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主正统”到“文化中国”：试论高丽人的“宋朝观”

2020-07-09陈俊达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年6期

关键词：正统

摘要：在早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是“正统”，是高丽的宗主国。后期高丽人不再以宋朝为“正统”，而是将其视为文化层面上的“中国”和经济文化的输出地。高丽人的“宋朝观”应在显宗二十二年（1031年）左右发生转变，影响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的“保邦意识”。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标志着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南北两大次级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成。

关键词：宗主国;正统;文化中国;高丽人;宋朝观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06-0024-06

十至十三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经历了由传统的以中原汉族政权为中心，转变为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心的巨大变革。在此背景下，高丽人如何看待中国南部的汉族政权（宋朝）与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辽朝与金朝），无疑深刻影响其对外交往。学界一般认为在高丽人心中，辽金是“夷狄”“禽兽”，高丽始终不以辽金为正统，只是迫于其军事压力才俯首称臣，而始终以宋朝为正统。然笔者已撰文指出，高丽人的“辽朝观”与“金朝观”，皆经历了前期为“夷狄”，后期为“正统”两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辽金在高丽人心中形象的转变，无疑对高丽人的“宋朝观”产生影响。本文中，笔者不惮弊陋，拟在先贤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对高丽人“宋朝观”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探讨转变时间及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宗主正统：早期高丽人的“宋朝观”

在早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无疑是“正统”，是高丽的宗主国。这一观念的源头可追溯至新罗奉唐正朔，接受唐朝册封。唐王朝崩溃后，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朝鲜半岛上依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据《高丽史·太祖世家一》记载，高丽与后百济争夺朝鲜半岛霸权，中国地方政权吴越国移文调停。后百济甄萱希望借吴越国的诏书劝降高丽太祖王建，王建在答书中虽批驳了甄萱的行为，但对于吴越国的调停，王建又表示感谢[1]。由此体现出虽然唐王朝已崩溃灭亡，但中国各地方政权在朝鲜半岛仍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仍保留着唐王朝的宗主国与上国地位。

高丽太祖十六年（933年），王建接受后唐册封，行后唐明宗长兴年号。此后，高丽先后行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年号，并前后五次接受后唐、后晋、后周册封。即《新五代史·高丽传》所言“王氏三世，终五代常来朝贡，其立也必请命中国，中国常优答之”[2]。北宋建立前，王氏高丽以五代各政权为正统，奉五代政权正朔。

在此对中原政权认同的基础上，北宋建立后，高丽于光宗十三年（962年），即宋朝建国两年后“遣广评侍郎李兴祐等如宋献方物”，与宋朝建立外交关系。并于次年（963年）十二月行北宋乾德年号[3]。此后，高丽光宗、景宗、成宗先后八次接受北宋册封，以北宋为正统，为宗主国。

这一时期，王氏高丽在外交上“一边倒”向中原五代政权。高丽于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4]以前，共遣使五代政权22次（其中遣使后梁1次、后唐6次、后晋8次、后周7次），遣使北宋17次。除一般的“献方物”“贺即位”“告嗣位”外，高丽积极支持中原各政权对抗辽朝。如高丽于光宗十年（959年）遣使后周献“名马、织成衣襖、弓剑”[5]，于景宗二年（977年）遣使北宋贡“良马、方物、兵器”[6]，向中原政权提供兵器、马匹等军需物资，以支持其对辽作战。甚至一度试图联合后晋夹击辽朝[7]。

相反，此时高丽人以契丹为“禽兽之国”“强恶之国”，排斥甚至拒绝与之往来。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以前，高丽遣使辽朝仅有8次[8]。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年）十月，王建“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为由，单方面断绝与辽朝的外交往来[9]。甚至在临终前亲授子孙《训要》：“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以强恶之国（契丹）为邻，安不可忘危”[10]。

即使高丽成为辽朝属国初期，高丽依然以北宋为“正统”，不以辽朝为“正统”。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同年六月，“遣元郁如宋乞师，以报前年之役”[11]。此事《宋史·高丽传》记作“遣使元郁来乞师，愬以契丹寇境”[12]。奉辽正朔不足四个月，高丽便派遣使者前往北宋请兵。此后，见于史籍记载高丽出于同样目的遣使北宋的情况还有五次，分别为穆宗二年（999年）十月，“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13]穆宗六年（1003年）八月，“乞王师屯境上，为之牵制”[14];显宗五年（1014年）八月，“仍请归附如旧”[15]，十二月，“请降皇帝尊号、正朔”[16];显宗六年（1015年），“仍告契丹连岁来侵”[17]，“表求赐历日及尊号”[18]。

