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岳林 杨莹莹［皖西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

一、《豳风·七月》：一首豳公时代的改岁歌

《周礼·春官》曰：“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昼击土鼓、吹《豳》诗，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则吹《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周礼》的这一段记述说明，中春击“土鼓”时吹《豳》诗，中秋、岁暮则奏“雅”“颂”，在不同节令按不同的音乐演奏。《豳诗》，显然具有公共性的特性。同时，诗的意义也是多重的，取决于用诗的目的和用诗的不同节令。

但此后，人们对诗意的解释却偏于一端，这导致《豳诗》的部分诗意被忽略。春秋时吴季札评《豳风》：“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毛诗序谓：“《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现代阐释则主要以农事诗视之，解为农家乐或劳动者的悲辛等。这些解释显然都忽略了《七月》诗意的多重性。

有趣的是，“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之“祈年”诗意，后世往往不被视为《七月》重要的主题意义，这是很有意味的。

但忽略了《七月》的这一层诗意，全诗的意义就有不易解释的地方。我们知道，《诗经》与周礼具有互文性，早期的诗是礼典的一部分。以《七月》来说，涉及的礼仪就包括“籍礼”“大蒐礼”“婚礼”“军礼”“寒礼”，等等。由此，有学者认为礼的本质是诗，就是看到了早期诗与礼的一致性。但更恰切的说法是，诗是礼之用，从《弹弓》《蜡辞》、《易》卦、爻辞等早期文本来说，作诗与用诗是一体性的，而《诗》是用诗时的话语方式。

《诗经》中大多诗作涉及的礼仪是单一性的，如《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生民》等则复杂一些，包含祭祖、稼穑等。但《七月》几乎涵盖了农事活动涉及的所有礼仪。那么，《七月》为何歌咏农事活动的全过程呢？袁建林认为：“《七月》的内容是‘陈王业’，追述周之先祖业绩，而按《周礼》所载，‘迎寒暑’要吹豳风《七月》，‘祈年’要吹豳雅《七月》，‘国祭蜡（年终大祭）’要吹豳颂《七月》，这说明周朝统治者在各种祀典上都要用《七月》。”“《七月》倒有点类似于周朝的‘国歌’了。但‘殆及公子同归’等明显不合。倒能说明周王朝对《七月》的用诗情况。”袁文主要是从音乐方面说的，解为“国歌”显然不确。但检视《七月》文本则不难发现，《七月》正有年终总结的意味。“祈年”正是“改岁”，即过年歌。《周礼·春官》说：“凡国祈年于田祖，吹《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这与《七月》的首章基本吻合。

从诗的内容来说，《七月》回顾一年劳作的全过程，叙述修理农具、下田、送饭、采桑、修葺桑枝、织丝、作裳、打猎、采野果、获稻、凿冰、酿酒、修屋、祈年等活动巨细无遗，这只能是年终总结的状况，与《诗经》中其他农事诗明显不同。

在此前学术界关于《七月》写作时间的讨论中，关注创作年代而不关注创作时间（时令）是一个普遍现象。把祭礼、祈年、一年的劳作回顾联系在一起的，岂不正是“改岁”之时？《七月》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一个是“七月”，一个就是“改岁”。“何以卒岁”“曰为改岁”以及“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内含的过年祝福语说明，这显然不是偶然的现象，“改岁”应是诗的关键词之一。何况，公共性的仪式乐歌，只有特殊性的节点或事件才更容易世代流传，如婚嫁、年节、祭祖等。而能把这些统一在一起的，就是改岁了。

从叙述方式来看，一般默认此诗是顺叙、总叙，如：“本篇描写周代早期的农业生产情况，叙述‘农夫’在一年中所从事的农业劳动，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人民的艰苦生活。”“像《七月》这样直接反映周人农业生产生活的作品……叙述了农夫一年间的艰苦劳动过程和他们的生活情况。”但《七月》其实应该是追叙，即诗歌叙事立足于“改岁”的节点，回顾一年的劳作，在年终祭祀时，为来年祈福（“祈年”）。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显然是总结性的提示话语，突出的是季节变换，准备过冬的活动。这正是岁月流逝，一年将尽的暗示。再接以“一之日”“二之日”，回溯的意味十分明显。同时，诗直接叙述终于“十月”，也强调了年岁将终之意。邱志远就注意到，先民有“岁暮为秋”的观念。如《唐风·蟋蟀》中的“岁暮”，孔颖达疏曰：“《七月》之篇说蟋蟀之事云：‘九月在户。’传云：‘九月在堂。’堂者，室之基也。户内户外总名为堂。……时当九月，则岁未为暮，而言‘岁聿其暮’者，言其过此月后，则岁遂将暮耳。谓十月以后为岁暮也，此月未为暮也。”故《七月》以“十月”为岁终，恰是古人岁时观念的年终之意。

再说诗的叙述角度，“我农夫”“我妇子”“二之日其同”“公堂”等明显是群体性的视角，符合集体歌舞时的情境需要。诗中人们的活动也都是群体性的，如播种、采桑、打猎、收割、凿冰、年终岁庆，等等。

而诗的结构安排，也明显有“卒章显志”的意味。《诗经》中，《桃夭》《关雎》《蒹葭》《硕鼠》《葛覃》《樛木》《终斯》《兔置》《汉广》《汝坟》《麟之趾》《狼跋》等一批诗作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尾章要么是点题，要么是主题的强化，要么是主题的延伸，具有某种普遍性。《七月》的尾章祝福、祈年的意义则更明显。

