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伟

（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日本的内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号湖南（以下简称“湖南”）。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汉学教育，师范学校毕业后在家乡的小学工作了两年，1887年到东京开始了其近二十年的编辑及记者生涯。1892年，湖南得到曾经担任过明治政府官报局长高桥健三的赏识，随其到大阪做了一名记者。1896年，高桥健三进入松方正义·大隈重信联合内阁担任官房长官，湖南随即被召入东京参与起草内阁的施政纲要。但这份施政纲要在内阁会议上被大量删改，对高桥健三造成重大打击，湖南因此也对政治感到极其失望，使得本想投入到政治之中的湖南的梦想破裂了。湖南自此走上学术型记者生涯的道路，立志成为中国学研究方面的专家[1]。湖南此后多次走进中国，考察中国的文化古迹、会见中国的文化名人、开启其中国访书之路。1907年，湖南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正式开始其学者生涯，直至退休。在京都大学湖南担任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东洋史第一讲座”。在此期间湖南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等共同创建日本京都学派，被称为日本“东洋史的巨擘”。湖南“代表着日本对中国研究之典型，是厘清明治、大正时期日本汉学或中国研究实况之关键”[2]。本文以湖南为1905年奉天之行所做的前期舆论铺垫及准备工作为线索，在明晰湖南历次中国访书的脉络及其取得的主要成果基础上，探析湖南访书的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并阐明湖南与日本满学之关系。

一、内藤湖南的1905年奉天之行

湖南很早就提倡到中国访书，对于中国典籍文献的情况相当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理论主张。湖南为赴中国做学术调查，做了大量的舆论铺垫及准备工作。1901年，湖南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应向支那派遣奇籍采访使》，历数中国的数次书厄对中国典籍造成的损失，意在提醒日本政府及学者需对此加以重视，并应有所作为。湖南指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利用此次的变乱向中国派遣奇书采访史。”[3]其后湖南又在《日本人》上发表文章进一步说明，藏于扬州、镇江的《四库全书》已经毁于匪乱，圆明园的藏书也被英法联军所烧毁，恐怕奉天的藏书也难免遭俄军掠夺。至于文渊阁的藏书还不明其是否存世，目前只有热河及杭州两地的藏书还能确定其还存世。湖南提出“应尽快派人去当地访书，否则真是时不我待了”[3]297。对于如何才能促成访书之事，湖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不断地发生战乱导致一些书籍不断散佚掉，要想征得重要东洋文献变得愈发困难，一些重要书籍的征得靠的是富豪的慷慨解囊。访书事业的成功，不仅需要富豪的慷慨解囊，还需要各方对访书事业的重视与协助。”[3]298

湖南于1905年3月30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东洋学术的宝库》，介绍奉天所藏古籍善本情况，呼吁应尽快实施对奉天的学术调查，为自己的奉天之行做铺垫，并寻求各方对自己访书事业的支持。

我国学者应该注意到，奉天的占领不仅意味着控制了东三省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意味着开启了东洋学术的宝库。奉天为明朝沈阳卫所在之地，属于抚顺关以内，是满洲朝廷的祖先建州女真的属地。现存宫殿以及福昭二陵完全模仿明制。……故宫内的文溯阁，是藏有清朝皇帝图书的七阁之一，藏有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册。奉天文溯阁与北京文渊、圆明园文源、热河文津所藏文本均是由翰林院受命完成，属于精良之本[4]。

湖南强调故宫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的宝贵性，指出文溯阁是北方四阁中唯一没有出现过散佚情况的藏书阁。为了避免出现因为变乱而导致书籍散佚的情况再次出现，湖南号召日本学者应该利用好奉天处在日本占领之下的有利时机，促成日本当局对文溯阁藏书的保护与学术研究之应用。湖南对于奉天黄寺所藏经书也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在奉天西门外，有一处叫做黄寺的皇家喇嘛寺，内藏有藏文、蒙文、满文的佛经，且该寺与吾等关系甚好。在义和团之乱时，藏文佛经曾经远渡我邦。但是目前我邦尚没有蒙文及满文佛经。特别是其所藏满文藏经为乾隆时期著名僧人章嘉胡图克图所译，应视为重要宝典。当年义和团之乱时，黄寺也曾遭遇匪乱，幸而匪徒只是夺去包裹经书的黄色绸缎，经书得以保全。吾辈与我邦学者应该与当局一同，尽快谋求经书的保全[4]178。