“思慕华风”“劫制”等词，反映出高丽此时虽奉辽正朔，成为辽朝属国，但这只是迫于辽朝军事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并非真心归顺。高丽希望北宋能够出兵征辽，至少牵制契丹，以分担高丽压力。高丽请求北宋“降皇帝尊号、正朔”，“求赐历日及尊号”，体现出高丽此时仍以北宋为“正统”，希望恢复与宋朝之间的宗藩关系。即宋人富弼所言，此时期高丽“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19]。甚至在辽丽战争期间，高丽于显宗七年（1016年）“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20]，显宗九年（1018年）“行宋天禧年号”[21]，表明与辽朝决裂的决心，希望脱离与辽朝的宗藩关系，重新奉北宋为宗主国。

二、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与宋朝“宗主正统”形象的消失

高丽文宗王徽（1047年至1083年在位），作为高丽历史上最向往宋朝的一位国王，“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纪其事”[22]。文宗虽从未前往过北宋，但曾梦见自己奉宋朝皇帝召见，前往北宋首都开封参加上元节观灯[23]。然而，当文宗十二年（1058年）八月，文宗提出“欲于耽罗及灵岩伐材造大船，将通于宋”的想法时，却遭到大臣们的极力反对。高丽内史门下省上言：“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以此保邦，上策也……况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24]。内史门下省的进言反映出后期高丽人的对宋态度，宋朝作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与北宋交好固然重要，但为了与北宋通好而得罪宗主国辽朝，显然是不值得的。

即使到了辽朝灭亡前夕，高丽仍拒绝奉北宋正朔。睿宗十七年（1122年）四月，高丽睿宗病逝，仁宗继位。次年六月，宋遣国信使出使高丽，告王曰：“今辽命已绝，可以请命朝廷”。然仁宗以“今忧制未终而遽求大典，于义未安，实增惶愧”为由推脱，次年遣使北宋“谢恩、献方物”时仍未向宋朝请求册命[25]。

靖康之变后，宋朝在高丽人心中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降低。高丽仁宗四年（1126年）七月，北宋遣使前往高丽请兵，在给仁宗的诏书中，宋钦宗从“大忠”“大义”“大威”三个方面试图劝说高丽出兵[26]。

宋朝自欺欺人的说辞，令高丽仁宗不满。故仁宗一方面感激宋朝曾经对高丽的“恩礼”，并详细解释了高丽不能出兵的原因。另一方面，仁宗毫不客气地指出，宋朝使者在金朝面前，所行礼仪是以小事大的属国礼仪。指出宋朝以中国之大都无法抵抗金朝，何况偏安一隅的小国高丽。并明确告诉宋朝，“今年四月，特遣使（与金朝）修好”，不会出兵助宋。除非“待王师（宋朝）临压彼境，则弊国敢不尽力，相为表里，假托威灵，助平戎丑”[27]。

南宋建立后，南宋与高丽之间又发生多次不愉快事件。仁宗六年（1128年）六月，南宋派遣“国信使刑部尚书杨应诚”出使高丽[28]。杨应诚曾向宋高宗赵构提议：“由高丽至女真路甚径，请身使三韩，结鸡林以图迎二圣”[29]杨应诚的提议再次引发高丽君臣反感，仁宗回绝道：“如闻使节假道入境，必猜疑生事，非特如此，必以报聘为名假道小邦，遣使入朝，则我将何辞以拒？苟知海道之便，则小国之保全难矣。而淮南、两浙缘海之地，得不虑其窥觎耶？[30]”

仁宗十三年（1135年）正月，高丽西京发生叛乱[31]，六月，南宋派遣吴敦礼出使高丽，提出“欲发十万兵相助”的建议。对此，高丽予以严词拒绝：“理有不便，难以承当”[32]。吴敦礼之后，南宋又通过商人陈舒告谕高丽，南宋欲遣使与西夏使者一同出使高丽，商议假道伐金事宜[33]。

“假道入金”等事件引发高丽君臣的极度不满，仁宗十四年（1136年）二月，高丽平定西京叛乱后，九月，派遣金稚规、刘待举出使南宋，就杨应诚、吴敦礼所言事向南宋政府提出抗议：“伏望执事熟计之，无使小国结怨于金，上国亦无唇亡齿寒之忧，幸甚”[34]。

面对高丽的质疑，南宋朝廷只能将错误推脱到吴敦礼、陈舒等人身上：“至兴兵应援，假途徂征，皆敦礼等专对之辞，非朝廷指授。宜深见谅，无致自疑”[35]。高丽指责自己曾经的宗主国宋朝，并迫使南宋道歉，南宋在高丽人心中，毫无政治地位可言。

