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焕颖［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1911—2004）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布罗茨基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诗歌作品以意象的丰富性、内容的复杂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著称，在具体的艺术审美形式上则表现为兼容不同时代、不同风格、不同话语的诗歌形式和特征：古典与现代、神圣与世俗、浪漫与现实、抒情与叙事、传统与先锋……而在现实中，米沃什的身份也是多元复杂的：既是反抗极权的政治诗人，也是有天主教信仰传统的宗教诗人，既是20世纪人类悲剧的见证者，又是人道主义思想家等。可以说，无论是米沃什本人，还是他的诗歌作品，都是一个多元矛盾、众声喧哗的场域。在他的诗歌话语里，充满对话性和杂语性。拉尔斯·吉伦斯坦（Lars Gyllensten）教授在给米沃什的诺奖颁奖辞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米沃什的生活是分裂和复杂的，其诗歌“在结构上是复调的”，其作品“是多声部的和富有戏剧性的”。因此，本文尝试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视域下以米沃什的著名长诗《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为例，探讨米沃什诗歌话语的对话性，认为这种对话性具体表现在诗歌结构的复调性、诗歌话语的杂语性、诗歌思想的聚合性等三个方面。

一

“二战”后，米沃什的诗歌创作观发生了转变，并在战后出版的诗集《拯救》（

Rescue

）中初见端倪。对于这种转变，《普林斯顿诗学百科全书》予以精炼的概括：“在探寻‘适当形式’的过程中，米沃什求助于各种文化传统，从《圣经》到远东诗艺，从中世纪到先锋派。他的诗歌是复调的，充满反讽。”可以说，写于1973年至1974年的《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正是这种转变和探索的一个结果。众所周知，巴赫金在研究长篇小说的话语，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话语基础上，提出了“复调小说”的概念，认为“复调”就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诗歌虽然不能像小说那样具备完全的复调特征，但是并不妨碍其在结构上具有复调性。由此，我们尝试理解米沃什诗歌“在结构上是复调的”的内涵与意义，即在结构上包容了不同的声音和思想，并以相应的诗歌话语形式呈现出来，成为整首诗独立而又统一的组成部分。

《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在结构上是一部具有复调性的作品。从整体上来看，该诗共有七部分，是以人类历史以及基督教的宇宙观建构起来的宏大叙事结构。第一部分“听从”（或译“序曲”）描述以诗人身份出现的叙事主体“我”受神启开始诗歌创作，其本质上隐喻上帝创世或世界的开端。最后一部分“冬天的钟声”描述的则是末日审判或世界的终结。在这首尾之间的五个部分至少包含了代表自然、历史、人以及上帝等多个声部。这些声音并非均匀地分布在每个部分之中，而是此消彼长、相互交织、彼此渗透、琴瑟共鸣、众声喧哗，共同组成了一个诗歌的复调世界。

具体而言，该诗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以巴赫金所谓的“大型对话”的方式建构起来的。比如第二部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回忆录”与第四部分“在城市上空”之间是整首诗典型的“大型对话”之一。第二部分叙述者讲述人与自然分离之前的混沌与纯粹，以及分离过程的撕裂与挣扎。其中的主人公厄洛斯代表着自然的声音。可以说，这部分强调自然力量孕育了一切生物以及人类；而人依赖自然，生存于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之中且不断地进化寻找着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因而，不难发现，这部分诗歌的潜在哲学话语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等。第四部分叙述文艺复兴之后人类进入城市文明，理性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对传统社会中的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社会结构，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等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如诗歌一开始便如此描述人与自然：“当我出生时，火车已在铁轨上奔跑。/车轮和活塞发出的响声交织在一起，/穿过早已被砍光的森林。”如果说第二部分是自然主义者的声部，那么第四部分则是宰制自然的理性文明声部，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立冲突。对于第二部分蕴含的问题——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第四部分“城市文明”的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即人类要主宰自然。可以说，这两部分之间的关系正是在人与自然对话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除各部分之间存在“大型对话”之外，每个部分内部还存在巴赫金所说的“微型对话”，即人与自然的对话、人与上帝的对话、人与历史等对话关系，并且延伸和渗透到了诗歌的每部分里面。如第二部分虽然是自然的话语和力量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人也在不断地进行反抗，诗歌开始反复出现的“别了，大自然”则是人类要摆脱野性、超越自然的声音。又如第四部分也渗透进了自然的话语，自然不甘心被宰制而向人类进行控诉和报复：“一切都被夺走了，勾销了。我们全部的宝藏。/于是，在黑暗的法庭上，只有我们自己。”可以说，米沃什的长诗《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聚合了有关自然、历史、人、上帝等各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声音与思想，并以这些不同立场的话语建构起诗歌的宏大结构，具有显在的复调性。

