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媛媛［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上海 200072］

纵观近几年口碑绝佳的影片，诸如《亲爱的》《烈日灼心》《暴烈无声》等，这些影片皆以现实生活为故事基础，力图在审视社会变革中揭露现实，以独特的人文关怀造就中国电影市场的新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创建银幕表达与受众的对话空间。然而《阳台上》作为新年度的前锋代表并没有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这似乎将强势回归的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再次推至主流之外的尴尬处境。笔者将在影片文本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理性分析，在思考《阳台上》票房口碑双重失利的同时，探寻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发展的创作路径。

一、成长探微与主题内核诠释

张猛是专注于拍摄现实题材电影的新锐导演，他善于关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审视时代变革中的隐性症候，其早期作品《耳朵大有福》《钢的琴》，皆将镜头聚焦于东北重工业没落的时代潮流中，以风格化创作表现底层人物在时代变革中的平凡与弱小、灰暗与光芒，从而彰显出张猛的人文情怀和现实主义精神。《阳台上》与其以往作品不同的是，时代背景从“下岗潮”转向了拆迁、户口、购房的社会敏感议题，关注的现实对象由中年群体转向了青春少年，叙事系统增加了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和揣摩，主题内核由一代人衰老转向当代青年的成长。

《阳台上》的主要人物是“90后”某群体形象的缩影，在国家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当下，他们初踏社会后常表现出“无目的性”的生存状态。影片中的张英雄是上海市井中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旧居的拆迁、父亲的离世、搬家后的寄人篱下，使其遭受着生活的无奈与压力。张英雄在不愿长大和渴望融入社会的矛盾中，选择了“被动”成长，显然，张猛导演所表现的“被动”成长源于当今社会的高压，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当成人世界承载着超负荷的社会责任后，就会将产生的焦虑转移给青年群体。

张猛不仅颠覆了现实题材中对同类主题的直观性表达，也在成长探微和人物心理的构建上，彰显着影像文本的深层意义与内核诠释。其一，人物心理与社会心理相契合，“拆迁”的时代大潮下，人们面临着物质与精神双重缺失以及社会秩序的挑战，《阳台上》讲述的是弱者“报复”弱者的故事，社会底层青年的愤怒矛头指向的是同为底层人物的陆志强及其低智女儿，此类故事叙述也在2018年上映的《悲伤逆流成河》中呈现，对弱者施行校园暴力的女生也同样是被施暴者。在心理学层面上，自卑怯懦、意志薄弱的弱者遇强则弱，遇弱则强，他们将压力与不满迁怒于更弱者或报复社会，以此作为发泄方式并获得内心平衡或精神慰藉。其二，青春成长与城市进程相呼应，如今的上海几乎处于建设和改造的城市状态，现代性的产物逐渐吞噬着古老的上海弄堂及传统文化，张英雄的成长不仅是物质躯体的变化，更是上海现代化都市演进的历程，影片中的张英雄独自回到旧宅的废墟中，既是对少年时代的怀念，也透露出对过往上海的眷恋之情。

固然，《阳台上》对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是迎合导演的主题内核表达，影片在现实性与丰富性中影射着中国深刻而重大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价值，力图在聚焦小人物命运的现实基础上，揭露社会矛盾并透露出对现代进程的怀疑和反思，实现社会心理与社会变革的双向观照，为观众提供审视现实的窗口，在浮躁的语境下抚摸着生活质感和人性纹理，从而重塑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与思维模式，使得现实题材电影具备影像社会学的研究价值。

由此可观，张猛的创作视野是同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他不再关注于某一代人的思想意识，而是聚焦于城市进程中的个体之殇，并试图描绘出人们对于现实的思考，面对变革人们该怀抱怎样的心态？传统与现代、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该如何得到平衡？在看似平和朴实的视角背后，是能够涵盖一个巨大时代下的悲悯情怀和深沉思索。

二、后现代表征与隐喻性表达

“电影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当电影由一种记录性写实呈现，演进为以某种特定叙述方式展示故事，从而引起人们的推想、悬念和惊奇时，电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叙事的演绎方式又是导演创作思维的另类彰显，张猛擅长在后现代语境内将创作的关注点投射于社会边缘。