综上，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不再是高丽的宗主国，不再是“正统”，且自北宋至南宋，宋朝在高丽人心中的政治地位不断降低。故高丽一方面以辽金为“正统”，采取各种措施巩固与辽金的宗藩关系。另一方面，高丽与宋朝的官方交往逐渐消亡。高丽遣使北宋共计51次，而高丽遣使南宋仅有8次。毅宗二年（1148年）十月发生的李深、智之用事件，彻底使高丽与南宋的关系降至冰点[36]。故当毅宗十六年（1162年）三月，南宋采石大捷的消息传至高丽，毅宗认为“盖宋人欲示威我朝，未必尽如其言”[37]。宋朝在高丽人心中，已无任何上国形象与政治地位可言。

三、文化中国：后期高丽人的“宋朝观”

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中，宋朝不再是高丽的宗主国，而是文化层面上的“中国”。

据笔者统计，《高丽史》一书中，“中国”一词共出现129次，除去其中中国各王朝自称“中国”61次、日本他称“中国”1次外，余下67次高丽他称“中国”的含义分别为：指代汉族建立的政权27次（宋朝8次、明朝17次、其他2次），指代元朝6次，作为文化概念使用16次，指称中原10次，作为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各个政权的统称8次[38]。

高丽人以汉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国”与将“中国”一词作为文化概念使用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高丽人以汉族建立的政权为“中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政权一直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高丽人将“中国”一词视作一个文化概念，汉族文化水平高、礼仪健全，故为“中国”;夷狄愚昧落后野蛮，所以不是“中国”。“中国”在高丽人心中，始终是文化水平最高、礼仪最健全的地区。《高丽史·食货志二》中写道：“若文物法度则舍中国何以哉？[39]”认为若比较文化、法制，沒有能超过中国的。正是怀着这颗“尊崇中国之心”，高丽人及其祖先“肇从炎汉，遣子弟鼓箧而入学，历唐宋联书而可稽”[40]，“倣中国制，制新仪仗”[41]，“百僚朝会一依中国及新罗之制”[42]。

高丽著名史学家金富轼在《三国史记》中总结新罗的历史经验时写道：“（新罗）以至诚事中国，梯航朝聘之使，相续不绝，常遣子弟，造朝而宿卫，入学而讲习，于以袭圣贤之风化，革鸿荒之俗，为礼义之邦”[43]。这里的“中国”，既是指唐朝，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即“在天下中心的基础上派生出文化中心的含义”[44]。

高丽人以“小中华”自居，其根源正在于高丽的文化发展水平受到宋朝的认可。“我国家（指新罗、高丽）自庚寅癸巳而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45]。同时，高丽人以受到宋人赞许为荣：“（郑克永）尝从平章事崔弘嗣入宋，其著述为中国人称许”[46]。此处“中国”既是指宋朝，也同样是一个文化概念。正是由于郑克永的著述被当时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宋朝所认可，故留名青史。

由于中国是文化最发达、最懂“礼”的地区，故高丽人常以“中国”作为衡量道德水准的参照物。《高丽史·太祖世家二》中李齐贤对太祖王建的论赞正是通过类比宋太祖赵匡胤立论。“李齐贤赞曰：忠宣王尝言‘我太祖（指高丽太祖王建）规模德量，生于中国当不减宋太祖”。指出宋太祖是明主贤君，“宋太祖事周世宗，世宗贤主也，待宋太祖甚厚，宋太祖亦为之尽力。及恭帝幼冲，政出太后，迫于群情而受周禅，盖出于不得已也”。以宋太祖作为参照，指出“我太祖（指王建）事弓裔猜暴之君，三韩之地，裔有其二，太祖之功也。以不世之功，处必疑之地，可谓危矣。而国人归心，将士推戴，然犹固让，欲徇延陵之节，吊伐之事，亦岂得已哉”。高丽太祖王建取代弓裔与宋太祖赵匡胤取代后周皆出于相似原因，故王建也是明君。通过与北宋建国过程的类比，为高丽王朝的统治寻求理论依据，并为王建正名。

在高丽人心中，作为汉族政权的“中国”与作为文化概念的“中国”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加之在唐五代以及北宋早期，新罗、高丽奉唐、五代、宋等政权为正统，此时朝鲜半岛他者语境下的作为汉族政权的“中国”又有“正统”的含义。高丽人早期使用“中国”一词指代北宋时，包含“汉族政权”“文化概念”“正统”三层含义。后期高丽以辽金为正统，高丽人使用“中国”一词指代宋朝时仅包含“汉族政权”与“文化概念”两层含义。

