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从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一种“见微知著”型的写作受到了学界格外的关注。关于女性成长与生活史的书写，可以自由地靠近或是远离青春，生活的细枝末节透露出无限复杂的可能性，随处诠释着“不是滋味的团圆”与“令人忍俊不禁的哀伤”。而这种在日常片段中收集素材，辅以情感加工的写作方式，却在实践中透露出其绝对的挑战性，作家对现实庸常的选择与理解方式决定了小说的形态，也对读者发出私密的邀约。

“以家理解世界，由成长笼罩生命”，张怡微的创作始终兼具这个母题。第一本书出版时，她年仅十八岁，而在此之前，她已乘着青春文学的浪潮获得新概念文学奖。即便后来她走进创意写作专业的课堂，又长久停留在那里，少年时的提笔仍具有品尝世界、探寻未来的意味。纵观张怡微的创作，从十八岁时写下的《我真的不想来》到“家族试验”系列的最后一本《樱桃青衣》的完成，众多作品发生了微妙的转变。《我真的不想来》代表的是张怡微写作初期情感较为外露的作品，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为主人公罗清清长久以来被迫成长的委屈安排了一个释放口。在爆竹震天响的年夜里，她对着电话喊出“我不想来！”“我真的不想来！”“我一点也不想来！”三句，让整个故事情感波动的幅度陡然上升。即便最终又陷入了新的无言和沉默，但主人公这种直接的、近乎发泄式的情感表达，是张怡微往后作品中很难找到的。由于主人公们难以面对闯入成人世界的不安与惶恐，这种写作往往带有青春文学的色彩，也是很多年轻作家常选择的创作方向。张怡微的《我真的不想来》一篇虽然带有许多遣词造句上的粗糙与青涩，但其在裁剪生活片段、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上显现出了令人惊喜的创作潜力。妈妈与罗清清、爸爸与罗清清、外婆与妈妈三组关系中都蕴涵了无法“一言以蔽之”的有情与无情，尤其是对爸爸与罗清清会面的场景的书写，张怡微的笔如精密照相机一般，捕捉到了最亲密的关系中难以言说的逼仄。

这种文本内的情感张力与细密的书写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樱桃青衣》这本书的创作中。以同名小说《樱桃青衣》为例，故事已经基本没有大的框架，人物在叙述中自由生长，直接的情感表达化作藏于文本之间的隐喻，以“我”为视角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更趋近于情感上的“边缘人”，在交往中处处碰壁，仿佛永远笼罩着一层看破不说破的哀伤。同样是表达一种无以名状的委屈，从创作最初的三声嘶吼到此篇中淡淡的一句“雨有错，但不能都怪雨”，叙事风格上的转变可见一斑，而这想必于作者而言也具有“成长”的意味。

然而，这种转变体现在张怡微后期的某些作品中，就是叙述者彰显出一种后天习得的“温柔的冷漠”，含而不发的情绪在《哀眠》《故人》中使整篇小说略显平白，仿佛又急需一点青春的嘶吼来挣破被遮蔽得太严密的苦痛。

《呵，爱》这篇小说作为张怡微初入文坛时期的作品之一，从选材到语言都泛着刚刚好的青涩，读者可以通过这篇小说，以原始的形式接近其文学底色，发掘张怡微写作初期自然流露的创作自觉。《呵，爱》收录在今年重新汇集出版的《家族试验》里，最早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那时，它隶属于《青涩》里的一篇，原名《爱》，是张怡微硕士研究生课堂上的作业，也是她渐渐萌发出开启“家族试验”这一主题书写的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张怡微的写作还不具有职业化的色彩，更多的是基于个人经验和对世界的认知，因此，我们也最容易由此揭开张怡微创作的奥秘。

《呵，爱》的开篇以第一人称置入性的视角，由“我”的一句对话起笔，向读者发出带有作者意图的邀请。整篇小说自然而然地笼罩在主人公的叙述里，通篇都是叙述者的自陈和一点微弱又别具意味的遮掩，浸满了人物的情感。这种写作方式所带来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小说中主人公的形象通常十分丰满，他的潜意识可以投射在每个人或事物身上，每一处书写都是对其本身的一次重新描摹，甚至可以创造出文学史上经典的“我”，例如加缪《局外人》中的主人公。

张怡微在《呵，爱》中恰也表现出了这种潜力，整篇小说除去几处明显的重排和插叙之外，表面上看是基于同学艾达偷偷来到“我”家里这个故事的线性叙事，但通过主人公简短的“碎碎念”，作者几乎隐隐勾画出了人物的整个成长背景，可以说是少有闲笔。以开头“第一次带男生回家，就撞上了隔壁邻居阿金”一处为例，主人公在叙述中抱怨自己经常被阿金家的狗骚扰，狗总要“窜到我腿边，把着我的小腿”，结合“推门进房间的时候，我瞥见对面的阿金隔着纱窗，正幽幽地望我们”，几句话就写出了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隐痛，即长久笼罩在陌生人的目光里。阿金由于社会规训，只能隔着纱窗幽幽地观看，而她的狗则以不谙人事的姿态径直闯入主人公的领地，把着她的小腿。这种被观看的不适在文本中随处可见，父母离婚后，经常有不同男人受母亲的邀请来到家里，而主人公需要和他们寒暄、用餐，对方不知道哪次还会闯进房间里随意安置她的东西。这种观看同时具有一种“侵占”的意味，也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我”的小房间其实并不属于我，还属于母亲，而母亲也会不打招呼就带男人回家，安排他们仓促的会面。主人公与母亲的复杂关系在几次短短的交锋中就显露出来，彼此依赖又受困于此。

