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萱［浙江工业大学，杭州 310012］

张生与崔莺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从相知到相爱，最终长相厮守的故事脍炙人口。而在崔、张感情发展的过程中，红娘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古往今来，更有文人墨客在诗文剧作中提及红娘，如“发彩已非前度绿，眼花休问何时赤。又谁能、月下待红娘，传音息”“我似张生情义重，中间谁个是红娘”等。直到现在，人们还将红娘视为帮助他人促成美好姻缘的代称，可见红娘这一形象在民间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

红娘形象的丰富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这一人物形象最早出现于唐代元稹所创作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红娘充当女主人公莺莺身边一名普通的婢女，缺乏自我意识，仅为推动情节的发展而服务。在崔、张感情开始阶段，她为男、女主人公沟通联络，促进二人情感升温。这一时期的红娘形象是单薄的、扁平化的，可以说仅仅是一个辅助角色（工具人）。作者在文中对红娘性格、心理、情感的刻画都极少，仅有故事开始时红娘听到张生诉说情感而显露出“惊沮，腆然而奔”，还有见到张生爬树，私入厢房，欲密会莺莺时的“惊骇而起”这两处。至于她的性情、她本身的生活、她在事件中所受的磋磨以及心境的变化等都未曾提及，隐而不书。

从唐朝一直到宋朝，在该故事流传编写的过程中，红娘的地位都不曾发生较为明显的转变，直到金代戏曲家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通常称作《董西厢》）问世，红娘的形象才日渐丰满起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红娘单独描写的语句，而最为典型的要数“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不苦诈打扮，不甚艳梳掠；衣服尽素缟，稔色行为定有孝”，这些语句使得红娘不再仅仅作为崔、张感情发展过程中起推动和辅助作用的工具人，而有了独立的形象和行为逻辑。同时，作者也在故事中大量增加了对红娘性情的表述，在张生“取金钗一只，以馈红娘”时，她“竟不受金，忿然奔去”，立时凸显出红娘不贪俗物、不为私利的高洁品行，与《莺莺传》中听信张生三言两语深情哄骗，就为愿意他出谋划策的扁平婢女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董西厢》里的红娘更鲜活、更生动，已然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至元代，王实甫创作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通常称作《王西厢》）则成为崔、张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红娘形象广为流传的“成名”之作。这里的红娘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婢女，而与莺莺有了更为密切的情感关系，在文章开篇就借助老夫人的话语点出“又有个小妮子，是自幼伏侍孩儿的，唤作红娘”。至此，红娘成为崔、张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乃至关键人物。在《王西厢》中，红娘出场的比例大大增加，在故事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作者塑造的红娘形象也趋于复杂、立体、饱满、鲜活。红娘的出场对于整出戏的氛围、节奏和情节的营造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崔、张故事的关键一笔。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行文中采用了以红娘作为第一人称的描写视角，让观看者更真切、更直观地感受到红娘是一个鲜活生动、复杂多变的真实人物。最典型的就是在张生与崔莺莺第一次私会时，红娘表现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举止，如“我看那生和俺小姐巴不得到晚”“姐姐这湖山下立地，我开了寺里角门儿。怕有人听俺说话，我且看一看”，使观看者很容易便能从这些话语中感受到红娘的真实性情。作者成功塑造出了一个富有正义感、乐于成人之美，且胆大心细、不慕私利的红娘形象，在民间深入人心并流传至今。

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在这一写作脉络之中，通过对每部作品中红娘出场情节占整部作品的百分比这一直观数据进行统计对比，就可以看出红娘形象的发展历程。首先，《莺莺传》的总字数是3554，这其中红娘出场部分的占比达到14.77%；到《董西厢》时，占比增加到了18.60%，但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判定红娘是崔、张爱情故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然而到了《王西厢》，这一占比则激增到41.70%，相较于前两部作品中红娘的出场比例有了十分明显的提高，红娘已然成为其中的关键人物。

红娘这一人物丰富发展的原因较为复杂，但依然能找出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文体自身的发展是造成红娘形象变化的重要原因。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更具技巧，势必会令原作中的人物更加丰满。唐传奇是以史传笔法描写奇闻逸事的小说体式，对次要人物省略细致的叙述和完整的刻画，就使得红娘的形象显得较为单薄。而到了元代，故事以杂剧的形式进行书写，从传奇小说到演绎剧本，表演艺术的需要让红娘的心态、情感、性格等诸多方面能够通过更加丰富的语言以及复杂的动作得以完整展现。

其次，情节的变化也会影响红娘在剧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影响整体形象的塑造。随着小说内容的不断完善，崔、张故事中的诸多情节得以拓展，为使前后逻辑更加顺畅，红娘的出场频率自然也随之增加。故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转变就是红娘由怒斥张生无状，到为张生出谋划策促进两人感情发展。为使这一情节发生得更加流畅，需要做大量铺垫。在《莺莺传》中红娘仅被张生几次作礼、几句深情言语就哄骗去显然是生硬而不合逻辑的，因此在《董西厢》中作者就做了大量的情节铺垫，比如夫人阵前许诺，红娘拒不受礼，张生相思成疾，“莺通宵无寐，抵晓方眠”等，使得“红娘目之，不胜悲感。侵晓而起，以情告生”。作者对情节的改动直接影响到对红娘形象的塑造。而从《莺莺传》到《董西厢》，莺莺本身从理性克制到突破欲望，这中间势必要有一个人承担她原有的理智的一面，并进一步推动及促成完满结局，而红娘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作者的视线之中，“自觉”地承担起了这部分内容。

在这三部作品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即红娘与崔莺莺的关系是愈加密切的。最初，《莺莺传》对红娘的描写是“崔之婢曰红娘”，这只是简单的身份说明，没有任何情感隐喻。而在《董西厢》中，关于莺莺和红娘之间的描写就丰富了很多。在最初出场时，红娘厉声呵斥张生“怎敢戏弄人家宅眷”，立时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董西厢》中的红娘“虽为个侍婢，举止皆奇妙……不苦诈打扮，不甚艳梳掠；衣服尽素缟，稔色行为定有孝”。作者塑造出了一个忠心为主、智勇双全的婢女形象，但与女主的亲密关系还是着墨较少，更多表现在对男、女主人公情感的抚慰上。而在《王西厢》中，作者在开头就巧妙设计了莺莺与红娘的关系，直接点出红娘是“自幼伏侍”莺莺之人，一下子就让人感觉到了红娘对于莺莺的独特之处，她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可以被随意替代的婢女形象。

红娘的人物形象由单一僵化到复杂饱满，出现独立描写，出场次数增多，感情愈发丰富，属于红娘自身的特质越来越多。她虽然是崔家的婢女，地位低下，却有着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心灵，充满正义感，且机智果敢、能言善辩、乐于助人，敢于冲破封建礼教，促成了崔、张的美满婚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