后期高丽人以宋朝为“文化中国”的观念在外交上亦有体现。前文已述，高丽文宗时，内史门下省反对文宗通使宋朝的理由为“我国文物礼乐兴行已久，商舶络绎，珍宝日至，其于中国实无所资”[47]。此处中国指北宋，由于高丽无须从宋朝引入“文物礼乐”，故内史门下省不支持通使宋朝。宋朝在后期高丽人的观念里，作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由此可见一斑。故苏轼斥责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48];马端临认为“高丽之臣事中朝也，盖欲慕华风而利岁赐耳”[49]。

在此“宋朝观”影响下，后期高丽与宋朝的官方交往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商人成为连接两国外交的纽带。据统计，见于史料记载的宋商赴高丽次数共计145次（北宋102次、南宋43次），宋商总人数多达4999人（北宋3120人、南宋1879人）[50]。虽然目前见到的关于高丽商人的记载较少，但从《高丽史·崔承老传》记载的“我太祖情专事大，然犹数年一遣行李以修聘礼而已。今非但聘使，且因贸易使价烦伙，恐为中国之所贱;且因往来败船殒命者多矣。请自今因其聘使兼行贸易，其余非时买卖一皆禁断”[51]。由崔承老建议取消高丽民间的海外贸易可知，高丽赴宋贸易当有一定规模[52]。

由于后期高丽以辽金为“正统”，不以宋朝为“正统”，高丽与宋朝在政治层面的交往逐渐消亡，故无须再派遣官方使者出使，偶尔关于某些政治事件的交涉便交由商人代为传达。据《宝庆四明志》記载，“本府（市舶司）与其（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53]。至于高丽以宋朝为经济文化输出地，商人在典籍、医药、科技、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作用与贡献，前辈学者已有较为详实的研究，限于文章篇幅，不再赘述[54]。

最后，高丽人认为，“高丽本在海外，别作一国，苟非中国有圣人，邈然不与相通”。正是中国有“圣人”，高丽才与中国相通[55]。高丽后期以辽金为“正统”，同样出于双方在文化上逐渐增强的认同感。如辽道宗时期，道宗认为“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56]。金朝到了“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一代制作能自树立唐、宋之间”[57]，具有“上掩辽而下轶元”的特点等[58]。

四、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时间与原因

关于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时间。前文已述，高丽于成宗十三年（994年）二月，“始行契丹统和年号”，成为辽朝属国。然高丽又于同年六月、穆宗二年（999年）、穆宗六年（1003年）、显宗五年（1014年）、显宗六年（1015年）遣使北宋请兵求援。显宗五年、显宗六年两次请求北宋“降皇帝尊号、正朔”以及“赐历日”等。显宗七年（1016年），高丽“复行宋大中祥符年号”;显宗九年（1018年），高丽“行宋天禧年号”。此时高丽虽为辽朝属国，但心向北宋，以北宋为“正统”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高丽于显宗十三年（1022年）四月“复行契丹年号”[59]后，上述情况不再出现。即使当显宗二十二年（1031年），辽朝拒绝高丽提出的从保州城撤军、拆毁鸭绿江浮桥、归还扣留使者等要求后，高丽于同年十一月“停贺正使，仍用圣宗大（太）平年号”[60]。从仍使用辽朝年号，仍承认是辽朝属国，仅以不使用新帝（辽兴宗）的年号来表示对辽朝的抗议来看，此时高丽人已由此前对抗辽朝转变为认同辽朝作为宗主国。高丽人的“辽朝观”最迟在显宗二十二年（1031年）发生转变，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时间应在此前后，这也应该是显宗二十一年（1030年）高丽遣使北宋贡方物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在心态上的重要原因[61]。

此后，高丽人以辽金为正统。虽然辽朝灭亡后，高丽人在“事宋”还是“事金”问题上曾迷茫一段时间[62]，但高丽于仁宗七年（1129年）进誓表后，其“金朝观”亦由以金朝为“强狄”转变为以金朝为“正统”[63]。故本文认为，以显宗二十一年（1030年）高丽遣使北宋贡方物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64]为时间节点，高丽人的“宋朝观”在此前后发生转变。在此之前，高丽以宋朝为“正统”，为宗主国;在此之后，高丽以宋朝为经济、文化输出地，不以宋朝为“正统”。

