆。概括记忆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延伸性，但没有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或地点，比如“当我被告知患有乳腺癌时我真的怕极了”这类论述，就使恐惧状态成为了治疗癌症的先验条件。人脑对于记忆自我的认定，取决于对于经验自我的储存；以何种方法进行储存，就决定了自传体记忆是以概括性还是具体性的方式储存。为了避免概括记忆的出现，西西在创作中更多提取具体性记忆，将疾病体验纳入生活日常的一部分，并侧重于癌症治疗时具体的个人经历，这种对个体来说有明确时间和地点的描述，更容易使读者关注事件本身，而非激发个人对疾病的集体记忆。

因此，以具体性记忆储存并以一种无聚焦视角来展开叙事的策略，可以说是很讨巧的：文体的转换使叙述者的叙述视角不断改变，作者可以作为乳房发展史的见证者，也可以成为故事情节的参与者，而尽可能少地干扰读者的情感认知，更能使读者在抛开传统社会价值判断与道德审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癌症”这一存在的本来形态——身体的故障而非道德的缺失。而基于如上所述，《哀悼乳房》这部小说从记忆学角度来讲应当判定为：具有强烈独立自我意识、以具体性记忆为主的自觉正向型重构的自传体记忆文本。

二、文学手段在正向记忆加工中的运用

面对疾病，文本所展现出来的轻松、幽默甚至是自我调侃，是《哀悼乳房》区别于其他同类作品的独到之处。将沉重记忆提取并做轻快化的文学加工，一直是作者在文本创作中潜在思考后的自觉行为。

（一）富有趣味的积极想象

其实苏珊·桑塔格在《作为隐喻的疾病》中所讨论的，就是疾病已经成为一种凌驾于自身意义之上的象征和隐喻，患有疾病就代表着必须被迫承受由疾病所带来的身心双重创伤，并由此无意识地将自我边缘化的现象。而西西对记忆本身极具想象力的再塑，不仅用自嘲性与趣味性完成对严肃叙事的消解，更是打破疾病尤其是癌症的消极隐喻，将其从政治话语所赋予的变异泥淖中解脱出来。在《哀悼乳房》中，黑色幽默式的比喻是完成想象的最常见修辞手法之一，也是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的个人化处理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通过喻解的展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西西在对比喻的解释过程中，完成了对癌症去魅的第一步，即打破固有思维模式。喻解具有意味性功能，也包括作者对客观事物的褒贬态度。比如手术的过程必然涉及人们恐惧的皮肤切割与缝合，但是文中将身体比作天衣，此处的喻解是：“做手术的躯体，有的只是一道疤，滴水不漏。”作者试图不断地强调皮肤的可复原性，为此甚至刻意淡化了手术对人的后续影响，这种处理方式虽在科学逻辑上值得商榷，但是却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图和艺术逻辑。

其次表现在极具新奇性的喻体选择上。她将自己游泳比作“漂浮的垃圾”和“飞碟似的水银灯”，将“滴盘”“望文生义”式地比作“血滴子”等等。事实上比喻的创造性因素正体现在妥帖地依据本体选择喻体上：准确地揭示事物潜在的类似点，使本喻体之间产生某种匠心独具的出人意料的联系。这样的陌生化处理，这种与刻板印象截然相反的描述，反而使读者更加顺畅地进入一个癌症病人的精神世界而不产生畏惧的先验情绪，从而增加了自传体文本的可读性。

（二）雾化意图的广泛联想

从小说内容来看，西西对乳腺癌治疗记忆的提取明显以具体性自传体记忆为主。按照相关情绪诱发效果实验的数据来看，分心的确可以回忆出更多具体性的自传体记忆。而这一反应方式作用在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即是“联想”这一写作手法的使用。丰富的联想使得《哀悼乳房》不像自传体小说而更像是一部百科全书，不断扩宽的知识面使读者无形之中处于外聚焦的接受视角。