湖南对于奉天所藏经书情况及日本国内已经掌握的中国文献情况有详尽了解，对于藏书的价值及面临的问题也有深刻的认识。此时湖南的正式身份是一名新闻记者，但从其文章的内容及深度来讲，已经超出一名普通记者的视野，已然成为一名“学者型记者”。湖南1905年的奉天之行是以外务省委托人的身份得以成行的，主要是要考察奉天的行政与学术。在湖南为自己1905年的中国之行所写的日记《游清第三记》中夹着两封文件，这两封文件分别由日本陆军次官石本新六和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下发（参见图一、图二）。

图二 日本满洲军司令部下发的文件

通过上述文件可以发现，湖南的奉天之行得到了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满洲军总司令部的支持。但这一切都是湖南凭借个人之力四处游说才得以实施的。在《游清第三记》中，湖南对于自己如何得到外务省委托人的身份，并到奉天进行考察有详细的描述。1905年3月31日湖南来到东京，4月1日在参观上野图书馆的图书展览会时，将自己所写文章分发给东京大学的要人及自己的朋友。之后陆续到文部省、大本营、外务省等处游说，文部省因为对于访书事业不够重视且主要官员在外地出差等原因，一直无法给出回复，而湖南又不想继续等待文部省的答复。陆军省因为派遣人员名额的限制，也不能授予湖南陆军省委托人的身份。最终湖南得到了外务省的支持、得到了外务省委托人的身份，之后又辗转得到了陆军省颁发的渡航许可证以及经费上的支持，奉天之行最终得以成形[5]。

在《游清第三记》中，湖南对1905年7月30日主要活动的记载如下：“三十日上午拜访福岛少将，并呈递余等此次调查预案。将军见后大为感动，并相约下午四时黄寺相见。其后又见古川少佐，少佐见黄寺附近兵营的上野大尉，商谈宿舍之事，告知预计明日此事可成。午后有雨，四时至黄寺门外等候。少将冒雨前来，中岛翻译官陪同。将军将我等二人详细引荐给掌印大喇嘛什尔布扎木束。”[5]381抵达奉天之后，湖南凭借着自己取得的文件与日本在华势力取得联系，并寻求帮助。

湖南在1902年3月的《支那的学术型调查》中对于赴中国开展学术调查的目的有过明确的描述：世人津津乐道德国人李希霍芬做的地质调查是德国占领胶州湾的渊源。反观我国的工商业巨头，虽说在支那早已发展其事业，并且拥有巨额资金、完备的组织，但其取得的成果既没有一件是能够应用在学术研究上的，也没有什么人开展过有明确结果的调查[6]。湖南以李希霍芬为榜样，认为学术调查应该为日本的国家利益服务。在1905年日本取得奉天会战的胜利并基本取得东北三省的控制权之后，湖南将访书事业与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相提并论。

奉天这座学术宝库的开启意味着开展满洲史料的探险工作，将成为最有意义且最有趣味的工作。这也是作为学者最为应该从事的事业，因为只有从事这样的事业才能与我军所取得的赫赫战功相提并论，应是能够促进吾辈奋发有为之所在[4]178。

湖南的访书事业客观上具有学术领先性，促进了日本国内的满学与敦煌学研究的开展，同时也对中国文献资料的保护与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湖南个人主观上力图成为中国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其以自身的学术成就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志向无可厚非。但其访书活动与日本侵华势力关系密切，其为日本对外侵略行为的鼓吹继而日本对外侵略寻找理论根据的行为则需要警示。

二、内藤湖南中国访书的脉络

湖南一生造访中国达到十次之多，从1899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中国做考察旅行开始，直至1933年抱病出席在奉天举办的“日满文化协会设立”大会为止，在湖南的十次中国之行中，其中有五次都与湖南的中国访书事业密切相关[4]。1902年10月至1903年1月，湖南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哈尔滨、营口、奉天等地考察，在此期间在奉天黄寺见到了明金字写本蒙文《大藏经》，这也为其奉天访书事业埋下了伏笔。此次奉天之行湖南是以大阪朝日新闻社通讯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的行程主要以为完成作为记者的任务而展开，以考察满洲的情况为主，期间湖南发给报社的文章多是对中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报道与评论。湖南也曾利用考察机会主动从事一些与访书相关的活动，最大的收获便是在奉天黄寺见到了用金字书写的明代写本《大藏经》，为湖南日后的访书活动埋下了伏笔。