至于比较有歧义的话题，就是“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关于此点，有三种解释：一是奴隶主对女奴的压迫，二是民俗中的哭嫁风情，三是公族仪式礼典。第一种解释是现代的理解，从文本语词本身着眼，但忽略了这种个体性感受无法解释群体性礼仪的特点。第二种解释着眼于民俗习惯，比较接近民间风俗文化，但也不完全符合部族礼典仪式的规定。第三种解释涉及古老的礼仪文化，符合礼典的历史性内涵。如果把三种解释置于历史性过程看，合理的解释应兼顾这些不同的内涵，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独断。其实从诗文本的生成过程看，这正兼顾了从民间原始歌唱，到礼典仪式化的合成的特点。即其发生端是劳动者的真实劳动感受，完成端是部族礼典的加工、规范，是从个体感觉上升到群体经验。因为劳作在个体可能是辛苦的，“女心伤悲”在个人性体验中也是可能的，但在完成劳动、年终合族年庆时，则转变为群体的体验，符号礼仪是欢快的。否则，“殆及公子同归”（不论这是“喜”，还是“悲”）的个人性感受，何以成为群体性的问题？如果与“田畯至喜”相对应，则更难理解。事实上这一诗句带有启示的意义，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提醒，在民歌里甚至具有喜剧性成分，如汉乐府《陌上桑》。这或许正可说明从民间个体体验到公众群体经验的调适。

以上几点显示《七月》是一首具有年终总结意味的礼典诗，即“改岁歌”，具有明确的祈年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过年歌。

二、“用诗”的诗学阐释意义

那么，《七月》这一意义的被忽略具有什么意义？“用诗”本是《诗经》阐释学史的一种经典阐释方式，深刻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写作与文学阐释。对《七月》文本的意义阐释的古今变化，至少有如下几种：首先，诗的作者往往无主名，其原初意义自然难以考祥；其次，诗早于《诗》，从《周礼·春官》的记述可知诗意是在用诗中确认的，而用诗的目的、对象往往并不相同，这造成了诗意的多重性；第三，《诗》的被载录在《国语》《左传》等文献中，都是以用诗的方式存在的。“从流传的角度看，《诗经》在先秦大规模地公开传播，时人并未将它视为个人抒情诗，而赋予其政治辞令、教育手段、仪式乐歌等公共文本功能。”这说明《诗》文本早期的传播、最终的编订及生成恰是出于用诗的需要。据马银琴的研究，周初康王时第一次编辑是服务于祭礼，是仪式乐歌；第二次周宣王时重修礼乐，是为了挽救礼崩乐坏的时风，故出现“变风”“变雅”；第三次齐桓公时的《风》《雅》《颂》结集，是出于再整乾坤的需要。既然诗的编辑都是出于用诗的需要，显然用《诗》对诗意义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其实，当周部族日渐壮大，豳公时期部族全体聚族“祈年”的活动自然消失，这应是《七月》的“祈年”意义被忽略的直接原因。

以上事实说明，《诗》的最终成型，恰是作为公共话语存在的。“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诗已成为一种神圣的言说方式。春秋以后，“以《诗》明事”与“以《诗》证史”的用诗原则普遍存在于各种言说活动中。从学术史的角度看，“用诗”作为一种方法，或作为语式，或作为语素，或作为文体构成，形成了一种隐性的书写传统，甚至《诗经》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具有“用”诗的性质。

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有关“诗本义”的说法是存在问题的。诗作者、诗文本、诗传播各有自己的特点及内涵，《诗经》等古代文献原作者也很多不明，故其原初意义也难明。同时，有些诗的意义是在用诗时确定的，因此诗本义与《诗》本义不是一个概念。何况，早期诗歌多具有群体性质，其在民间与在公族祭祀场合具有的公共性并不相同，因此什么是诗本义，需要根据作品与作品使用的场合进行具体分析。还有一个问题是，《诗》之后无诗的说法也不准确。《诗》之后无《诗》，是单纯从《诗》文本说的。《诗》文本本身是春秋时期的公共性话语，是贵族社会言说方式经典化的结果。引《诗》、赋《诗》是经典的言说方式。反之，不符合这种经典化的只能回归民间状态。即从诗或诗话语的角度说，诗仍存在于民间或各种文体话语之中。《战国策》中的辞令铺陈、《周易》的爻辞、《左传·宣公三年》的《宋城者讴》、《史记·刺客列传》的《易水歌》等，这些民间诗歌其实是大量存在的。

因此，对待古代文本的研究，既要考虑其文化生成的历史语境，也要反省研究者研究视界与方法的盲见，双向的对话庶几才有接近事实的可能。

①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2页。

② 王秀臣：《诗与用〈诗〉的礼典意义》，《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114页。

③ 袁建林：《关于〈七月〉解读的几个问题》，《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55页。

④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⑤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4—65页。

⑥ 邱志远：《豳风·七月岁时观念钩沉——兼论文学史上的“岁暮”为秋》，《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第136页。

⑦ 赵琼琼、张节末：《论〈诗经〉抒情的公共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第118页。

⑧ 详见马银琴：《周宣王时代的乐歌与诗文本的结集》，《诗经研究辑刊》2003年第3辑；马银琴：《齐桓公时代〈诗〉的结集》，《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