一方面，《阳台上》的叙事空间规避了对都市符号和恢宏模式的表达，取而代之的则是充斥着复仇、彷徨的老城废墟以及生存于这里的小人物，无论是传统意蕴中的上海弄堂、底层人物的生活图景，还是荷尔蒙的青春气息，都在导演的胶片摄影下向观众展示着另一种意义上的上海，更具赤裸感和真实度，以镜头的力量撕开窥探现实的口子，对上海现代性神话的消解展现出另类的话语表达。另一方面，张猛对青春的表达不同于其他青春片，他摆脱了以逝去的青葱岁月作为叙事主体的故事构建，抛弃了对学生时代、校园爱情的美好叙述，而是着眼于多元价值观嬗变的当下，讲述初踏社会的青年对爱情想象的一触即发。青春不是相似性的交融，而是在不同的人物心理和时代变革下透露出异样的真实，表现出张猛对人物的极度尊重，也是对青春物语的现代性消解。同时，影片中出现的那艘“东方皇帝号”游轮也演绎为“张英雄”的人物外化符号，外表气势恢宏，内在却破败不堪，正如张英雄健壮身躯下拥有懦弱无能的内心特质，从而表达出导演对理想信念的质疑和对英雄主义的消解。

《阳台上》在对传统叙事消解的过程中，也力图在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中挑战多元的艺术思维，如影片融入了更多的隐喻性表达，而这种隐喻实则是导演对人物心理的窥视，是对精神分析学的一种现实性实践。“镜子”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影像符号常出现于银幕中，《阳台上》的叙事中便运用了“镜像”表述，如三轮车上的三面镜、在血泊中的倒影等，都映射出张英雄的自我认知过程及报仇的欲望、恐惧及矛盾，延伸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按照拉康的看法，镜像阶段是人类心理发展、人类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必经阶段。”张英雄依靠“镜子”实现了自我认同的过程，同时他幻想自己是为父报仇的英雄，这是一种理想自我的想象，也厌弃着现实生存中的自己。拉康认为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而张猛在影片中常以小景别拍摄张英雄窥视陆珊珊时的“眼睛”或“望远镜”，张英雄内心的欲望在某种意义上映射着观众的观影诉求和窥视欲望。这种判断可以用第二电影符号学来获得解释，麦茨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引申下，强调了影院机制和观影心理的关系，他认为：“影院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再现了镜像阶段，因为观众进入影院，便意味着接受影院的惯例，放弃我们的行动能力，将自己的全部行为简约为视觉观看，于是，我们返归镜像阶段，我们联系着银幕世界的唯一途径是目光。而银幕上故事与奇观通过眼睛唤起凝视，我们由此而成功地避开象征秩序，进入想象王国。”张英雄的“眼睛”与观众的“目光”相对时唤起了镜像中的凝视，观众混淆了自我与他人、真实与虚构的状态，从而充分唤起一种心理认同机制，如张英雄用望远镜偷窥陆珊珊的身体时，观众也同样得到快感。

显然，后现代在当下国内创作语境中力图获得全新的表现力，张猛的《阳台上》在抛却一切宏大叙事的基础上，既解构传统影像的和谐、优美和叙事的权威性，也在碎片化表达世界中探讨人物内心，尝试隐喻性表达并挑战观众接受范围，是对主流权威、对文化的一次反抗和突围，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另类彰显。当下互联网语境为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更多元的表达空间，也渴望进一步消解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边界。

三、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思考

通过上述文本分析可知，《阳台上》是一部由小说改编而具有故事基础和文学底蕴的现实题材电影，同时杂糅了青春、悬疑、犯罪的类型标签，且作为一部胶片电影拥有着意识鲜明的影像表达，但是口碑和票房皆差强人意，票房最终定格于397.4万，但这不能完全决定一部作品的价值，研究者应给予其理性客观的评价，思考影片的失利原因，以便于探讨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未来发展走向。

从受众角度思考，观众狭隘地将《阳台上》归属为“文艺片”并直言“看不懂”，认为影片叙事性弱、视听冲击力小、隐喻性极强的表现形式难以理解，这使得影像之外的内核表达无法转化成强有力的社会影响；从市场角度思考，其既体现了市场的包容与多样，同时也暗意了当下主流观众的趣味指向与审美能力。电影毕竟是一门可以呈现大众文化、可供欣赏但并非普遍能理解的艺术，这便促使着创作者在现实题材的选择中需要与观众创建对话空间。值得探讨的是，现实题材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但是由现实主义引申出的现实主义态度或精神，成为国产现实题材影视作品的创作导向，为此，探寻现实题材电影的实践性路径成为当下语境的关键命题。

