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刚田（郑州大学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与四川徐无闻先生接触不多，回忆起来，见过四次面，通过十几封信，但彼此的感情却很深。如今他作古了，我还活着，不时地会想起他来。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山东烟台中国书协二届二次理事会上。会上分配我与河南谢瑞阶先生同住一室，当时谢老已84岁，一老一少，显然是要我照料他的起居。谢老很高兴我与他同室，说与我有“缘分”，因为我的母亲还没有做母亲的时候就是谢老的学生，那是在开封女子师范，谢老教绘画，那也是谢老当教师的开端，以后他做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我是很有“责任心”的，谢老视力极差，既然会议分配我在谢老身边，我除了参加会议之外，别无他顾，总在谢老身边。早晨五点，要同谢老一同到海边，踏着卵石铺出的海滩，从看东方天际的曦光一直到红日出海；夜里子时，谢老仍兴致勃发，我支撑着睡眼，听他从抗战讲到“文革”，从因缘、色空讲到小乘、大乘……因此我在会议上与其他理事没有时间交往。

书界朋友天南海北聚在一起也很不容易，直到要散会的一天，我看到一位工作人员拎着一幅墨迹未干的字从走廊经过，晃了一眼，落款是徐无闻！徐无闻也到会了？我循着那拎字者来的方向走进了一间房子，见一个不高的小老头儿被人围着，伏在案子上为人写册页。我看不到他的面孔，但肯定他是徐无闻。我从背后看他写字，他用做工颇精的狼毫笔，悬肘微微离案，专注地在写小行楷书。他的行书一眼看去是褚遂良的底子，笔意清刚，字的骨架有褚早年所书《伊阙佛龛记》的方正舒和，但除去了其刻板处，有褚书《雁塔圣教序》《倪宽赞》之用笔灵动，又除去了其跳荡，可谓善学者矣。人渐散去，他也转过身来，我上前自我介绍，他连声说：“知道，知道，拜读过你的大作。”他客气地寒暄，像老朋友一样握手。眼前这个小老头儿与我想象中的徐无闻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因徐先生的书法一向舒和文雅，其文章平淡而谨严，所以由书及人，想他一定是一位有几分仙风道骨的儒者相。而眼前的徐先生浑若一老农，个矮而貌黑，步履有点拖拉，不苟言笑，身穿一件由黑洗成灰色的中山服，一口地道的、抑扬顿挫分明的四川话。说他像个小老头儿，因为他年龄刚五十转弯，不算大，而形象却是既老又土。匆匆间，与他交谈不多，但明显地体会到他思路清晰、语言准确，没有多余的话。同他谈话颇费气力，他两耳几近于聋，戴着耳塞，手执助听器向着对方的口，好像记者采访一样。他名叫徐永年，因耳聋号无闻，他的文章书法多以“无闻”署名，后来书界多知徐无闻而不知徐永年。想他的“无闻”有多种含义，不求闻达，默默无闻是一层意思，尘世间一切勾心斗角他也不想去闻，真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

第一次与徐先生仅仅是见了面，第二次是在一起共事了。还是烟台，1991年全国第二届篆刻展评选工作，大约在一起一个星期时间。评选工作很紧张，投稿约两千六七百件，每个以平均八方印、每印四字计，共两万多方印、八万多字，每个评委都要在较短时间内读完这八万余字的一本“篆书”并对两万余方印做出取舍，殊非易事。评委们对每件作品逐一打分，流水作业，其中徐无闻先生工作速度较慢。如果说较年轻一些评委注意的焦点是作品的艺术形式，那么徐先生好像没有什么“焦点”，他对印章的艺术形式、篆法正误及印文、边款的文学性内容等综合做出评判。对艺术形式之美，见仁见智，都不算错，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在评选过程中，徐先生在这方面没有发表多少议论。对于入印文字的正误或当否问题，古文字学功力深厚的徐无闻却持极审慎的态度，他不轻易说某个字是错字，而是在这个字旁用铅笔画一个问号，在传阅过程中请大家去研究审定。徐先生深知入印的古文字是一个非常复杂、牵扯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判断正误的尺度标准历来不一，具体一个字的出处和入印形式变化千差万别，自己提出疑问，请大家研讨，这种做法与一些对古文字一知半解，却急急忙忙指出别人错字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者相比成为鲜明对照。而往往被徐先生揪住不放、大不以为然的是印文的文学性内容，夫子气甚重的徐先生认为读书为文是“敬事”，怎么能把流行歌曲中那些哥哥妹妹、亲亲爱爱之词刻入神圣的印面呢？大凡印文内容无聊者，恐怕在徐先生手中是难得选票的。在座谈中，徐先生念出一串作品中出现的无聊印语，令评委们捧腹，记得有一方印文是“刀下留人”，令他很气愤，似乎这位作者利用印文向评委们求情或示威。

评选工作结束，我与徐先生、西安傅嘉仪兄同车南下，我和嘉仪兄一路天南地北侃大山，徐先生自知耳聋与人交谈困难，于是隔我们几排位置默坐，表情木然。一会儿列车上查票的来了，是抽查，向车内巡视一周，从我们身边走过，径直奔徐无闻，徐先生默默取出车票，顺从地接受检查，然后依旧表情木然地默坐，其实他心里透亮，他何尝不知检票者以衣貌取人而怀疑他是偷搭车的呢？而凡此种种，先生皆以“无闻”而应之。

