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珍慧［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前言

《圣女的救济》讲述了女主人公拼布师绫音在好友润子的引见下认识了真柴义孝，在结婚时，义孝立下了一个“一年之内绫音不怀孕就离婚”的协议。绫音本身不能生育，加之结婚之前好友润子的死和收到的砒霜，绫音将丈夫送上了“绞刑架”，而自己则日夜守护在这绞刑架旁边，希望用这段时间来挽回丈夫的心，但是丈夫却在这段时间和绫音的弟子偷情。丈夫在家里遭毒杀，身为嫌疑犯的妻子却有着铜墙铁壁般的不在场证明。

被称之为“神探伽利略”的汤川教授再度挑战高难度的“不可能犯罪”，去破解那在唯有女性特有的不合逻辑的思考下设定的骇人诡计，而答案竟是“虚数解”——从理论上而言可行，但从现实上而言却是绝不可能的。贤惠温柔的妻子，为了挽回丈夫的爱，竟在一年前就在净水器里下了毒。一年的时间到了，她与真柴义孝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绫音这个人物与东野圭吾以往刻画的女性形象有所不同，诸多学者分析研究过东野圭吾笔下的犯罪女性形象，但专门去研究《圣女的救济》及绫音的却是少之又少，本文通过分析绫音的善与恶，探究绫音从圣女转向恶女的原因。

一、真柴绫音的“善”

真柴绫音是一个普通人，但她也有比普通人更为出色的表现。在社会角色上，她是一名温柔典雅的拼布师，集艺术与温柔于一体，与普通大众女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家庭角色上，她为了丈夫甘做家庭主妇，全心全意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她“善”的体现。下面将对真柴绫音的社会角色与家庭角色进行具体的分析，去发现真柴绫音的“善”。

（一）温柔典雅的拼布师

真柴绫音是一名拼布艺术家，在当地小有名气，她拼布的技艺高超，作品充满了艺术性。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之外，她也是一位称职的贤内助。她将拼布艺术用于生活之中，家中的挂毯、床罩等一些装饰品她都会亲自设计。在家时，除了照顾丈夫，她也是整日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缝制拼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绫音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传统女性形象。

但是这样的女性并不止步于“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因为拼布不仅是绫音的爱好，更是她的职业。作为一名相对成功的艺术家，绫音还在银座开过个人艺术作品展。天生丽质、事业成功的绫音也以非常温柔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她邀请弟子若山宏美来参加家庭派对，像亲人那样对待她。而当知晓丈夫的婚外情对象正是自己这名得意弟子之时，纵然她向弟子发出质问，却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并没有歇斯底里。甚至我们可以发现在两人的对峙之中，绫音与其说是在质问弟子，倒不如说是“在温柔地责问一个干了坏事的孩子”。

绫音在待人接物方面体现出了完全的体贴温柔，小说通过一个个细节、一件件小事使得读者对这个人物产生好感。从拼布工作和日常交际来看，绫音的确是一位温柔典雅、极具艺术气质的拼布师。

（二）深爱丈夫的家庭主妇

绫音的丈夫义孝是一家公司的社长，是一个充满魅力的男性。绫音在与义孝的交往之中，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男人。纵然义孝提出了婚后一年内如果无法生育就离婚的过分要求，绫音还是义无反顾地同他结了婚。

婚后的绫音将拼布教室的教学交给了弟子若山宏美，专心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她在家中全身心地操持家务，闲下来时，她也是一边缝制拼布，一边随时等待着丈夫的召唤。绫音作为一名拼布艺术家，似乎应该与柴米油盐丝毫不沾边。但本不擅长做菜的她，在临结婚前，参加了厨艺培训班。她能够放下艺术家的习惯，尝试着为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做准备，积极融入未来的家务之中。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绫音在婚前是多么爱丈夫，憧憬着未来的家庭生活。

日本传统文化对于贤内助是极度推崇的，旧时社会更是高度赞扬像绫音这样为了家庭和丈夫辞去工作，一心在家中相夫教子，成为男人身后默默付出的贤内助的女性形象。而东野圭吾将绫音在艺术上极高的造诣和收入颇丰的工作，与其婚后的家庭生活进行对比，塑造出了一个完美的、无可挑剔的太太形象。

