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武先

司马相如（前176—前117）[1]，字长卿，生于蜀郡安汉（今四川蓬安），长于成都，西汉文学家，汉赋奠基人;汉景帝时举为郎，任武骑常侍，旋即游梁而作宾客;武帝时复入宫，历任郎、中郎将、孝文园令。述其生平，经世不特安边西南之功，逸才无愧“辞宗”[2]“赋圣”[3]之名，至情多有淡泊率真之举。

一、事功贵维新而守道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4]。欲立非常事功，须破寻常窠臼。“破”与“立”的遵循，在于别开蹊径以拓展正道、顺应大势而新立格局。司马相如着眼民族融合，建言仁义之道，奉行和平之策，创造性解决西南民族问题;尤其“华夷一家”的提出与探索，备受历代推崇，恒有借鉴意义。

“和”解危机，息兵平怨。处弱势而不卑，居强势而不亢，不屈从于威武，体现骨气;不以威武屈人，彰显胸怀。这种“士”的修身理念，贯穿司马相如取道于“和”、致力“天下晏如”的治平实践。汉武帝当政之初，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秦末汉初的战争创伤逐渐愈合，百姓渐趋富足，国力日显强盛。于是北击匈奴南伐越，以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和民族问题，成为实现“大一统”的首选、开疆拓土的常态。在此背景下，司马相如首次出使西南夷，开启了安定西南各族的历程。当时，中郎将唐蒙征调巴蜀士卒通南夷道，大耗民财，并诛杀了僰人部族首领。愈是武力弹压，愈是遭到抵抗。巴蜀各族极度恐慌，变乱一触即发。“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等，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5]相如到蜀，审时度势，摈弃威权强迫，悉心察原委，竭力平民怨，发布《喻巴蜀檄》，阐明开通西南夷道路，乃为“存抚天下，辑安中国。……靡有兵革之事，战斗之患”;唐蒙劳民伤财、擅权滥杀，并非天子旨意，应受责罚。司马相如重点晓喻巴蜀士民“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6]，不以武力胁迫，而凭借檄文明理，平息巴蜀士民怨愤之情，消除西南各族敌对之意，化干戈为玉帛，确保了南夷道顺利平稳开通。言为心声，檄文动情晓理之妙，应本于胸怀黎庶、怜爱苍生的“平和”之心。

“仁”怀天下，等视华夷。居高临下施舍恩惠，不过慈悲的表象;真实践行众生平等，才是仁义的本质。心系天下各族、追求和谐融洽，更能体现“仁者爱人”的真挚。“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7]，是司马相如略定西南的出发点。作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既耳熟能详巴蜀被秦国武力征服的残酷历史，又亲眼所见巴蜀融入中原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现实。他回顾历史，审视现实，深知推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融合，既利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巩固，又利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繁荣。但朝廷在开通西南过程中，一些巴蜀民众甚至朝中官员却认为，“割齐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无用”[8]，得不偿失。“齐民”对“夷狄”的优越感和歧视性，实为民族融合的认识障碍。为此，司马相如突破夷夏之间的观念桎梏，鲜明提出安定西南的路径是“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诛伐于彼”，目标在于实现“遐迩一体，中外禔福”[9]。史载“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10]。司马相如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跳出中外有别、夷夏各殊的局限，主张并探索华夷同为一体之道，无疑具有见识长远性、现实开创性。

“新”开蹊径，安定西夷。灼见真知，源于立足需求的现实探索，贵在启迪济世的可行举措。南夷道打通之后，司马相如建言武帝开通西夷道：“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11]，并以中郎将身份受命出使。其至蜀，吸取唐蒙开通南夷道时与地方对立的教训，仁化天子使臣的威严，与蜀郡官员坦诚交流，和家乡父老平易接触，争取汉族士民支持。他进而深入各地了解实情，礼待各族长老共谋实策，着眼边陲开发、各族相安，灵活采取“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等办法，“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12]，拆除边隘、打通关道，设置郡县。虽然，由于朝中关注重心转移、公孙弘等大臣持续反对，西南夷道的开发一度中止;但司马相如的经略之举，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大一统”版图奠定了基础，为张骞出使西域及开通南方丝绸之路创造了条件。其采用的委任少数民族首领为吏的做法，衍变为后来的土司制度，成为历史上稳定西南民族地区的重要方略。以此而言，称其安边之臣，名副其实。

“天朝气象万情摅，秦尚通夷况汉与。冉笮更开千里道，华夷从此一家如。”[13]通西南夷道，开“华夷一家”之先河，司马相如对中华多民族和乐相处的开创性贡献，不言而喻。

二、文章重经世而致用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4]。传世之文章必有经世之利用，或资政治国，或教化济时，或继往开来。司马相如“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15]，诚然。观其辞赋文章、著作学问，就经世致用而言，多“有可观采”处。

美刺谲谏，应时资政。文人的价值在立言，立言的可贵在致用。自古有风骨的文人，少见粉饰太平的附和者，多为褒贬现实的评论家。献策谏言，尽士子本分;匡时致用，显文人担当。考察司马相如存世文献，大多饱含“讽谏”精神。“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16]，可谓公允。《谏猎疏》以“明者见远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者也”，提醒治国要明远见、重细微。其《上林赋》以“此泰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讽谏为政须戒奢侈、尚节俭;以“发仓廪以赈贫穷，补不足，恤鳏寡，存孤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始”，规劝天子恤民生、修仁德。《哀秦二世赋》以“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呜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坟墓荒秽而不修兮，魂无归而不食”，警诫反思历史、莫蹈覆辙……司马相如虽受朝中角色限制而少直谏之文，然借题发挥，亦振聋发聩，收效甚著。《史记》载，他奏上《子虛赋》《上林赋》后，“天子以为郎”;“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封禅书》让“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试哉”……由此观之，虽“忠言逆耳利于行”不可否认，“文官不畏死谏”精神难能可贵，但以“善谏”的方式表达“忠言”，是否更“利于行”？是否值得谏言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