小说中的艾达看上去是偶然跌入“我”生活中的一个十分独立的个体，过去与“我”并无太多交集，在未来也不大可能会有；但在小说的叙述中，艾达又仿佛是一面镜子，处处反射出主人公对于生活的认知。比如：“趁着我关门的时候，艾达利索地换了鞋，好像懂礼数的客人。待我转身，他已经乖巧地立在客厅中央，头顶差半点就能碰到电风扇。这在我们家可是从未发生过的景观，我母亲找的男人都不高，但她毕生的愿望就是能嫁个长腿老公。后来，她只得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了我。看着艾达战战兢兢地立在吊扇下，我心内涌起一阵难以细表的欢喜。因为他的身高，给我家的面貌带来了新气象。”在这一处书写中可以看出，艾达的身高不仅仅是艾达这个人物的标签，更蕴涵了主人公“我”投射给他的种种标记。他的形象被置入到“我”对父亲或男性的认知中，他的高大一反母亲男友们矮小的常态，将“我”从失望的庸常中推入兴奋的警觉里。在被母亲遮蔽、被阿金凝视的狭窄空间里，艾达的身高冲出了“我”对于生活原有的期待，把本该由父亲这个角色顶起的低矮屋檐嫁接到艾达身上，填补缺席的空白。

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与艾达不能称之为爱情的爱和不能称之为激情的亲密似乎都是一种补救。从艾达对于其父母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他看似富裕的家庭也有着不为人知的隐痛。他腿上被火锅烫出的伤疤使这种悲哀以伤痕的形式永远停留，而这种伤痕和“我”屁股上有点搞笑的疤一同，构成了小小房间中两个人的疼痛置换。即便艾达与“我”有朋友阿诗相隔，于是越发遥不可及，但二人在独处时的身体袒露中悄然达成了一种短暂的灵魂契合，这也是这篇小说的重要一笔。“我”面对艾达的教学感到伤感。当他听到“我”对于父母分开的自陈时，天真地出着主意。他的伤疤虽需要用长裤遮蔽，却似乎更容易淡去，让他一如既往地相信某些事，表现得“太乖太好了”；而“我”的几乎不会叫人看见的屁股伤疤、屁股对着父亲的那个夜晚，却从内到外笼罩着“我”，让“我”主动从艾达的世界抽身而去。这种微妙的照应在二人反复确认与小心触摸中彰显出来，他们的对话似乎没什么要紧事，却一来一回都是对彼此可以如何亲密的试探，像文中写到的冰啤酒化开的水渍，悄然发生。

靠近结尾处，叙述者留给读者一个秘密：“毕竟那天，我的确是亲了它，是它，而不是他。”这个秘密和小说中数次以插叙方式提到的主人公与后来男朋友的性经历相呼应，显出爱的形态。“我”对不同的男人讲起父母离婚前某个夜晚的对话，从艾达那里得到的是似懂非懂的傻傻建议，而在后来男朋友的眼里，这种讲述只不过是小小的情趣。艾达虽然从“我”的生命中匆匆离开，像“我”和他撞见母亲回家，匆匆逃离那天一样快，只留给“我”对于“爱”的模糊印象；但在过后的生命里，无数被当作爱的关系（我与男友、母亲与继父）却让“我”时常怀疑“爱”的存在。这种主人公情感浸满文本的书写，配上张怡微对于生活片段精致的裁剪重组，表现出巨大的情感张力，也透露出作者对于人间世情的拿捏十分细腻。

然而这种写法也常带来危机，部分作者由于太注重规划叙述者的个性化视角而忽视了对小说中其他人物的书写，使得他们比起活生生的人更像是主人公的影子，很难以一个独立的形象存在，也使得整个故事的气质十分坚硬，缺少必要的流动。但在张怡微的《呵，爱》这篇小说里，这种流动显然处理得不错，人物溢出文本的地方总是让读者感到惊喜。

在《呵，爱》中，作者在对话语言的选择上看似是不加雕饰的，语句短、对话平白，却比起精雕细琢的语言对记忆的重塑，更增添了一种直接观看的感觉，表现出文本本身的邀约。正如男女主人公你来我往的几句对话：“‘能让我亲它么？’‘啊！不要不要。’‘真小气，你乱叫什么啦？’‘抽，抽筋……’”这种纪录片式的观看让读者发现叙述背后的多重侧面，也让人物形象的书写多了必要的毛边，反而使得人物更加丰富，也完成了人物溢出文本的部分，以有限写无穷。