二、真柴绫音的“恶”

一个在社会上已经树立起温柔典雅的拼布师形象、在外人看来又是深爱丈夫的家庭主妇的善良的真柴绫音，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隐藏在她善良无私的形象之下的，其实是怀着恶意的心。她的“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充满杀意的救赎，绫音想去救赎丈夫义孝，却在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带着死亡意味的救赎最终导致她走向了第二个阶段，即因爱生恨的毁灭，不仅毁灭了婚姻，毁灭了义孝，同样也毁灭了她自己。

（一）充满杀意的救赎

这样一个在艺术、工作和生活中都是完美形象的绫音，却最终犯下了杀夫之举，究其原因还是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等的。绫音对义孝是真爱，但是义孝却只把绫音当成了生育的工具，除了婚前提出的过分要求之外，他的求婚举动都包含着自己的私心。与这样心怀鬼胎的男人结婚，婚后的生活也是可想而知。

义孝受到传统婚姻观的影响，一心只想寻找到一位适合当自己孩子母亲的女性做妻子。绫音的好朋友润子因为不能生育，而被义孝残忍抛弃，润子最终也因此而亡。义孝并不因此感到惭愧，反而转头就选择了润子的好友绫音。而绫音在知道自己无法怀孕的情况下，依然选择隐瞒义孝同他结婚。由此可见，绫音对于义孝的感情从一开始就是带有执念的畸形感情，然而这种痴情得近乎畸形的感情终究无法长久，究其原因是因为义孝的婚姻观和绫音的爱情观极端冲突，绫音为这个家庭付出的一切在丈夫看来都没有一个孩子来得重要。并且这段本身就建立在谎言和愧疚上的感情也最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绫音没有生育能力。眼看着自己将步上润子的后尘，绝望中的绫音也选择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去“守护”这段爱情。

绫音在净水器里藏了砒霜，并且在双方约定的一年时间里，寸步不离地守在家庭之中，防止丈夫在泡茶时误饮带有砒霜的井水。热爱家务、操持用餐的行为背后，却是绫音怨恨和希望交织的眼神。用开始时作者的话来说，“这样的犯罪是闻所未闻的”。一般的谋杀，其目的是杀死对方，而绫音的目标却是为了防止丈夫被杀。一年之中的寸步不离，只有意志力极其顽强的人才可以做到。绫音希望通过这样的救赎，让义孝能够在一年中因为她的爱而改变想法，从而挽救两个人的婚姻。

（二）因爱生恨的毁灭

纵然绫音对丈夫是如此深爱，然而丈夫畸形的婚姻观和肆无忌惮的出轨最终让绫音因爱生恨。婚姻开始之时，她希望能用自己的爱，让这个已经和自己结婚的男人，转变成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丈夫形象，从而将他们之间的婚姻正常化。然而在累积一次次心痛之后，绫音对这种转变的可能性产生了绝望。在发现了丈夫出轨的证据之后，对于丈夫出轨的失望，对于学生背叛的无助，对于婚姻生活的绝望最终让绫音对丈夫起了杀心。在家庭聚会之后的那个晚上，义孝和绫音摊牌，要求她从家中搬离，这个圣女的救济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她不仅毁灭了丈夫，更彻底毁灭了他们的婚姻，毁灭了她自己。当绫音走出这个家门的瞬间，丈夫的生命就此停滞，而还在宏美肚子里的孩子也失去了父亲。这个转变得以完成，离不开义孝对于婚姻的态度。义孝希望另一半可以为他延续血脉，除此之外，在他看来，婚姻之中所谓的爱是虚伪且无谓的。然而当一切正合义孝的心意，宏美终于怀上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的生命却恍如掉下了悬崖般戛然而止。绫音和义孝的婚姻，虽然本来就是以有子嗣为前提而存在的，但是倘若开始时，义孝对绫音没有丝毫的喜欢，相信绫音也不会嫁给他。只是当绫音的失望超过忍耐极限的时候，这段还有些许爱情成分在内的婚姻也被她亲手给毁灭了，而绫音也从一个圣女变成了恶女。这本是一场对丈夫和自己的救赎，却令两个人走向了毁灭，绫音最终成为一名杀人犯。