笔者将1905年7月至1906年1月的第二次奉天之行，视为湖南中国访书事业的开端。湖南此次考察是以受外务省委托考察奉天行政与学术为名。访书成为湖南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湖南在奉天发现了《满文老档》《满洲实录》《五体清文鉴》《汉文旧档》等，拍摄了《汉文旧档》、蒙文《蒙古源流》并获得北塔的《满文藏经》和黄寺的《金字蒙文大藏经》及拍摄百余张满洲历史遗迹照片，作成《奉天藏经略解题》，即奉天各寺所藏藏经清单。1906年7月至1906年11月，湖南受日本外务省委托调查所谓“间岛问题”。湖南利用此次机会继续自己的访书事业，拍摄了《蒙古源流》《盛京全图》等，并继续拍摄“满洲”历史遗迹照片。此次调查可以视为湖南访书事业的发展与延续。1910年9月至1910年10月湖南受京都大学委托，与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冈谦藏、滨田耕作等一行五人调查敦煌遗书及内阁文书。敦煌遗书在1907年和1908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采用欺骗等手段掠走大量珍贵文献资料。1910年，清政府命人将所剩敦煌遗书运至北京，在此过程中敦煌遗书又遭中国官员的贪污盗取。湖南一行看到了遭受过数次劫难后所残存的文献，湖南对其所见部分经卷做了目录，并且还发现了一些目前大藏经中已经失传的东西。湖南此行对日本刚刚兴起的敦煌学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访书收获无法与其之后1912年的奉天之行相提并论，笔者将其定义为湖南访书活动的延续。

1912年3月至1912年5月受京都大学委托，湖南完成了《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的全部拍摄工作，抄录《四库全书》部分珍本。湖南的第五次访书之行可以说是其访书事业的高峰，湖南此时完成了身份的转变，已经成为京都大学的教授，而且此次奉天之行是受京都大学的委托，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将藏于故宫的有价值资料拍摄成照片，之后带回日本。湖南此行也是历次访书中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特别是湖南回国后将《满文老档》有圈点本在日本影印发行,为日本国内满文研究提供了基本材料，笔者将其定义为湖南访书活动的高潮。

笔者将湖南十次中国之行中五次与访书事业相关的活动根据其时间顺序、按照发展历程、主要活动及成果和影响总结如下。

表1 内藤湖南中国访书脉络概览

湖南的中国访书之行前后有五次之多，经历了从伏笔期到发展延续再到高潮期的过程。五次访书之行中一次是以调查敦煌遗书为目的，湖南拍摄到了为其所乐道的兴安岭地区、喀尔喀地区、哈密地区的三幅分图，还拍摄了六朝及唐代写经中与日本东大寺所藏愿经相似的部分。而其他四次中国访书之行都是以中国东北为主要目的地，其四次访书都到了奉天。访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奉天故宫及黄寺等地的中国典籍。主要收获是满文、蒙文的大藏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等。湖南的中国访书从1902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12年5月，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访书的次数有五次之多，先后到过中国的奉天、北京、哈尔滨等地，访书的目的性强，主要以奉天的满蒙学的资料及敦煌遗书为主要访书目的，访书行为与当时日本的对外侵略势力之间关系密切，得到了日本在华势力的保护与支持。