二

《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的对话性还表现在诗歌话语的杂语性上。“杂语”是巴赫金用来分析长篇小说话语特征的一个重要术语，也是长篇小说对话性的延伸。巴赫金指出：“对话性是不同的社会语言战斗的结果，而不是语言内部个人意向斗争的结果，或者逻辑矛盾的结果。”同时也意识到诗歌也可引进杂语，“纯粹的诗歌体裁，也可能引进杂语（即表现各种社会思想的其他种语言），主要是在人物的话语中”。米沃什作为亲历20 世纪人类社会剧变的诗人，本身即身处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语言争斗的现场，而他的心灵则是这些争斗的内在现场。在诗歌中，他没有以诗人的语言艺术权力削弱或清除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语言在其诗歌中的冲突，相反，而是致力于“描述了人类在剧烈冲突世界中的赤裸状态”。具体而言，米沃什在诗歌创作中也像小说家那样通过安排多个个性化的叙述人、主人公，以及镶嵌体裁等形式引进和组织杂语，实现诗歌的杂语性。

米沃什在《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中插入和镶嵌了十多种不同的体裁，以包容不同的声音和观念，构成拼图似的文体大杂烩现象。第一部分“听从”插入了带有基督教文化性质的合唱歌词（赞美诗）；第二部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回忆录”则在回忆录的体裁里镶嵌了对《我们的森林及其居民》的评述、自然主义者因捕捉食虫虻而忘却新娘婚礼的故事等体裁；第三部分“拉乌达”嵌入了“拉乌达”等数条历史文献注释，《波兰文学文献目录》中“尤策维奇·亚当·卢德维克”词条，诗人特奥多尔像铭文一样的诗歌，16世纪新教档案中的语句等体裁和文字形式；第四部分“在城市上空”嵌入一篇以“凡是把别人引进奴役的人，他自己也会走进奴役”为开头的哲理小随笔；第七部分镶嵌了祈祷文……在巴赫金看来，“镶嵌体裁”是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形式，而在这首诗里这种形式却普遍存在，甚至成了构建该诗歌的重要途径。

米沃什在诗歌的每部分都安排了一个甚至多个个性化的假托作者或叙述人。如第一部“听从”中的“我”便是一个假托作者。这个假托作者具有明显的基督教信仰倾向，同时也是在神启中开始写作的。然而，事实上米沃什的信仰是极其复杂的，很难说囿于某种信仰。第二部分叙述人是一个自然主义者，其叙述和抒情话语烙上鲜明的自然书写特征，里面有大量关于自然的动植物意象，以及歌颂自然力量和肯定自然合法性的表述。第三部分“拉乌达”的叙述人假托米沃什的身份，以追忆的方式讲述诗人出生和成长的家乡及其祖先的隐秘事迹，同时也夹杂着诗人童年时期的经历与记忆。第四部分的“我”是一个饱受理性主义梦魇痛苦的叙述者。他如是讲述：“如果我是个负责任的人，/那也不会对一切都承担责任。/我并不支持哥白尼的观点。/在伽利略的事件上，我不表示支持或反对。/我的船从未从池塘驶入大海。”他不管如何逃避现代理性文明，始终都免不了被卷入其中，直至迷失自我和本性。我们通过诗歌前四部分的叙述人分析已然看到，米沃什借助具体的假托作者或叙述人的方式引进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和立场的话语，使它们兼容于一个统一的诗歌文本中。

在这首长诗里，米沃什打破文体的界限，像小说作者那样在诗歌中设置多个个性化的主人公或角色，并以其言语方式引进和组织杂语。其中有代表性的主人公或角色有第二部分的厄洛斯、杨·莫霍瓦普斯基，第三部分中的年轻人，第四部分的赫罗宁先生。如杨·莫霍瓦普斯基作为研究昆虫学的博士，在与叙述人之间的一场对话中，展现他对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执着和激情。他所采用的言语具有田野记录的话语特征，如“你记录着：‘可怕的情况。’/在树枝、软泥、胶水、上亿只/缠绕在一起的腿、翅膀和腹部/挣扎着，变得衰弱，永远僵硬了”。此外，还有每个部分以“我”为名的叙述人。他们不但是诗歌里的叙述者，同样也是担任不同言语方式的角色。这些“我”有的假托为童年米沃什，有的假托为年轻米沃什，有的假托为老年米沃什，不同年龄的假托者叙述话语也不尽相同。

