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珊

长江经济带在地理位置上横跨我国从西至东三大板块，东起上海、西至云南，途经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江西、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共9个省2个直辖市，无论是在人口还是经济方面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调研时首次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治国理政方针，随后有关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各类指示性文件接连出台，涉及黄金水道、生态环境、产业升级、立体交通等诸多方面。其中，2016年3月审议通过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总体要求以及目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了解沿带11省市在这些任务和要求方面的综合发展情况，将有利于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进一步推进，特别在“十四五”伊始之期，更有助于明确接下来的工作部署。

对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已有部分学者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综合评价方面，这些学者的结论基本一致[1-3]，即目前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高，但呈上升趋势；区域内的耦合协调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下、中、上游且东西部差距较大。在单一指数方面，空间格局不尽相同。例如社会发展的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为下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上游地区，资源与环境发展的空间格局为上游地区高于中游地区高于下游地区[4]。这表明不同区域的相对优势是有所差异的。对此，也有学者专门进行了定量研究，比如在空气质量方面是西优东差[5]，在水资源承载力方面是东小西大[6]，在产业创新方面是东好西差[7]，在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方面是东高西低[8]。

但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鲜有研究的指标体系是针对国家下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任务和目标来构建的。除此之外，也少有学者将沿带各省市的“发展速度”增添到综合考量模型中，也就是说大多数研究仅限于各指标的年末值，或单独考察其随时间的变动情况。介于年末值代表的是多年工作的累积成果，受最初资源禀赋的影响较大，而年间同比增长率能反映出各省市一年的努力成效和尚可挖掘的发展空间。因此，结合国家发展需求，综合考虑这两类变量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本文在借鉴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指标基础上，按照国家对长江经济带发展的任务与目标，补充并确定了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PSIS法分别测算出11省市的年末存量得分、年间增速得分以及两者线性相加后的总得分，观察不同情况下的排名差异和分布特征，在从指标层面剖析出可能性原因后，依据所得到的结论对不同区域综合发展水平的改善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思路

1.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的确定

根据国家下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本文将文件内提到的目标与要求归纳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开放程度、社会建设和创新能力五个方面。例如，“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对应的是生态环境层面；“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市场主体创新能力”对应的是创新能力层面；“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应的是社会交通建设层面；“实现双边开放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应的是开放程度层面；“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应的是经济发展层面等等。再借鉴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1-3，6-8]，本文研究的指标体系包括下表1中的5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

2.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

在获取到上述指标的年末数值后，运用熵权TOPSIS法先测算出11省市各年份的年末存量得分与排名；再以年度数据为基础，计算出各指标相邻年份间的变动率，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出11省市每年的年间增速得分，将二者进行线性相加后得到总得分与排名。在此基础上，分别研究前后两种模型下综合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布特征和差异，以及这些特征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并从相应指标层面分析原因，探究影响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另外，为了改善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现状，又在相关模型中加入时间权重，直接从一级指标分析不同区域的发展短板，最后结合研究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二）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采集性，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2011～2017年的相关数据，原始数据取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由于常住人口数量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地的交通需求量，本文社会建设一级指标下的各项交通线路长度的“人均”是相对于客运量而言；又考虑到从事科研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人员才是相关R&D经费、科研项目、发明专利的需求者、申请者和创造者，本文创新能力一级指标下的各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人员的“平均”是相对于每年R&D全时人员数而言。

表1 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指标

2.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熵权法的TOPSIS综合评价法。熵权法的使用目的是计算出每个指标的权重，而TOPSIS法是目前常用于效益评价的一种综合评价方法。设研究对象数量为m，指标数量为n，具体研究步骤如下：

为统一各指标数值所代表的评价含义，并消除原始指标单位及其数值数量级的影响，需要先对各指标进行正向化和无量纲化。这里采用极大极小值以及均值的方法分别对正向指标、负向指标、中间指标进行标准化[2]，设标准化后的各评级指标值为x′ij。在此基础上可计算出各评级指标的权重wj、到正、负理想值的距离D+i和D-i（其中，r+j为评价指标数据中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r-j为评价指标数据中第j个指标的最小值），以及各个研究对象的相对贴近度Ci，Ci的数值即为得分（Ci越接近于1，表明评价对象越优）。以上计算公式如下：

在计算出11省市各年份的年末存量得分Ci和年间增速得分C′i后，通过线性相加得到综合得分Gi(tk)并进行评价分析，公式为：

为了得到沿带11省市在研究时段范围内的整体发展情况，将对时间进行二次加权，介于年份越近越有参考价值，公式为：

依据上述得分Gi与Gi(tk)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差异分析，探究其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其次，再以五个一级指标为研究单位，用同样的方法分别计算出下面所设二级指标的权重，以及11省市对应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开放程度、社会建设和创新能力得分。结合前面的计算结果推算出影响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并根据五个一级指标的排名算出上、中、下游的算数平均值，进而分析长江经济带三个区域的发展短板，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年末存量得分的比较分析

通过前面章节介绍的方法，沿带11省市2011年至2017年综合发展水平的年末存量得分的计算结果如下图1所示。

整体来看，沿带11省市综合发展水平具有“一枝独大”、“两极分化明显”的特点。从图1中可以看出，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归属历年未变，分别是上海市和四川省，并且两者的得分相差甚大。除此之外，不难发现历年位居第二名的分值与第一名同样不在一个等级上，得分不及后者的一半，两极分化实为明显。但总的来说，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下游、中游、上游。