在《满铁总部的好意》中，湖南讲述了在访书过程中遇到何种困难，“满铁”又对其提供了何种帮助的过程。“当时的胶片冲洗工作已经延误了两千余张，所以不得不暂时休息，本想等冲洗工作完成后再开始《实战图录》的拍摄工作。可没想到这两三天却惹来大麻烦，导致最终没能拍成《实战图录》。一方面要忙着冲洗，还答应了大连满铁总部要我做演讲的邀请。我虽说很忙、也觉着这是一个负担，但是因为此次行程得到了满铁方面的大力支持，现在住的宿舍是满铁借住给我们的，一日三餐由隔壁的日本新闻社《盛京时报》提供，就连床上用品也都由满铁提供，这让我们节省了很多费用，诸事也才得以顺利进行。”[4]3111912年4月27日，湖南应“满铁”总部之邀赶往大连做关于《满文老档》演讲，其间曾因访书事宜向“满铁”总部人员提出借款的请求，并很快得到对方的应允。“我从下午四时开始，就《满文老档》问题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六点开始接受了满铁方面的宴请，酒席上见到了满铁方面的冈松理事和久保田理事。我便向对方提起关于准备拍摄《五体清文鉴》的事，并坦诚需要六百元用作周转，等到京大方面的款项一到便立马归还。对方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我的请求。”[4]312通过上述描述可知，“满铁”对湖南的访书提供了住宿、生活物资及金钱等方面的帮助。

三、内藤湖南中国访书与日本满学

日本的满学研究早已有之，在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关于满语、满族文字的相关知识就已经传入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4年）有越前（旧国名，现福井县北部）的漂流民漂流到了“满洲”，然后被送到北京，又从北京送到朝鲜，最后回到日本。他们当时已经通过口头学会了满语。但在当时对于他们所说的内容，没有成为研究的材料，对此也没开展过研究。当时还有用满文书写的书传入日本，并且在日本得以翻印。孙吕吉所著《千字文注》的卷首有翰林院编修尤珍用满文写的千字文，但并不是满语，而是用满文来表示汉字的发音。《千字文注》记载说该书写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该书的翻刻本在日本于正德五年（1715年）由江户和大阪的书肆共同出版。最早开始着手研究“满洲”文字的是荻生徂徕，在其著作《满字考》中，力图简明地说明满语的构成。最早开始对“满洲”的历史进行研究的是荻生徂徕的弟弟荻生惣七郎。在享保二十一年（1736年），荻生惣七郎奉八代将军之命到长崎向中国人朱佩章打听清朝的事情，并向幕府提交了问答记录。当时传到日本的清朝文书中有很多是用满文书写的，荻生惣七郎便向朱佩章请教相关问题[7]。

日本幕府天文方①天文方，江户幕府设置的政府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主要从事编修立法的工作，至幕府拓展到天文、地里和洋书翻译等领域。也指负责这一机构的职位，任职方式为世袭制。第二代的高桥作左卫门景保在满语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高桥作左卫门历时二十一年编写出二十六卷、十八册的《满文辑韵》和十一册未完本的《增订满文辑韵》。在《满文辑韵》的序文中对于编写此书的目的有明确的描述，“因为俄国人从此就要从北方而来了，所以不能不进行满文研究”。而之所以这么说是同一次历史事件有深刻的关系的。文化元年（1804年），俄国使者列沙诺夫为了遣返日本的漂流民而到达长崎，当时列沙诺夫带了三份内容一致并分别用俄语、满语、日语书写的文书。也正是为此，幕府开始感受到通晓满文的必要性。高桥作左卫门在文化五年（1808年）接到了幕府要求翻译满文书信的命令，从此踏上了研究满文的道路。高桥作左卫门还撰有《满文散语解》两册，是满语语法方面的书。

对于清朝文献的研究是从宽政年间（1789—1801年）才开始的。清初太祖、太宗和世祖的实录传到日本后，北条铉因为全书的册数极多，一共有二百八十卷，所以编撰出了原书的节选本，也就是十六卷本的《清三朝实录采要》。虽说该书于宽政九年（1797年）完成，但由于出版困难直到文化四年（1807年）才得以出版。由于《清三朝实录采要》的出版困难，所以就先在宽正十一年（1799年）出版了《清三朝实录采要》的略本《三朝事略》[7]255-258。

在湖南之前日本对于满学虽说有所关注，但从湖南访书所关注的书籍、主要收获及其学术的先见性上来看，湖南的访书对日本满学研究来说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湖南在1899年第一次到访中国，结识了文廷式、严复、罗振玉和张元济等一流中国学者后，潜心于中国研究，摒弃日本汉学界的旧习，开启了实地考察、重视田野调查即原始资料搜集的新学风。