高丽人“宋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由来已久的保邦意识。自高丽建国后，“舍辽事（后）唐”，奉五代政权及北宋正朔的目的皆是为了通过“尊中国而保东土”[65]。即使当高丽以北宋为正统时，面对北宋提出的可能威胁高丽国家安全的事情时，高丽亦予以拒绝。如《高丽史·成宗世家》记载，成宗四年（985年），“宋将伐契丹，收复燕蓟，以我与契丹接壤，数为所侵，遣监察御史韩国华赍诏来谕”。由于高丽意识到辽朝当时绝非“垂亡之虏”，故“迁延不发兵”，直到“国华谕以威德，王（高丽成宗）始许发兵西会”[66]。虽然高丽同意发兵助战，但为了避免辽朝报复，高丽只是做做样子，并未协同宋军作战。

辽丽大规模战争结束后，高丽意识到只有与辽朝保持友好关系，才能保证高丽的国家安全，才能“免边患”[67]。“蕞尔平壤，迩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勍敌”[68]。正如苏轼所言：“度其（指高丽）本心为契丹用，何也？契丹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69]。

高丽人对宋辽金各朝的态度，皆以“保全国家”为根本出发点。如高丽肃宗曾说：“朕自御神器，居常小心，北交大辽，南事大宋，又有女真倔强于东”[70]。金朝建立后，高丽仁宗奉行“事大主义”，及时对金称臣，使得高丽免于战乱，这成为仁宗在位期间最重要的政绩之一[71]。

睿宗十二年（1117年）三月，阿骨打遣使高丽“请结为兄弟”时，高丽大臣金富仪的观点将高丽人以保护国家安全为根本出发点的意识体现的淋漓尽致：

以天子之尊，无敌于天下，而于蛮胡之国，屈而事之者，乃所谓圣人权以济道，保全国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御边失策，以速辽人之入寇，诚为可鉴。臣伏愿圣朝思长图远策，以保国家而无后悔[72]。

综上，影响高丽人“宋朝观”以及“辽朝观”“金朝观”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高丽人的“保邦意识”，正是在“保全国家”这一根本前提下，高丽人不断调整对宋辽金各朝的态度。不论是宋朝还是辽金，只要能保证高丽的国家安全，高丽便以之为正统，为宗主国。南宋朱熹评价“高丽与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灭者，多是有术以制之”[73]。这个“术”指的应该就是高丽君臣以“保全国家”为根本出发点，所制定的一系列实利主义外交政策。至于影响高丽人“宋朝观”的其他因素，如金朝控制山东半岛，高丽前往南宋交通不便，宋丽交流减少;高丽与辽金交往，获得巨大利益等，皆非根本原因，不再赘述。

五、余论

综上所述，通过高丽人“宋朝观”的前后期转变，可为我们反思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高丽人前期以五代、北宋等中原政权为“正统”，为宗主国，以契丹为“夷狄”，对辽朝持敌视态度。大约在显宗二十一年（1030年），以高丽遣使北宋贡方物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为时间节点，高丽人的“宋朝观”发生转变。在此之后高丽人以宋朝为经济、文化的输出地，为“文化中国”。以辽金为“正统”，不以宋朝为“正统”。高丽人“宋朝观”的转变，标志着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新的开始，即南北两大次级国际体系的基本形成。

如果我们将东亚国际体系划分为“中心—半边缘—边缘”三级结构[74]，则十至十三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中包括两个一级中心，其分别对应的半边缘、边缘区既有不同，又具有重叠的部分。东亚南部国际体系以宋朝为中心，半边缘区包括高丽、交趾、占城，以及三佛齐、真腊、真里富、罗斛等南海诸国，边缘区为日本。东亚北部国际体系以辽金为中心，半边缘区为高丽，边缘区为日本。

东亚南部国际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体系，以高丽不奉宋朝正朔为标志，东亚南部国际体系中的构成单位之间的地位相对平等。虽然宋朝以上国自居，但高丽对宋朝的朝贡逐渐消亡，宋朝始终没能恢复与高丽之间的宗藩关系，册封更是无从谈起。交趾、占城以及南海诸国对宋朝贡亦逐渐减少，宋朝虽册封其君主，但更多的是宋朝皇帝需要的“华、夷共主的身份”，“营造四夷臣服的政治意象”[75]。宋朝更重视的是发展与这些国家间的市舶贸易，经济文化成为宋朝构建东亚世界南部松散国际体系的纽带。

东亚北部国际体系则为紧密的国际体系，更加突出等级制。高丽作为辽金属国，在册封、朝贡回赐、遣使频率、外交礼仪等方面皆有严格规定，高丽作为属国需严格遵行[76]。封贡体系成为辽金构建东亚世界北部紧密国际体系的纽带。高丽作为东亚南北两个国际体系之间的重合区，维系高丽同时存在于东亚南北国际体系的纽带即前文所说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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