具体来看，为分析造成上述分布特点的内在原因，本文又以一级指标为单位，分五次计算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历年来的得分与排名。结果表明，这五项一级指标所占权重的大小依次为经济发展、开放程度、社会建设、创新能力、生态环境，且前两项指标的综合影响权重高达60%。另外，在研究期间内，上海市在经济发展、开放程度和创新能力三个一级指标下的历年得分均为第一，并且与第二名相比具有绝对优势，即与位居其他名次的省市差距显著。而四川省在所有一级指标下的排名都处于中等偏后，其中名次略有优势的指标项得分值又太少，无法与排在自己身后的省市拉开差距，因此总排名反而落后于地理位置劣于自己的贵州省和云南省。

（二）综合得分的比较分析

上述排名无法反映这些省市每年的努力成果。于是，参照前文相应步骤，考虑年间增长速度后的综合得分如图2所示。

整体来看，上海市几乎包揽了研究年限内的历年冠军，这点与前一小节结论一致，但是加上“每年增长速度”这一影响后，其他名次的归宿没有明显规律可循，且相近名次之间的差距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具体得分值来看，2011～2014年两极差距有逐渐缩小的趋势，均向中间靠拢，2014年之后，又开始发散。根据单独的年间增速得分情况，发现原因是上海市在“增速”方面并不占绝对优势，并且自2012年开始至2014年，名次较前的省市集中在贵州至湖南一带的上游和中游，上游的表现尤为突出；而这一局势在2014年过后又逐步恢复到原态，中上游的发展劲头开始削弱。

上述变化阶段说明，国家对中西部的政策倾向的确会有助于相关省市的发展，并且这一效果在政策出台的头几年尤为明显。因为发展基础薄弱的劣势在短时间内会被掩盖，但是从长远角度来看，位于长江经济带上游和中游省市的发展速度仍会受到其原本资源禀赋的限制。因此若想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分析沿带各省市目前的短板，但因该模型下省市层级的排名并无明显规律，上、中、下游各区域内的省市在发展基础、技术水平等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可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的区域短板进行分析。

图1 2011～2017年沿带11省市综合发展水平年末值得分及排名

图2 2011～2017年沿带11省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总得分及排名

（三）一级指标分项得分的比较分析

按照公式（10），先计算出长江经济带11省市在整个研究期内的一级指标得分与排名。因五个一级指标的得分范围不同，平均得分并不能反映相应地区所在的排名段位，所以直接对各省市的排名进行汇总平均，结果如下表2所示。

根据表2可知，长江经济带下游区域的短板是社会建设，经查历年的原始数据发现，下游省市在权重较大的人均铁路、人均公路方面的平均得分均排名最末；中游区域的短板是开放程度，具体是在权重较大的人均对外贸易金额方面位居劣势；同理，上游区域的短板是经济发展，这是由于上游省市的人均一产增加值占比普遍较高。

以上实证结果亦可从现实因素分析，位于下游的四个省市由于临近入海口，开放程度较大，经济最繁荣，人流量必然也较大，对各类交通有更高的需求，但是也正因为地理位置，下游领域的土地面积整体不大，无法布施更多的铁路、公路；中游的三个省市因位居大陆腹部，既不临海，又不跨国境，国际贸易很难打开；上游的四个省市属于我国西部，贫困地区较多，土地等资源又比较丰富，因而很多地方仍以最原始的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

（四）结论总结

1.通过年末存量的历年得分与排名情况可知，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不均衡，“一枝独大、两极分化”的特征较为明显，上海市遥遥领先，四川省垫底；按照一级指标再次计算后，发现这是因为上海市在综合影响权重高达60%的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两方面有压倒性优势，而四川省则不具有明显的能够拉开差距的相对优势。

2.将“年间增速”纳入综合发展水平的测算模型中后，上海市的整体排名依旧位列前茅，但是与沿带其他省市间的差距明显减少。表明在发展增速方面的排名分布特征与发展存量时有所不同，国家的政策导向会给目标区域带来快速增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禀赋对这些地区发展的限制也会愈加明显。

3.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区域的一级指标平均排名分析可知，铁路、公路类的基础建设是下游地区的薄弱项；对外贸易是制约中游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经济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比较大是上游地区面临的问题。

三、意见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一条重要的经济带，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理应成为十四五阶段的重要部署之一。基于国家的政策导向，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得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是目前与下游地区间的区域差距仍然比较大。因此，为早日实现相关规划目标，需在保持且完善各省市、区域自身优势的前提下，针对上中下游的发展短板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

根据研究结果，上海市应该继续确保自身的整体发展不断改善，其余地区则需明确自身的优劣势，有针对性地克服短板，提升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可持续性，缩短区域差距。比如下游区域应该利用现有的先进资源在5G技术与网点建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方面找到新的增长点；此外，还需按照国家《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要求，探索铁路、公路、轻轨等地面交通的创新建设，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通勤时间长的现实问题。中上游区域均需“全面发展”，可通过纳人才、招企业、引资本等手段提升自身的资源禀赋；除此之外，中游省市还应依托本土的特色企业和龙头企业，借助当地知名高校的国际项目，积极开拓对外贸易业务；上游省市则需要格外重视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加大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智能制造，同时革新传统农业，促使其形成“农业+互联网”“农业+大数据”“农业+智能”的生产销售模式，以此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帮助更多人实现脱贫。

表2 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综合发展水平的平均排名（分一级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