三、真柴绫音从圣女到恶女的原因

真柴绫音从“善”到“恶”，从一个圣女到一个恶女的转变，是极端的转变，而这个转变的背后是有其深层原因的，以下分别从友情、婚姻、自我三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向往与愧疚的矛盾

绫音认识义孝时，她的好友润子和义孝正在交往。虽然绫音也曾怀疑两人是否是真的恋爱关系，但她却享受和义孝在一起的时光，这令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当绫音想和润子坦白自己和义孝的关系时，润子发现了绫音与义孝所佩戴的情侣物件，润子想起义孝的所作所为，彻底失去了活下去的希望，选择了自杀。绫音收到润子寄过来的砒霜时，还心存疑惑，当她去往润子公寓时，才发现润子已经服毒自杀了。她没有去警察局，也没有去润子的葬礼，她害怕是自己把润子逼上了绝路，这一份愧疚深深地埋在了绫音的心中。直到婚礼将近，义孝同她说：“如果不能怀上孩子的话，我们就分手吧。”在追问下，绫音才知晓，原来润子曾经与义孝交往了一年，没有做任何避孕措施，却依旧无法怀孕，所以义孝抛弃了润子；而自己与义孝的婚姻，不过是为了生育而进行的形式，同样是为期一年，同样是以“能怀孕”作为前提。更令绫音心情跌入谷底的是她曾经与润子诉苦，她有先天性的缺陷，没有怀孕的希望。润子寄的砒霜，是一种警告，绫音会和润子有着一样的下场。

绫音和义孝之间的感情本身就交织着她对好友的愧疚、对义孝的防备和对爱情的向往。从道德角度来看，这段感情一开始就是不道德的，于是绫音只能通过与义孝之间的美满婚姻来回击内心深处的道德亏欠。绫音认为润子的悲剧不在于“子嗣”，而在于她没有完全得到义孝内心深处的爱。这个圣女天真地认为，只要能够激发出义孝内心深处的爱情，那么眼前这个男人自然不会因为没有“子嗣”就抛弃自己。这样一来，她就可以“纠正”好友的“错误”，达成好友生前“与义孝好好生活”的愿望，从而摆脱良心上的谴责。然而义孝的冷漠超出了这个圣女的想象，或者说她对于自己和义孝之间所谓的“感情”太过于自信，其实，他们之间是否存在“感情”都令人怀疑。绫音以假想中的完美的爱情生活为目标，驱使着并无感情的义孝，希望两人能够抵达美满的彼岸。

从一开始，这段充斥着谎言、背叛和不道德的感情就是没有结果的。执着的“圣女”遇到了前定的现实之后，发现她的救济根本无法挽救任何事情，于是，在她恍然大悟的瞬间，原本压抑着的良心谴责顿时爆发出来，促使她开启了恶女之路。她的复仇到底是对义孝的报复，还是对好友的道歉，抑或是对自己的救赎？也许，这三者是兼而有之的。

（二）真爱与假情的落差

泰戈尔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里写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却还得故意装作毫不在意/而是面对爱你的人，用冷漠的心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显然，义孝和绫音之间，没有真爱的存在，就如泰戈尔所写那般，义孝用一颗冷漠的心，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这一头是绫音渴望义孝对她毫无保留的爱，是她下半生的全部；那一头是义孝希望绫音能为他生个孩子，而这个孩子决定了一年以后他们能否继续走过下半生。

在婚姻期间，义孝和绫音颇为信任的弟子宏美产生了婚外情，这一背叛顿时刺激了绫音，自己任劳任怨地为这个家庭付出，最终换取的却是丈夫的冷漠和背叛。她绝望地发现丈夫从未改变，而自己的救济除了感动和麻醉自己之外，对于这段婚姻没有任何意义。义孝的出轨行为让她仿佛成为润子，而这个与自己感情深厚的弟子仿佛成为当年的自己。这种自己一直回避的三角恋关系最终还是回报到了自己的头上，除去对于丈夫的愤怒之外，对于润子的愧疚也终于爆发了出来，绫音开始对自己的救济产生了怀疑和绝望。然而，更为刺激她的是丈夫还使得宏美怀孕了。绫音是无法怀孕的，而背叛了自己的徒弟却和自己的爱人得偿所愿，获得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孩子和爱情，她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对丈夫的失望、对弟子的愤怒和对婚姻的绝望，汇集成对于丈夫虚情假意的怨恨，从而使得绫音从救济的圣女走向了谋杀的恶女。

