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限

由新冠病毒诱发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对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造成一定负面影响。若再与之前经济不景气、少子老龄化、核安全危机等风险因素叠加，恐将加速日本由“安心社会”走向“风险社会”的进程。

“安心社会”今不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制度不断完善的良性环境中，日本进入了一个治安稳定、医疗保险制度成熟、国民富裕幸福、充满竞争与活力的“安心社会”。但好景不长，随着泡沫经济崩溃，安心社会未能长久持续，而是在不稳定中向“不安心”社会发展。

为重新构筑安心社会，日本政府在2009年发布《面向社会安心与活力的日本——实现安心社会会议报告》，提出“要以安心支撑的强大经济为亚洲和世界做贡献……构筑安心社会的信赖与活力、共生贡献的成长与协调”。但遗憾的是，十年来日本意图构筑的“安心社会”不仅没有重新出现，反而却因经济长期低迷、少子老龄化、核安全危机以及右倾保守化政治等问题的冲击，呈现出风险社会的症候。

安倍政权上任以来，曾力推“安倍经济学”试图扭转经济颓势，但“安倍经济学”的新旧“三支箭”，不仅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国民背上负担。据日本财务省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包括国债和借款在内的日本“国家债务”达1103万亿多日元，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负债率最高的国家。若按照2019年日本总人口约1.26亿计算，日本国民的人均负债额约达87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