通过对米沃什诗歌中引进和组织杂语的形式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其诗歌话语具有明显的杂语性，包容不同体裁、不同思想观念、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等不同类型的话语。同时，米沃什创作也因此打破文体界限，既把诗歌推向小说，也把小说拉入诗歌，为诗歌创作开拓新的写作范式。

三

米沃什诗歌《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的对话性还表现在诗歌思想内容的聚合性上。国内学者王志耕提出，用俄罗斯宗教文化信仰中的“聚合性”观念来定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或更为贴切。他认为：“所谓聚合性小说的特征就是除了‘语言杂多’或复调之外，还有一个统一性原则，或称整体性空间。”也就是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各种具有独立价值的声音是在某个统一性原则下被聚合在一起的，而非分崩离析，也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对话性的文本。王志耕通过分析巴赫金论述中的闪烁其词，指出这个统一性的原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其创作基础的宗教观念。在如下这段论述中，巴赫金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聚合性”概念，但暗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面各种人物、各种声音就像教堂礼拜的人们一样，在上帝面前独立、平等地聚集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是深刻的多元的世界。如果一定寻找一个为整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所向往又能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世界观的形象，那就是教堂，它象征着互不融合的心灵进行交往。”如果说复调性强调的是思想的多元、话语的杂多，那么聚合性强调的便是这些思想话语的聚集、交流与碰撞。因此，可以说聚合性是对话性的前提。

那么，米沃什的诗歌《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是如何表现出这种聚合性的呢？首先，诗歌的标题“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典出《圣经》“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诗篇113：3），意即全世界，暗示该诗是在以上帝的形象或声音来包容和组织世间万事万物和多种多样的声音意识。其次，从外在形式上来看，这首诗共有七部分，对应上帝创世所花费的七天时间。此外，更重要的是诗歌的第一部分和第七部分是分别以“创世”与“末日”为内容形成首尾呼应。如前文所述，第一部分“听从”描述了叙述者“我”受神启开始创作：“不论我手里拿的是什么：铁笔、芦苇、鹅毛笔或是圆珠笔。……于是我开始了，虽然不能解释为什么和怎样开始。”诗歌开头表面上说诗人无法解释在何种神秘力量启示怎么开始创作，实际是隐喻了至今仍然无法解释的“上帝创世”或宇宙开端。而第七部分“冬天的钟声”的结尾则描述末日审判或世界终结，也就是全诗的终结，“我”因陷入虚无主义而遭受审判：“虽然不能完全确定，也许是在另一年。/它将结束于第六个千年，或者在下星期二。/造物主在作坊突然安静下来。无法想象的安静。/每一颗种子的形式都在光荣中恢复原状。/我因绝望而受到审判，因为我不能理解这一切。”米沃什如此开头和结尾是有着深刻寓意的，即丰富多元的事物、众多互不相容的思想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而是聚集在“上帝创世”与“末日审判”之间。这也就意味着，米沃什是在借助“上帝”及其信仰价值或基督教的“创世论”与“末日论”来整合这首诗歌中的各种声音和思想观念，使之统摄全诗，不至于让诗歌的思想内容在形式上出现杂乱无章、分崩离析的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从诗歌结构的复调性、诗歌话语的杂语性、诗歌思想的聚合性等三方面对米沃什的长诗《太阳从何处升起何处降落》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发现米沃什在面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世界时，开拓了一种具有强大的整合性、包容性的诗歌写作范式——对话性诗歌，通过这种写作去聚合20世纪有关自然、历史、人和上帝等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并让它们在同一个场域中发生碰撞和对话，力图以诗歌的形式展现现代人类社会图景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人类在面对剧烈冲突时所陷入的荒诞困境。

①Lars Gyllensten.Award ceremony speech of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0，网址：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1980/ceremony-speech/.

② Roland Greene eds..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Fourth Edi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1076.

③〔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④ 米沃什诗歌英译本译者罗伯特·哈斯（Robert Hass）将该诗歌第一部分的标题译为“The Unveiling”，意思是“序曲”；而中译本译者林洪亮则将其译为“听从”。

⑤ 〔波兰〕米沃什：《米沃什诗集Ⅱ着魔的古乔》，林洪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59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⑥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⑦ 巴赫金在《长篇小说的话语》中分析了小说引进和组织杂语的若干形式，其中包括个性化的叙述人、主人公语言、镶嵌体裁等形式，通过这些形式小说作者可以正当地引进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话语的、观念的视角。详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2—107页。

⑧ 王志耕：《宗教文化语境下的陀思妥耶夫基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