（三）自我与社会的冲突

长期以来，日本同许多国家一样是男权社会，传统的以丈夫和家庭为重的家庭主妇更是长期代表了日本妇女的形象。男尊女卑、妇女地位低下的状况在日本存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紫式部的古典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就描写了日本平安时期的社会风貌，那时的妇女处于十分低下的地位。日本社会父权制特征日益明显，并逐步为统治者所利用，其结果是形成了以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婚姻形态，女性地位发生了质变。

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婚姻观，使得即便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当代社会，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到传统的婚姻观的影响。义孝就是其中之一，他依旧秉持着明治维新以前的女性观——女性只是生育的工具。而绫音虽然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却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主观和客观的双重束缚之中。

主观上，绫音受到了自己对于义孝单方面的情感的束缚。在这段婚姻生活之中，绫音所做的一切就是一厢情愿。她以为义孝的冷漠只是因为童年时期的创伤；她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义孝，激发他内心深藏的爱情；她以为只要有足够的爱，义孝就会舍弃对于子嗣的追求，和无法生育的自己长久在一起，然而这一切不过是绫音的痴心妄想罢了。义孝的婚姻观是不可动摇的，对于无法生育的绫音，他能做的就是舍弃。绫音作为一个聪慧的女人，却被自己主观上的情感所困，一直无法也不愿意直面这个事实，最终酿成了悲剧。

客观上，绫音受到了社会对于女性的期望的束缚。这段感情起于不道德，因而绫音所能做的与其说是救济，不如说是将义孝改变成符合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好男人，从而用长长久久的爱情来回击自己内心深处的煎熬，以及旁人对于这段感情的审视和指责。在小说中，这两点都非常明显。对于良心的谴责，绫音一直选择忽视，然而当矛盾爆发的瞬间，绫音对义孝的报复有多凶狠，就说明绫音内心对于自己的谴责有多猛烈。而对于社会的指责，绫音不管内心多么痛苦与绝望，都要永远摆出一副成功、幸福的面貌。她不自觉地维护着这个家庭包括自己的尊严，希望通过自己的救济来弥补对于润子的愧疚。

对社会的反抗和妥协交织在绫音的身上。一方面，她渴望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她又屈从于外界的压力，努力成为一个符合社会传统价值观的家庭主妇，并且成为活在社会评价之中的“幸福女人”。当这一切最终破灭时，她实现了第二次觉醒，通过对于孝义的报复和审判，彻底摆脱了两种束缚。但是这种觉醒太晚了，其结局自然是悲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深受日本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使得绫音的内心是复杂而又矛盾的，这样的冲突使得她从一个“圣女”转变为一个恶女。

结语

绫音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拥有独立的事业，有知名度，有魅力，有思想，是温柔典雅的拼布师，是深爱丈夫的家庭主妇，是外人眼中的“圣女”。但是这样一个看似完美的女性，最终成为杀害丈夫的凶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论是绫音对爱情的向往与对好友的愧疚之间的矛盾，还是绫音对义孝的真爱与义孝对绫音的假情之间的落差，以及绫音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束缚之间的冲突，都可以映射出绫音的女性意识是十分强烈的。与其说她是在“救济”义孝，不如说她是想把义孝改造成她心目中的样子：爱她无关“子嗣”，无关传宗接代，只是纯粹的爱。绫音的这种想法已经有了明显的女性主义倾向，但是她的改造失败了，因此，她只能做出无奈的反抗。通过绫音这一形象的塑造，通过最后的悲剧结尾，东野圭吾希望能够唤起社会对于女性的关注，同时，他更希望女性自身能够完成自我意识的觉醒，摆脱社会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①② 〔日〕东野圭吾：《圣女的救济》，袁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 82页，第1页。

③〔印度〕泰戈尔：《飞鸟与夏花》，郑振铎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 25页。

④ 王燕：《从〈源氏物语〉看日本访妻婚习俗中女性地位的转变》，《克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4期，第 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