首先，要理清现实题材电影与真实性的关系，“电影是人类追求逼真的复现现实的心理产物，这种心理因素决定了银幕形象的真实感，决定了电影技术的完善和电影艺术的发展方向：再现一个真实的世界。但电影不可能实现对客观现实的完整摹写，‘电影是现实的渐进线’”。所以现实题材电影不等于真实，导演在对故事进行影像化表达时，根据创作意图去虚构人物、场景等叙事框架，如同文学理论中提到的虚构性。当观众在评价一部电影是否真实时，其实是在谈虚构作品的假定性是否合理。《阳台上》展示的上海底层青年具有边缘性，后现代叙事的不确定性也使观众质疑故事的内容，继而难以引发观众共鸣，无法感同身受。电影的创作始终带有某种“试验性”，导演将人物投入到某种被设定的情境中，在故事发展走向中表现真实的社会状态及人物心理，并且始终坚持事物本质，不对观众的世界观有误导倾向，要尊重现实、尊重题材中最有价值的社会内核。

其次，现实题材电影需要“中国故事”作为载体，实现国家文化自信。当前国内“电影故事不再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而来自项目策划、工业模式、类型套路和‘IP’采购，这种对资本竞争模式的盲目崇拜，充斥着中国电影产业的每个角落，导致生动感人的原型故事和原创故事在不断消失”，当下影视创作语境急需有温度、有情感、有深度的故事原型，如创作者可以借助互联网资源关注新闻媒体报道的社会热点、人民生活。纵观近几年成功的现实题材作品大多来自真实新闻事件、社会事件改编，如以贵州六盘水五兄弟千里追凶的真实事件为背景的《追凶者也》、以演员吴若甫被绑架一案为原型创作的《解救吾先生》、根据10·5湄公河惨案改编的《湄公河行动》等，这些故事原型具备真实的保障，使观众更好地与现实生活相联系并引起共鸣，并且故事依托新闻媒体的传播而扩大了影响范围，使其具备一定的市场潜力。

再次，商业性特质显著的国内电影市场，需要不断提高类型意识、更新影视思维，鼓励创作更多样式的现实题材电影。在某段时间内，观众常把现实题材电影与文艺片或艺术电影挂钩，赋予其严肃沉重的刻板印象，可见，类型化实践将推动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核心发展，如2018年上映的《无名之辈》，导演将喜剧、犯罪、动作等类型元素置入，在荒诞表达下揭露社会黑暗、反思现实、展示人性的黑暗面，颇受观众欢迎。目前，中国电影市场上缺乏商业性的现实题材作品，观众的类型诉求和关切现实的欲望不断呈现，这便促使创作者在探寻“中国故事”的基础上，处理好现实主义风格与类型元素的关系，创新本土化表现形式，鼓励多元化的创作路径。

最后，在商业性发展下规范互联网影视批评秩序，增加专业性的深度评论，理性引导观众审美与观影选择。碎片化的信息时代，微信公众号文章、在线票务平台、星级评价、分值评价等不仅影响着观众的选择和客观认知，也直接影响了电影票房和口碑，当人们阅读主观性强的评论性文章时，实际上消解了观众对电影内容的思考与理解，尤其是恶意贬低某作品时遏制了影像内涵的表达，失去了现实题材创作的价值与意义，甚至会触及整个国内影视环境，所以净化网络影评空间迫在眉睫。

四、结语

国产现实题材电影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新面貌，但是现实主义精神永远是其不变的创作灵魂，从而催发一种凝聚的力量直达观众内心，并肩负起社会责任。虽然《阳台上》在电影市场上饱受争议、口碑两极分化，但其为现实题材电影研究提供了多层维度的思考价值，张猛导演的风格化叙事也践行着现实题材的多元化创作之路，并且注入了新鲜活力，在当下的文化语境内，现实主义精神必然再度成为国内观众和影视事业的价值诉求。望眼正在不断崛起的中国电影市场，仍然需要避免浮躁，潜心探寻适宜本土发展的电影类型及题材选择，积极开拓民族意识下的创新思维。

① 李显杰：《电影叙事中的故事、情节与叙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 年第6 期，第32—38 页。

②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7页。

③ 戴锦华：《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8—159页。

④ 安德烈·巴赞：《杰作：〈温别尔托·D〉》，《世界电影》1981年第6期，第19—22页。

⑤ 李洋：《中国电影的硬核现实主义及其三种变形》，《文艺研究》2017年第10期，第9—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