同时，作者动用必要的意象点缀，完成小说氛围的营造。使用意象来增加文本的复杂性，也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邀请，随之带来的是读者自发的联想与对照，产生似懂非懂的阅读体验，引发二次阅读的趣味，也为小说写作打造出一种三维质感。例如《呵，爱》这篇小说中有如下表述：“高二以后，我和艾达常坐同一辆车回家。而他坐过了站却没有下，那天是第一次。我们穿过的那条隧道是1972年造的，艾达家住在大木桥路，而我家在耀华……我妈说，早年为了提防外敌破坏，隧道内的扬沙让不少站岗的解放军得了肺病。我出生后，每每出门都要钻过它，可这七八分钟的黑暗路程，再也没有军人守护了。”反复出现的“隧道”和“守卫它的解放军”这两个意象，诠释着成长的迷惘与在这种无措中给人以永恒安全感的爱，而“解放军”的形象在前后的对话中也被叙述者若有若无地提及，她自白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父亲”“艾达”“守护”“爱”几个元素串在一起，达成了文本中溢出的感情。

在艾达酒精中毒后，主人公一人带着艾达穿越隧道。“在隧道二线上，艾达沉沉地靠着我，口中、鼻腔中都冒着浓浓的酒气，好像喝了几坛子那样……我甚至希望这条隧道能够长一点，更长一点。希望两边能站上一些哨兵，至少好让我知道，我是被守卫着的。雨水倒灌，海水倒灌，无论什么巨大的灾难，在那一刻都变得不那么恐怖了。我突然还想找一找爸爸，虽然想起来我有很久没有见他了。”主人公“渴望有哨兵守卫自己”与“想找爸爸”这几处暗示，也让读者联想到主人公对艾达的爱与主人公对父亲的渴盼，或者与主人公长久以来无法填补的对爱的需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作者写作时很可能从未去定义过它们，但对溢出的文本神秘感的缔造，仍要基于作者对生活的敏锐捕捉和感知背后的久久沉淀。

《呵，爱》中多次提及主人公“我”认为与艾达并非属于同一个世界，仔细看来会发现作者于细节处加入了一点对社会话题的探讨。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如“‘那你考完大学以后打算做什么啊？’我问。‘踢球咯。还要学吉他。还要跟我爸爸去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不是养老的地方嘛。有什么去头。’我不屑地说。‘嗯，可是我爸爸说，要移民，这是最好的时候了。’‘哦。’我静静地回答，有些不成气候的失意”，到以阿诗为介质的艾达与“我”的命运走向的写照，如“许多年后，当我在人人网上找到艾达和阿诗的时候，艾达已经定居堪培拉……阿诗则考到了纽约大学。我知道的，用城市命名的大学，就算不是太好，也肯定不会太糟，就像北京、上海、南京、纽约什么的”，都可以窥见作者对于不同社会阶级能否维系情感的怀疑。随着穿越隧道的动作，“我”带着艾达来到了自己家所在的辖区，开头就加入了对于房屋狭小和不常开空调的描写。中学的校园常常可以遮蔽身边人的社会阶级，每日一起学习的同桌，很可能带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命运或未来。文中所提及的“艾达移民”和“阿诗出国读书”两件事，倒映出家境清寒的主人公自我边缘化的问题，也留给读者从社会话题这一角度进行深入思考的空间，同时赋予小说文本一个确切的空间和时代坐标。

许多评论家喜欢张怡微的作品，都强调其写出了人性的“褶皱”，也就是所谓的伦理细节。张怡微无疑给了写作者一个出色的范例，即用年轻的眼睛凝视生活，也可以在现实的庸常中发现许多值得关注的素材。然而，张怡微的书写也曾面临质疑，祝淳翔曾在评论中写道，张怡微“更多的则是将不多的人生经验稍加变形而敷衍成篇，够不上技巧的圆熟。这大概就是年轻的代价”。这让人不禁联想，张怡微的写作是否也面临着动机的缺失？对于生活的种种思考，作者常从自己出发，写下个人经验或近距离的观察，但当完成了大量的同题材作品，甚至将生活的须臾量产殆尽的时候，又该以何支撑未来的创作呢？张怡微曾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也在拓展颇具时代性的“机器与世情”这个写作主题，然而诞生下来的小说《度桥》，虽然是篇不错的作品，却似乎还带着挥之不去的老味道。张怡微这种“凝视生活，专注世情”的写作是否面临着比其他类型的创作更低的天花板呢？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批评家讲究将文本横向或纵向地比较、分析，而写作者也有着属于自己的纵深，比起意图写下让所有人满意的作品，作家无意间提笔写下的那些“不得不写”的作品，其自身却往往有着更顽强的生命力吧。

① 张怡微：《家族试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81页，第207—22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② 张怡微：《樱桃青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9页。

③ 祝淳翔：《张怡微的“九故事”》，《文汇报》2017 年9 月11日第W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