徐无闻 篆书《为文作事》联

在列车上，我呈送他我的一本篆刻集子请他指教，他翻看着，说好，说清雅峻洁。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夸奖，其中当然也会有他不以为然处，只是他含而不言。想我那本集子中的印与徐先生的审美当有合有异，合者，“清雅峻洁”一面；异者，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出谨守夫子之道的徐先生主张的是“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如他的小篆结构雍和，线条匀净，是典型的秦刻石小篆，而我的篆书是从邓石如一路来的，讲究疏密对比，故伸头舒足，再加一些吴昌硕的斜肩掉胯，这种篆书形式及反映出的审美倾向在我的印里很明显，这是不合徐先生审美的。徐先生不言，或出于他对艺术风格的宽容，或出于为人的含蓄，或二者兼之，现在已无可考。但徐先生还是命我给他刻印，在火车上给我写了印文及印面大小。当时我爽快地答应尽快遵命完成呈他指教，别后诸事匆匆又忘在脑后了。忽一日接先生来信，其中言及：“前承面允赐刻，敢乞清暇奏刀为幸，印文另纸写呈。下走今年十一月满六十，倘能在今年内拜领，便大喜过望矣！”我自知怠慢，赶忙为先生刻了一对印寄去。

以后又见过两次面。记得一次是他带了五六个研究生来河南考察碑刻，找到我这个“地主”，我给他们写了许多封私信作为“路条”，分别给安阳、洛阳、登封、南阳、开封等地的书界朋友，请他们关照徐先生，在考察中给予方便。后来徐先生给我来了一封信，感谢对他的帮助，说我开的“路条”比公函介绍信灵得多，说我在朋友中有面子。其实我知道，这并不是靠我的面子，而是靠先生自己的大名，以及每到一处挥毫留下的“酬谢”作品。

最后一次见面是徐先生去世前一年的隆冬。忽接到他从山东拍来的电报，说乘某次车过郑州，请我给他买好回四川的票并接站。我查了一下时间，车是凌晨三点到，我提前一小时动身去接他，漫天大雪使司机几乎看不清道路，五六公里竟然走了一个小时，等我们进站去，已是人去车空。荡荡然的站台上，远远望去伫立着一个小老头儿，我们跑过去，他面对鹅毛大雪，竟然没有认出我来，依旧木然而立。我大声叫徐先生，他明白过来，像在大海里突然得到一只救生圈一样高兴。接进温暖的宾馆里，他有点亢奋，一反矜持的常态，喜形于色地大声说话。次日，依旧茫茫大雪，回程车票是晚上的，白天他无处可去，便同我一起到办公室看书，兴致来了，我拿出好纸，他便写字，写了几幅篆书，然后便信手漫笔写行书，边想边写，写他在山东看到某一名人(笔者隐去其姓名)写的篆书，如何丑怪不堪；又写乘车来到郑州，茫茫大雪中刚田来接他……又顺手写五言诗：“济南到郑州，千里覆冰雪。来岁必丰收，念念心内热。良友驱车来，解我途中厄……”四尺对开横写，一纸不足，复续一纸，成一八尺横卷，送给了他的老友郑州大学齐冲天教授。写完后问我：“我的这支笔好用吗？”我未用过，说不准，但见他用得得心应手，便泛泛地说：“好用！”“好用，就给你留了。”没想到他今天兴致如此高，我拜领了。这支笔细长而健，好像是外裹羊毫中柱鬃毛。我看他写字，执笔很低，这样写他那规整的小篆或中山王器上的篆书才能工稳，悬肘离案，挥运无拘。由于他对篆法结构谙熟于胸，他写铁线篆的速度并不慢，行笔不疾不徐，线条清健之中带有涩意，这与一些写带有甜熟味的小篆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看先生写字，执使转用，映带左右，如庖丁寻隙，不以目测而得神遇；又如观淑媛抚古琴，不觉与之相应相和。

此后不久，大概不到一年时间，突然接到徐先生去世的讣告。惊愕，悲哀，伫立良久。想起了他曾说过：“我有一些想法，我的字要再求变化。”正当先生厚积薄发，将有所突破之时，生命的时针戛然而止了。想起邓散木晚年探索着将大、小篆糅合在一起写草篆，虽不算完美，但显示出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将有大的突破；看徐无闻晚年写的草书，其中的狂放之意也显示着他将对自身的审美惯性有所突破，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世事本来就是如此无情！噩耗虽来蜀道难，我自然去不了四川，便写了一幅字用特快专递寄去，以寄托哀悼。我用甲骨文写了“其人如光风霁月”，落款写道：“用徐无闻先生所赠之笔写先生所集甲骨文之句，以颂先生之品格，祀先生之英灵。”后来听朋友说这幅字在徐无闻先生的追悼会上展示了出来，我甚为欣慰，又听说追悼会结束时在忙乱中这幅字被某君悄悄收藏去了，我又有些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