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高蝶［湖北大学，武汉 430062］

前言

性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性欲望作为人类最强大的本能，往往可以折射出一些关乎人性的重大命题。2001年至2002年毕飞宇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玉米》《玉秀》《玉秧》，合称《玉米》三部曲（以下简称《玉米》），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或直接或隐晦的性行为的描写；并且毕飞宇以“性”为切入口，将核心故事情节的发展都与“性”联系在一起：王连方与村里妇女通奸所造成的家庭地位败落，玉米出嫁权贵。玉秀被强奸后投靠玉米，进城后再次被侮辱，最终未婚生子。玉秧被魏老师猥亵，班主任与庞凤华发生师生恋情，被逼招供为性关系从而“掉进人民的汪洋大海”。其次，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都明显依附于不同种类的性关系叙述：王连方与妻子施桂芳、与村里的妇女，玉米与初恋彭国粱、与丈夫郭家兴，玉秀与一群陌生男子、与高伟、与郭左，玉秧与魏老师，魏老师与妻子、与玉秧，庞凤华与班主任，等等，这些错综复杂的性关系将人物的性格、命运都包裹其中。

“性是一切制度与道德的基础。”的确，从性出发，一切的文化、制度都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通过写性，人性深处的道德冲突，人与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与现实的误解、解构、重构等都成为作家要真正表现的深层主题。毕飞宇把在性学家那里被分裂的性、爱、情、伦理、道德、婚姻制度等都融为一体，把一种不同于动物式的性的存在全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来展现在一系列不健全的性关系背后所隐藏的巨大问题。

毕飞宇在谈论《阿Q正传》时，提到了一个观点，即阿Q被审判并最终被自己“说”死的时候，“如果审判之后相关人员好好地去取证，阿Q绝对死不了。这里头既有鲁迅对法律草菅人命的控诉，也有鲁迅对阿Q‘一厢情愿’的讥讽，很复杂”。这个观点对于解读毕飞宇的小说《玉米》来说，也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福柯所言：“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因此对于《玉米》的研究应该扩展眼界，与当下的社会文化形态相联系，探究毕飞宇如何通过“性”这样一个内涵丰富的切入口，展现潜藏于包括农村女性在内的，人类思想中的顽疾，从而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是《玉米》所具备的人文关怀，也是其真正的价值所在。

一、玉米：性与政治权力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家庭的前提是婚姻制度，婚姻的基础又是两性之间的性与情爱。健全的性关系应该是在伦理允许的范围内，在自然情感的促成下发生的一种有快感体验的人类活动。然而玉米以婚姻换取权力的行为，则缺少了“性关系”中主体的情感基础与快感体验。通过“性”的这种缺陷，可以看到权力在这里作为外部力量的作用。在权力关系中，性经验不是最沉闷的要素，而是手段最高强的要素之一。因此在权力对于性的异化外，也可以看到人性深处对于权力的迎合。

“不幸的女人都有一个标志，她们的婚姻都是突如其来的。”毕飞宇认为，婚姻是玉米不幸的一个源头。其实，玉米的不幸应该是王家庄里人与鬼的争斗，玉米心中的鬼终于把自己仅存的那些纯真吞噬。玉米对王连方说：“给我说个男人。”“不管什么样的，只有一条，手里要有权，要不然我宁可不嫁！”玉米做出婚姻与权力的交易并非是为了自己的出路，而是为了王家在王家庄的地位，这种看似伟大的牺牲精神，其实恰恰映射出其背后强大的“官本位”思想，即毕飞宇所讲的“我们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身上”。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权力意识熏陶的文化传统已经成为缠绕在整个民族心灵深处的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样的特殊年代更是弥漫在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国民的观念中根深蒂固，权力不论对男人还是女人，都有着深刻的渗透力，使人的思想和行为在不自觉间产生认同和依附。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成为人们难以割舍的情结和执着不懈的追求。而玉米已不自觉地成为“‘鬼文化’权力观的同谋和牺牲品。中国社会的特有性，导致中国文化形成政治型范式。这种范式带来的正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国家利益至上的观念、文人学士的经世致用思想等；它的负价值是使国人有严重的服从心态，对权威和权力的迷信，个人自信心的缺乏等”。