当人们产生某种负面情绪时，会采用沉思与分心两种反应方式来应对。陷入沉思反应的个体往往会无意识地进行较深程度的内聚焦，并将注意力集中在引起负面情绪的事件的意义和后果上，甚至联想起更多的负性记忆。举例来讲：一个人得知患有癌症后，沉思会使人引向“得了癌症大概率会死吧，那么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之类的消极想法。而分心反应则是引导个体努力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抑郁症状、抑郁心境和抑郁可能的后果中转移到令人高兴或中性的行动或念头上的行为和想法上来。《哀悼乳房》采用的正是“分心”方式，比如“医生说话”一章中，“我”在私立医院做完手术后，孤身在楼道里等待女工换床单时，“随身听”里的西班牙音乐会使人联想起“那次西班牙国家芭蕾舞团来表演”。再比如在浴室中，由“血滴子”像河一样“汇接无数小溪通向我的伤口”，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发辫，又联想到“一个叫做圣地亚哥的小说人物”。诸如此类的联想在《哀悼乳房》中还有非常多，从音乐到历史再到电影等，十分广泛。

这种分心的处理方式不仅可以分散作者当时的注意力，而且具有雾化意图的策略性意义。雾化意图的过程亦是启蒙行为的隐性过程，隐含作者在作品中实际上承担着重构疾病集体记忆的启蒙义务，但接受意识的大潮应势向前，读者早已对启蒙者高高在上的说教行为产生抗拒，所以如何将启蒙意图隐于其后也成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于是，西西将启蒙行为置于后现代性写作之中，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联想策略可以消解读者的事先对于癌症的情感体验，分散其恐惧心理。更重要的是，这种由分心所引发的具体的、近乎琐碎的书写，不仅为情节推进加阻，延长单位叙事组块的阅读体验，更雾化了作者表达自我观念逻辑的意图。这种叙事策略使《哀悼乳房》成为一部非典型化启蒙文本的标志性作品，从而推动读者在无形之中受其影响并引发思考。

（三）去中心化的文体突破

《哀悼乳房》的跨文体写作同样具有先锋实验色彩：诗歌体、对话体、自传体、新闻通讯体，甚至在“可能的事”中只是简单的名单式罗列，因而可以说是风格杂糅的文体试验。而且西西用“作者按”的形式将各章有机串连在一起，构成多重叙事逻辑。在《阿坚》一节的结尾处“按”曰：“如果你的亲友也患了乳腺癌，却并不认识一位阿坚这样的女子，怎么办？请翻到第二三七页看《知道的事》。”从第五章跳至第二十三章，这是乳腺癌患者亲友的阅读顺序。在《可能的事》一节的结尾处再提示：“如果你并非女性，想知道一点男性乳腺癌的事请翻阅第二〇三页看《须眉》。”从第三章至第二十章，这是对乳腺癌问题感兴趣的男性的阅读顺序。这种去中心化的思路是近乎于“罗生门式”的，从不同路径看，所得到的阅读体验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无中心”毋宁说“多中心”，在有限空间内实现最大限度的意义未定性，这种阅读体验给予读者极大创造力与参与度，是成就其成为非典型化启蒙文本的另一力量。

这样的阅读富有趣味性，读者们可自行选择阅读线索。这种去中心化的无聚焦型创作思路打破了以往从头到尾的浸入式阅读模式，甚至不使读者对任何一章产生浓厚的主观情感，以保持清醒的头脑。为达此效果，前后章节的内容除内在过渡线索外，没有显性的情节逻辑，甚至前后文体都毫无关联，直到最后一章《颜色好》大量说明文式的零度写作，作者和读者都处在一个冷静克制的状态去审视：石器时代三个乳房的女人、印度的母神、像可以哺人可以建国的狼的乳房……直至中世纪以后，乳房已经失去了其最本来的哺育功能，变成了男性窥探的对象，变成了脱离于身体功能之外的性的象征，也变成了女性自我窥视的对象，变成了自我价值存在的载体，而失去了乳房就相当于失去了取悦男性的工具，失去了作为女性标志性的部分，变成了残缺的而非真正的女性。西西以这种富有想象力的文体组合方式表达了自我觉醒与解放，并带领读者为患有癌症与失去乳房双重道德束缚松绑，完成癌症回归身体疾病本身，以及乳房在女性的私有存在、生命力延续象征层面的复归。

三、哀悼乳房背后的价值重构

《哀悼乳房》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梳理了作者对那数年治疗的真实回忆，其中对记忆的有意重构其实是深层意义上自觉地对既存价值的重构；所谓的个体记忆重构也是这部具有浓厚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小说之启蒙意义的外在表现形式。