湖南的访书促成了大量珍贵文献的保存与整理，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地，促进了中日两国对于满蒙文献、敦煌文献的关注，有效推进了满学、蒙学、敦煌学等学术领域的进步。“内藤的奉天访书为日本满蒙学研究的创立和开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8]湖南是最早注意到《满文老档》史料价值的学者。《满文老档》是中国最早的官修满文编年体史书，由老满文写成，因为老满文在历史上使用时间较短，用老满文写成的史料比较少，所以《满文老档》对于老满文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与此同时，《满文老档》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从清太祖丁未年（1607年）至崇德元年（1636年）之间清朝开国的历史大事，从多方面反映了满族早期的社会历史生活，如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规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8]。《满文老档》作为研究清史的史料也有着重要的价值。《满文老档》属于原始史料，所记载内容广泛且丰富，很多资料都未被清入关以后所修史书记载，对《清实录》等史书的校订补遗具有重要意义。

要想知道《满文老档》的价值如何，必须要经过四五年的研究，之后将其通读一遍。虽说还不能知其详情，但是单从数量上来看就可推测其所具有的价值了。对太祖一代的实录记载无论是满文还是汉文都只有八卷。而《满文老档》却又二十卷、八十一册，几乎是实录十倍的页数。自然可以想象其记载的内容应该是十分详细的吧[3]303-304。

湖南在1905年奉天之行中还意外获得《满文大藏经》，“事毕赴北塔，其殿堂残破之际至极。见本愿寺的龙江、渡边，拍摄佛像照片。满文藏经残破之纸屑遍地。为之一叹，将其稍完全者运至军政署”[5]383。湖南一行所得《满文大藏经》在运回日本国内后，毁于1923年东京大地震。

1902年湖南开启其中国访书之旅，在此期间湖南在访书之外还观察记录了大量关于在“满洲”的生产、生活及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其中记录有俄国当时的金融业务、海港建设、军事训练、检查设岗及当时在华外国人聚居地区日本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满洲”地区的森林储备、矿藏、农业作物，甚至列车时刻表等都有所涉及。湖南以自己考察得之的有关“满洲”的情况为依据，主张应该对俄国宣战。“通过此次考察坚定了我们对‘满洲’问题的信心，今后遇到何种情况都不能对俄国退让。希望日本政府当局就算赌上整过国家的命运，也要与俄国抗争到底”[9]。

湖南在1905年中国访书之际，曾经被当时日本的外务大臣紧急召见去北京，为日本与当时的清朝政府缔结“东三省善后条约”出谋划策[10]。由此可见，湖南绝不仅仅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实际上湖南的一生一直都和日本的政治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湖南的这一想法源于其所谓的“实学”精神。湖南认为做学问之人应该以学问为指针，投入到现实世界的实践之中去。湖南的中国访书带有强烈的政治现实目的，以访书所获材料为依据，发表大量关于中国问题特别是“满洲”问题的文章。针对当时“满洲”铁路的问题曾发表意见说，“美国对日本有着种种错误认识，错误地认为正是由于日本在‘满洲’的铁路权益，才导致美国在‘满洲’贸易的不景气。”[4]459湖南对美国的这一想法感到失望和愤怒，认为美国之所以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其对“满洲”历史的无知导致的，并指出，“只有美国为自己在满洲的地位问题乱喊乱叫，可这些并不会给日本带来什么大的影响”[4]459。在辛亥革命（1911年）爆发后，凭借自身多次到访中国的经历湖南提出：“在中国如此广袤的国土上，一直以来都包含着像西藏、蒙古等使其分崩离析的要素。中国能否继续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关键在于与西藏、蒙古的关系。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民族对汉族人的种族立场。”[9]330湖南为1905年奉天之行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并自此开启了中国访书事业。湖南访书的成果从数量、广度、学术价值来说至今仍为后世学者所称颂。

湖南的中国访书经历了从开端到发展再到高潮的时期，访书活动具有时间跨度大、次数多、目的性强、与政治关系密切的特点。作为一个中国学研究专家，湖南的访书行为促进了日本的满学研究等领域的发展，对于中国文献的搜集、整理、编撰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推进了文献的保护、整理、出版工作的开展。不过，对于湖南的评价一直以来存在着巨大争议，尤其是其学术研究被政治所利用遭到猛烈批判。对此，我们要进行辩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