“有一官半职的男人喜欢这样，用亲切微笑表示他想上床。”而村里那些对拥有“官权”的男性“垂涎若渴”的女性，则是迎“笑”而上，蓄势待发。玉米曾经对于这种行为是极其厌弃的，认为那些与父亲王连方发生关系的女性都是“骚货加贱货”，然而玉米最终也成为自己讨厌的这类人。分析玉米以婚权交易的方式嫁到县城的原因，主要是其村支书父亲倒台后，整个家庭失去了权力的保护罩，导致她的两个妹妹被强奸，自己被心爱之人彭国粱抛弃。彭国粱是一个从村里走向城市的典型青年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政府实际上禁止农民移入城市，跳出农村的唯一机会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这样，农村出身的人才有机会学习到像开卡车这样的技术，能够在县城甚至更大的城市找到职业。然而，人民解放军只挑选一些最强壮的、政治上最积极的农村青年。彭国粱就是一个怀揣着“保卫祖国蓝天”的梦想，“专门和帝修反做斗争”的飞行员，因此玉米对彭国粱的爱寄托着一个农村女青年对于穷乡僻壤之外的“蓝天”的向往，对于城市的向往，以及对于当时所流行和吹捧的那种阶级使命感的向往。然而她的梦破灭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其父亲权力的倒台，彭国粱所期待的是一个可以和他一起并肩作战的“同志”玉米，而非一个其父亲因政治问题被“双开”且可能已经失去贞洁的“玉米”。经历了变故之后，玉米一家整个家庭地位在村里变得低下。书中交代，施桂芳与王连方结婚了二十几年都没有生出一个男孩，使之一直以来“一点官太太的架子都没有”，直到1971年生出了一个男孩，此时王连方还担任村支部书记的职务。因此可推知王连方是在1960年或者更早以前当上村支部书记的。那么在当时的农村，只有一个人是“贫农”或“下中农”，他才有资格被考虑提升为干部并享受政府的一切优惠待遇。如果一个人是“四类坏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或“坏分子”之一，这个人就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名，更不用说担任职务了。由此可知像王连方一类能够长达十年担任村支书职务的人大多都是一些贫下中农，因此当其被撤掉职务及党员身份，就代表着他将永不得再拥有权力，并且生活也将进入长期的普通甚至贫困水平，这种巨大的家庭变故使玉米强烈地想要拥有权力，然而在当时，她所能获得权力或者投靠权力的唯一方式就是用婚姻来进行交易。

玉米虽然走出了乡村，在县城拥有了一份工作，看似撑起了王家的面子，但是观察其婚后生活，每天要想尽办法迎合丈夫、讨好继女，并与自己的亲妹妹成为敌人，生怕其毁了自己靠牺牲肉体换来的一切。他们的婚姻在五十多岁的郭家兴看来只是一种对生理欲望的长期且稳定的满足，对于玉米来说是一种在婚姻保护下的权力索取手段，玉米就在这种没有感情的婚姻生活中逐渐成为一个庸俗的乡镇女人。这种结局与沦为生育工具的母亲施桂芳、与村里那些曾经被自己嗤之以鼻的父亲的姘妇们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无论玉米怎样选择，都走不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在人上”的“鬼文化”，及在“官本位”社会价值观主导下对于权力一味追求的人性弱点。

二、玉秀：性与“贞洁”伦理

在原始人类的性生活中，人们对处女，即女性童贞的态度，大概是最让我们震撼的事情之一。男性关心自己所追求的女子是否为处女，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一观念被弗洛伊德称为“处女的禁忌”，在中国就是所谓的女性“贞洁”观。这种伦理观念最开始是男权思想的产物，但是后来逐渐演变为大众评判一位未婚女性是否纯洁的标准，甚至女性也以此来定义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被赋予不平等的色彩，女性的“性”处于被审视、被评判的一方，它直接与女性的价值挂钩，然而最可悲的不是女性的被“侮辱”，而是面对这种人格侮辱，女性竟也通过“自辱”来自我催眠。