小说结尾，西西发出了为生命力萎缩哀悼的呼唤。乳房，作为孕育生命力继而延续存在，何时变成为安抚男性占有欲的私有物品？或者说，由那种源于对母系力量渴望的精神返乳而引发的对于乳房的窥伺与欣赏，何时成为禁锢女性的精神枷锁？男性的乳房缺失又是否会导致价值缺失而受到集体的道德审判……为了对实现既有价值规则提出质疑、进行重构，西西选择在自传中进行自觉的记忆重构，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即文字重构、创作思路的重构、思维方式的重构，以颠覆人们对原有乳腺癌患者的固有印象，让人们认识到：癌症患者并非肉体和精神的完全病变；癌症患者其实是精神世界完整健全的普通人，即使患病，也不止有化疗时的无尽痛苦，更有发现生活之美、与人正常交往的能力与自由。

那么西西在《哀悼乳房》中是如何通过对记忆自我进行塑造来达到预期创作目的的？首先体现在对写作手法极具个人色彩化的应用上，记忆提取过程中用陌生化的想象更新人们对癌症治疗过程中医疗器械、治疗手段等与死亡接轨的固有思维模式；用联想的分心策略引起更多具体记忆，使整个小说情节更加丰满，为价值传导减少阻力。其次，小说中文体的创新性组合与串联，不光是对记忆线索的重新对接，更是对营造读者阅读体验的创新摸索，文体的变幻使作者在故事的讲述者与参与者之间穿梭，由此完成了对主题的独特勾勒。价值重构隐于集体记忆重构之中，而集体记忆重构又通过个体记忆重构表现出来。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使得作品的未定性与空白点不断拓宽，从而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创作欲望，以最终实现对癌症患者“异群化”思维模式的转变。

疾病的道德传染性使癌症患者逐渐排离于群体之外，成为异于族群的他者。而西西却用平常的口吻、舒缓的笔调化解了人们对疾病的集体性恐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西的确在描绘现实，但从中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她的多重身份：女性，作家，癌症患者，乳房缺失者……女性应当优雅，作家应当光鲜，而癌症患者，乳房缺失者的身份，使她不光要承受社会对癌症患者的边缘抗拒，更要承受失去女性性征与价值完满的道德指责。不同身份、经验的多元化赋予了她不同的视角，多重视角下女性乳腺癌患者的世界自然构成一种文学情节上的张力，但是情感宣泄的克制又凝结成文本整体的聚合力，聚合起表层各领域的知识、积淀的人文力量，更聚合起更深层次上的放眼女性史、疾病史的严肃思考与价值关怀。

西西作为香港极具个人特色的女性作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开启了一条后现代启蒙文学的重要创作思路：放下启蒙者的居高临下姿态，并通过自觉记忆重构来雾化启蒙意图，使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从而在阅读体验的创新摸索中接受创作者的观念。启蒙行为由“台前”到“幕后”的转变实际上蕴含着西西全新的创作逻辑，在阅读行为与娱乐心理两者日益密切的今天，文学作品如何在娱乐至死的时代完成对文学启蒙的复归，已经成为当今创作者应当思索的重要命题，而西西将启蒙性隐于反传统、“反严肃”、反精英的后现代性写作之中所创作的《哀悼乳房》《飞毡》等文学作品，则将给予后继创作者以全新的实践指领与强大的创作动力。

①凌逾：《女性主义叙事的经典文本——论西西的〈哀悼乳房〉》，《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第63页。

②张镇、张建新：《自我、文化与记忆：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研究》，《科学心理进展》2008年第2期，第306页。

③Markus H,Kiayama S,Culture and the Self:Implications for cognition,emotion,and motivation.Psychological Review,1991,98（2）,p.224—253.

④⑩⑫⑬西西：《哀悼乳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第66页，第58页，第32页。

⑤〔美〕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李爱民、何梦莹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

⑥陈红星：《病残状态下文学创作的心理分析及其社会学和思想史意义》，《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第50页。

⑦崔丽弦、黄敏儿：《沉思和分心对负情绪和自传体记忆的影响》，《心理学报》2007年第1期，第79页。

⑧张凤琳：《另类经验与后现代叙事文——论西西的小说〈哀悼乳房〉》，《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第3期，第49页。

⑨⑪谭德姿：《试谈比喻的喻解》，《山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第72页，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