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婉婉［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上海 201620］

随着16世纪“中学西传”之风的兴起，西方掀起了一股风靡一时的“中国热”，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推崇、传播和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这股“中国热”潮流在18世纪的欧洲达到顶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结下了璀璨硕果。

当前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方面——整个欧洲和法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传播展开，而关于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研究不多，散见于有关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专著中，没有专题论文进行深入展开和探讨。那么18世纪德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呢？“中国热”对18世纪的德国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做初步探讨。

18世纪“中国热”对德国的影响由表层结构的追逐和深层结构的研究两个方面组成：表层结构主要体现在上层阶级对中国式建筑、园林、瓷器以及中国趣味等的跟风效仿和盲目追随，深层结构则体现在德国思想界、文学界以及汉学界对中国典籍、思想以及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接受。

一、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时尚

由于各个国家国情和历史背景不同，“中国热”在欧洲各国的表现形式也大相径庭。不同于其他国家对“中国热”自上而下的全民追捧，德国的“中国热”时尚主要风靡于王室贵族阶层。

首先，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体现在建筑风格和园林艺术方面。传教士对中国园林的称赞以及基歇尔《中国图说》中对中国建筑物妙趣横生的介绍和精美的插图引起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注意。欧洲人开始效仿中国风格的建筑，这股园林建筑上的“中国趣味”首先吹到了英国，而后传至德国。德国的一些宫廷纷纷尝试建造“中国风”建筑，用中国元素如塔、亭子、拱桥、假山等点缀园林建筑，用中国山水画、瓷器、中国风家具等陈设室内。

其次，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体现在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器物和中国情趣上。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备受德国人喜爱，一方面是因为其玲珑剔透的造型和当时德国人无法企及的工艺水准，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德国上流社会视为身份和品位的象征。奥古斯特二世对中国瓷器有着极端的热忱，他四处购买、收集中国瓷器，为了得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手上的127件中国瓷器，他甚至不惜用600名萨克森近卫士兵交换。174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不惜重金聘请法国最有名的漆器制作匠人马丁的儿子为宫廷工作，制作漆器。中国壁纸在德国也风靡一时，17世纪上半叶德国就能够成功仿制壁纸了，壁纸上通常画有花鸟、狩猎、建筑等充满中国情趣的图案。出人意料的是，中国的轿子也受到德国达官贵人的青睐，轿子成为身份地位的等级象征。据记载，18世纪开初第一年起，德国就掀起“轿狂热”。轿子曾遍及德国各个大小邦国，纽伦堡市甚至为此专门制定了《轿法规》。

18世纪德国所谓的“中国热”时尚，是在对中国这个充满异域风情与神秘的国度缺乏深刻认识的情况下，对中国文化浮于表面的仿造和盲目狂热的追捧。究其根本，这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反映了一个经过层层过滤后他者眼中的中国，是德国人民基于本国需求幻想中的中国。

二、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思潮

来华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道以及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为德国思想家、文学家和汉学家深入地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明以及深邃的传统哲学思想等无不激起这些思想家、文学家以及汉学家的好奇，他们试图揭开这个异域国度神秘的面纱，一探究竟。

（一）18世纪德国思想界的“中国热”

当王公贵族们正盲目地追逐中国潮流，迷醉在“中国趣味”中时，德国思想家的头脑，“却仍然可以很安静地戴着睡帽，让思维自由地在内部进行活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高度热爱和极力推崇，早在17世纪就对中国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研究。在莱布尼茨的推动和影响下，18世纪德国的思想界也掀起了“中国热”。

德国启蒙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是莱布尼茨的追随者。沃尔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受与莱布尼茨是一脉相承的，他充分肯定中国儒家思想，致力于对中国儒家哲学的研究。1722年，沃尔夫在哈勒大学发表的《中国的实践哲学》演说中，将东方的孔子伦理学和西方的伦理学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把他（孔子）看作是上帝派给我们的一位先知和先生的话，那么中国人崇尚他的程度不亚于犹太人之于摩西，土耳其人之于穆罕默德，我们之于基督。”他对孔子及儒家伦理学说的尊崇和盛赞引起了天主教徒的排斥和驱逐，因而不得不离开哈勒市。直到1740年，他才被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召回，盖因腓特烈大帝对中国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沃尔夫的学生布尔芬格尔（Büffinger）也从事介绍研究中国哲学的工作。他在1727年出版了《由儒家典籍所见的政治与道德的学说及其实例》，表达了对中国德治主义的向往，称誉中国是一方乐土，中国的众王皆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希望在欧洲境内，政治和哲学能够合为一体。

然而，德国思想界也不乏时代潮流的逆行者，他们对“中国热”和中国文化持批评态度。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他认为中国的道德学说是一副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中国的历史早已停滞不前：“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然而，19世纪初赫尔德开始回归传统的人文主义价值观，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逆转。他在杂志《报应女神》中发表了《中华帝国的基督化》一文，赞赏耶稣会士传播中国文化的功绩，并就“礼仪之争”问题做了客观的评价，对某些教士及罗马教廷无视中国礼仪、违反中国风俗提出批评。