玉秀与玉米不同，长相讨喜妖媚的她自幼便被父亲王连方格外喜爱，享受特殊待遇的人自然不会意识到生存的威胁及掌握权力的重要性，然而当她的保护罩也“失灵”时，她便沦为被迫害的对象。玉秀的父亲倒台后，曾经被迫作为父亲王连方姘头的财广家媳妇儿为了出气，叫了一群混混对玉秀、玉叶施加强奸，对于还不懂“性”为何物的玉秀，这种报复行为的“效果”是双重的，肉体摧残是其次，精神摧残才是最大的目的，它代表玉秀和玉叶已经不再是“处女”之身了，而这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正是由于“处女情结”“贞洁”观念具备着强大的威力，人们才会通过强奸的方式来对女性实行报复。比起维护王家的声望，玉秀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自己的出路，因此逃出王家庄后，她没有像姐姐玉米一样以婚姻交易的方式来到县城。在姐姐的靠山下，她首先想如何能够以自身的能力留在县城，她独自到供销社唐会计那里偷师学艺，实践着自己当女会计的梦，但是无奈还是卷入了唐会计的圈套。当唐会计知道她的“历史”之后，便马上断掉把她发展为儿媳妇的想法。“被人嚼过的甘蔗谁还愿意再嚼第二遍？”玉秀默认了这种侮辱，并自觉配不上高伟。“女性这一张‘皎洁的白纸’，让嫖客‘写上’便是‘娼妓’；被国王‘写上’便是‘王后’；被专属主‘写上’便是‘良家妇女’，是‘贞女节妇’。”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渣滓”，不能让任何人背她这口“黑锅”。

玉秀与郭左之间的感情，属于男女之间正常的暧昧情愫，双方都不带任何现实的利益目的。但是当郭左得知玉秀的“性历史”后，他一开始是感到“痛心、妒意与不甘”，紧接着便把对玉秀的爱抛之脑后，想要与玉秀发生性关系以解心头之恨。“既然玉秀已经被那么多人强暴过，多自己一个又算什么呢？但是这样做未免也太没有人性了。”在此番纠结中我们可以看到郭左对玉秀是有感情的，但是终究抵抗不过思想深处强大的“处女情结”，最终选择强占玉秀并一走了之。对于玉秀来说，在这一次的性关系中她依然属于被施加伤害的一方，男性以此来获得“精神”的解脱。但是玉秀却对施害者“牵肠挂肚”，对于“那件事”，“玉秀其实是无所谓的，反正被那么多男人睡过了，不在乎多一个”。在性关系中，她认为自己已经是一个“破货”，配不上郭左。对于自己的性欲望，她认为自己“看起来真是一个骚货，贱起来怎么这么不要脸呢”。面对不正当的侵犯，“处女情结”使玉秀们不具备查明真相的勇气，没有使施害者得到相应的惩罚，她们的选择是无限沉沦，将自己淹没在自嘲的幻想当中。

在传统的伦理思想中，女性的身体不是自己的，是留给丈夫的，由此当她们失去所谓的“贞洁”后便开始自轻自贱。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于“侮辱”何以存在以及如何“御辱”，鲁迅先生已经做出过深刻的揭示，受到侮辱的阿Q以他的“精神胜利法”来御辱，鲁迅所描绘的阿Q也是生活在底层，大部分的小说会“深刻”地揭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困境，从而来对施辱的社会进行抨击。但是鲁迅却直面人性，更深一层，他面对了一个比底层困境更为重要的个体人格塑造问题：一个人被侮辱、被损害了，他有可能在痛苦中涅槃，走向独立、清醒和强大；也有可能正相反，陷入自我侮辱、自轻自贱或者自欺欺人。传统的“贞洁”观念就是一个鲜明的女性的“耻辱柱”，玉秧们面对这种人格的侮辱，她们不是想着怎样反抗来获取性的解放、精神的独立，而是以自辱来对悲惨的命运进行“合理”的解释。毕飞宇曾剖析过以祥林嫂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的悲剧原因，其实玉秀的悲剧正是毕飞宇思考的一个显现。解放了“小脚”的祥林嫂并没有走向真正的“解放”之路。大脚的祥林嫂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冻死骨”。这起码说明了一个问题，只要女性确认了自己是一个“贱货”，每天都忙着捐门槛，大脚的奴才和小脚的奴才就不可能有任何区别。这个问题同样牵扯到玉秧们在面对扭曲的伦理观时精神上的终点，而这个精神上的终点也正是人格塑造的起点。

三、玉秧：性与自我认同

毕飞宇将叙述的场域从《玉米》《玉秀》中的乡下“王家庄”转移到城市的“师范学院”，从《玉秧》中以“性”换取价值认可的行为，观照与玉米、玉秀不同的，以玉秧为代表的乡下女大学生在自我认同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城乡差距巨大化的境遇下，以玉秧为代表的一批考入城市的乡下青年知识分子，面对陌生的、更加文明先进的生活环境，她们内心深处被强大的自卑感占据。正如前文在介绍郭左这个人物形象时所提到的，当时的政府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设立了巨大的障碍，结果是两个独立的、但无疑是不平等的社会的形成。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工作、社区和文化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城里人倾向于把农村看成野蛮的、奇怪的和危险的地方，乡下人绝对低城里人一等。农民承认其生活低城里人一等。玉秧是一个“缺少锻炼的乡下姑娘，胳膊腿之间缺少必要的协调性和灵活性。和大部分乡下女同学一样，玉秧没有任何特长”。这种先天的地域文化差异导致她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比不上城市学生，玉秧们意识到自己的“不合群”，缺乏正确的自我认同使得她们逐渐走向了偏离正轨的道路，他们将别人的认可视为自身价值的实现目标，从而不惜以性为代价，坦然接受老师的性侵犯。

建构正确的自我认同需要正向的引导，然而以优秀的成绩考入师范学校，本应该受到高等教育的玉秧，面对的却是以“铁的纪律”“铁的校风”八个大字为唯一标准的教育方式。校领导及教育工作者们将学生视为随时可能会触犯纪律的危险分子，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渣滓查出来”，然后不是进行良好的引导教育，而是直接“踢出去”。这种教育方式使得玉秧们不得不将老师的评价视为自己生存的法则。然而以班主任、魏老师为代表的直接与学生接触的男老师，关注到的不是学生们的学习和心理的状况，而是与“性”有关的身体：年轻的班主任“发现庞凤华‘坐’得实在是漂亮，腰肢里头有了很独特的韵致。别看庞凤华的脸蛋长得不怎么样，屁股上的那一把倒还真的是风姿绰约。这一点给了年轻的班主任相当深刻的印象，一下子就对庞凤华产生了同情”。“玉秧虽然个头不大，发育得却特别的好，胸脯上的那两块鼓在那儿，还一抖一抖的。又俏皮，又听话，愣头愣脑的样子，不知好歹的样子。”两位男教师在面对女学生时首先触发的竟是动物性本能，丧失了基本的为师道德。在这种风气的引导下，玉秧对于魏老师“对着屁股就是一巴掌”的触犯才会感激涕零，觉得这是一种“爸爸式的关怀”。

一个人的人生走向不仅取决于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个体的选择。面对更加丰富的大学生活、多才多艺的同学，产生自卑心理是正常的事情，但是玉秧不具备自我欣赏的能力，忽视了自身的独特性，因而她无法从自卑心理中走出来。她的选择不是去继续努力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发挥自己的特长，而是以纯洁的“性”换取老师们的信任，满足自我的虚荣心。魏向东想要拉拢玉秧为其担任班级地下情报的任务，玉秧没有思考这种行为是否正确，而是觉得这是“组织上”对她的一种“信任”。魏老师对她的洗脑式诱导在玉秧的心中“可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是一个里程碑。它唤醒了玉秧，它使玉秧坚信自己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有用的，受到了极度的信赖和高度的重视”。魏向东的话语不偏不倚地补足了玉秧内心深处的空缺，重获尊严的满足感使她丧失了对是非的判断。然而这只是悲剧的开始，魏向东接着又利用自己的权力，对玉秧进行精神施压，以“同学匿名举报玉秧怀孕”这样的荒谬信息对玉秧进行恐吓；但是玉秧作为一名大学生，面对颠倒的是非缺乏坚定的立场，竟“十分勇敢地”走到老师面前，“解开裤子，站在老师的两腿之间”接受变态式检查。面对老师“缓慢的抚摸”，她认为这是老师“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玉秧“对自己有把握，什么也不怕”，当老师满头大汗“检查完毕”后，“拍了拍玉秧的屁股蛋子，说‘好样的’”，这种举动在玉秧看来代表“还有什么比组织上的信任更令人欣慰的呢”。想要融入集体的思想已经深深嵌入玉秧的认知系统，只要能被集体所认可，身体也可以被随意侵犯。在身体“检查”中，“无官一身软”的性功能有障碍的魏向东触摸到玉秧稚嫩的肉体，竟意外地感到“身体的某些部位注入了力量，复活了”。因此他为了再“摸几下”，又采取了“下作”的手段，将之前玉秧在偷钱事件中的汇款单找出来摊在玉秧面前，主动烧掉使其“灰飞烟灭”。这些举动对玉秧来说又是“感激涕零”了，竟不假思索地说：“你想摸哪里就摸哪里。”可见玉秧并非不知道魏老师的企图，她明白这意味着自己将把“身体”给予老师。但是她没有犹豫，因为她认为魏老师得到满足之后“绝对不会亏待”自己的，会“想尽一切办法”让玉秧留在城市里头的，“往后就不是玉秧巴结他了，轮到他来巴结我玉秧了”，“一次是摸，两次也是摸，就那么回事了”。她清楚地将身体作为交易品，来换取今后的城市身份，来改变卑微的境遇，来让那些“暗处”的“敌对分子们”刮目相看。