（二）18世纪德国文学界的“中国热”

德国文坛对“中国热”的反应略显滞后，直到18世纪下半叶才接触到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首次传入德国的是法国人杜赫德所撰的《中华帝国全志》，1747至1749年译成德文。因而，18世纪德国文坛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尚处于初级阶段，浮于表面，不够深刻。

18世纪受“中国热”的影响，与中国相关的书信体小说成为一种新的文学形式。1721年法斯曼（David F.Fassmann）发表了小说《奉钦命周游世界的中国人》。小说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叙述他奉命到访欧洲后，对欧洲时政、社会风俗的所见所闻。小说还着重介绍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暗含着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批判。1760年，腓特烈大帝写了体裁类似的小说《中国皇帝的使臣菲希胡发自欧洲的报道》。腓特烈大帝在小说中将孔子的高尚德行与罗马教皇的残忍无度做了鲜明对比，以揭露和批判天主教与罗马教皇的种种罪行。

德国启蒙时期的德语文坛除了信札小说外，“道德小说”与“国事小说”也是18世纪“中国热”影响下的产物。“道德小说”以中国哲学中的道德主义为主题，旨在教化世人。“道德小说”作家主要有普费弗尔（Gottlieb Konrad Pfeffel）和赛肯多夫（Karl Siegmund von Seckendorff）。普费弗尔的《寓言与故事》中有多首根据中国孝道故事改编的诗歌，通过这些诗歌来劝谕世人孝敬父母，启迪民智。另一位“道德小说”作家赛肯多夫的几部作品如《中国道德家》《命运之轮》《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等都与中国道德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有关。这些作品利用老子和庄子的学说来探索人生的终极奥秘，借老子之名讨论三个人生哲学问题：“我是谁？”“我在哪里？”“我为何存在？”

“国事小说”则多通过塑造理想的东方——“中国形象”来促进西方现实社会的进步。“国事小说”中最为经典的便是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177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金镜》。维兰德在小说中化用了《赵氏孤儿》的故事，虚构了一个勤政爱民的贤明君主形象梯芳，颂扬了他充满儒家精神的治国方略。此外，作家哈勒尔（Albrecht von Haller）创作的两部“国事小说”《乌松》和《阿尔弗雷德——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均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溢美之词。哈勒尔对中国文化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高歌中国精神的同时，分析批评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哈勒尔在《乌松》中探讨了东方国家的开明专制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民主主义两者之间的差异，对专制君主制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在后部作品中则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弱点提出尖锐批评。

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入，18 世纪德国作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从最初的全盘接受、高歌颂扬，逐步过渡到理性看待、客观分析的阶段。然而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德国作家塑造理想中国形象的最终目的，都是以中国为镜，表达自己的启蒙思想，抨击时政、启迪民智。

（三）18世纪德国汉学界的“中国热”

德国汉学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开始较晚，最早可以追溯至耶稣会士汤若望。17 世纪在德国来华传教士汤若望、邓玉函、基歇尔等的努力下，中德文化关系史进入了新的高度，同时催生了德国本土的汉学研究。然而，与17 世纪处于拓荒时期的传教士汉学相比，18 世纪德国汉学略显沉寂，成果寥寥。

18 世纪德国汉学研究成就最高的是巴耶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他是欧洲第一位职业汉学家。1730年他出版了汉学代表作《中国博览》，这是一部两卷本的“汉语教科书”，虽然从今天的水准来看十分肤浅，“但它是在欧洲印刷的第一部关于汉语语言的著作”。1748年，传教士魏继晋（Florian Bahr）在北京编纂了一本词汇索引，收入了2200多个汉字，被当成是第一部德汉词典。值得注意的还有纽伦堡学者穆尔（Christoph Gottlieb von Murr），他于1766年从英文转译成德语的《好逑传》是当时传入德国的第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对席勒和歌德认识中国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他还潜心研究了《本草纲目》，促进了其在德国的传播。

三、结语

18世纪德国的“中国热”既是德国宫廷贵族对中国园林建筑、瓷器、丝绸等的效仿追逐，也是德国知识分子阶层构筑理想王国的参照。王公贵族对“中国趣味”的盲目追捧和拙劣模仿反映了一个在接受传播过程中被误读的中国形象。而知识分子阶层研究中国典籍，颂扬中国文化，建构理想中国形象，并非完全出自对中国的热爱，根源在于对当时德国神权统治下民不聊生的不满。他们试图将“理想中国”作为“药引”，表达启蒙思想，改善社会状况，祛除德国的沉疴痼疾。随着18世纪中国国力由盛转衰，欧洲国家日益强大，“中国风”便失去魅力，不再具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