作为农村最具有希望的青年一代，玉秧们在自卑心理的驱使下构建了“低人一等”的自我认同观念，导致他们所追求的不再是知识与智慧，而是他人的认可，扭曲的价值观正在毁灭这一代最具希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个已经将自己的肉体与“灵魂”一并出卖了的玉秧，是否还能走向她所向往的光明未来；错误的自我认同在未进行正当扶正的情况下，个体是否还能真正地重获自信，这都是值得思索的时代命题。

结语

在世界文化中，性文化已经成为显学，身体与性也已经成为世界文化艺术的一个主题，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影视、美术、音乐、舞蹈、文学都以性为突破点，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伦理秩序与道德信仰。因此把《玉米》三部曲当作一个性叙事文本来研究仍然具备着极大的艺术价值。

《玉米》三部曲所提出的问题，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指导意义，如何看待权力、贞洁，如何处理城乡差距以及面对差距时产生的自卑心理，如何建构正确的自我认同、重建生活的信心，这些都是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虽然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但“人上人”的“鬼文化”并没有消失，多少人还像玉米一样，婚姻的结合不是为了获取幸福，而是为了做“人上人”、为了实现攀比的胜利，将“官”看作高高在上的权力拥有者，不惜用肉体进行交换，来换取所谓的“靠山”，从而也成为“官本位”思想的迎合者和同谋。正如毕飞宇所说的：“人不可以在人上，人亦不可以在人下——人理当在人中，所谓‘她在丛中笑’。这里面所蕴含的价值意义也许是普世的。对我们来说，不把‘人在人上’这个鬼打死，一切都是轮回，一切都是命运。”有多少个玉秀一样的少女，将“处女的禁忌”视为伦理要求的尺度，在被侵害之后进行无限度的自辱，从而将自己排斥于平等的两性关系的门外。有多少玉秧一样缺乏正确引导的乡村知识青年在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时，选择的不是更加浩瀚丰富的生活体验，而是耽于强大的自卑心理，一味追求“集体”的认同和荣誉感，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正如毕飞宇所强调的：“我‘久久望着’的其实还是人的命运，准确地说，我们的命运，我们心灵的命运，我们尊严的命运、婚姻的命运、性的命运。”《玉米》的价值已不再局限于对传统思想、社会价值观念中所存在的痼疾的批判，而是站在人文关怀的立场，对于人类共同的命运进行思考。

①㉖ 徐兆寿：《新时期以来小说性叙事研究》，《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第197—201页。

②⑲ 毕飞宇：《沿着圆圈的内侧，从胜利走向胜利——读《阿Q 正传》》，《文学评论》2017 年第4 期，第137—145 页。

③ 包亚明：《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

④ 〔法〕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

⑤⑥⑨⑩⑭⑯⑰⑱㉑㉒㉓㉔㉕ 毕飞宇：《玉米》，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页，第75页，第35页，第29页，第125页，第154页，第157页，第158页，第185页，第197页，第252页，第213页，第267页。

⑦㉗㉘ 毕飞宇：《我们身上的鬼》，《小说选刊》2001 年第6 期。

⑧ 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⑪⑫⑳ 〔美〕麦克法夸尔、〔美〕弗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年》，俞金戈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页，第656页，第663页。

⑬ 〔奥〕弗洛伊德：《性学三论》，徐胤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68页。

⑮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