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首先必須指出，“零号病人”这个概念源于一次误解。1980年艾滋病刚在美国暴发时，美国疾控中心（CDC）在加州发现了40多名同性恋病人，并根据他们的性关系画了一张传播图，其中有个名叫盖尔坦·杜加（Ga·tanDugas）的空乘人员位于很中心的位置。但此人并不是加州人，只是一个经常路过加州的法裔加拿大人，于是研究人员在他的名字后面标了一个字母O，意思是说这个人来自“加州之外”（Outside of California）。没想到这张图被一位记者看到了，他错误地把字母O看成了数字0，觉得这个数字很可能意味着此人位于病毒传染链条的起始点，于是便给他起了个外号，称其为“零号病人”（Patient Zero）。

可惜这个判断是错误的。201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杜加并不是艾滋病病毒的源头，而是这个病毒的受害者，在他被感染之前，艾滋病病毒早就在美国流行了一段时间了。除此之外，艾滋病也不是1 980年才从美国加州开始暴发的，而是早在1970年代初期就从加勒比地区传入了美国。传染方式也很可能不是通过不洁性交，而是通过被污染的血液制品，因为1970年代时美国医院所使用的血液制品大部分来自海地。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零号病人”是一个被误解的概念。传染病不一定非得从某个具体的人开始流行，病原体完全可以通过多个源头传给人类。不但如此，即使源头只有一个，要想发现它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很可能需要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如果研究机构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轻易地公布所谓“零号病人”，或者相关媒体不加约束地对“零号病人”胡乱猜测，不但有可能制造冤假错案，甚至还有可能误导公共卫生部门，妨碍对新型传染病的防控。

话虽这么说，但追踪传染病源头的工作却仍然要做，这就必须引入一个新的概念来代替它。流行病学研究领域经常使用“索引病例”（Index Case）这个词来代表某特定群体当中第一个被发现的感染者，此人并不一定就是这个传染病的第一位感染者，但在通常情况下，此人会被认为是该特定群体的核心传染源，对传染病的防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历史上最有名的“索引病例”名叫玛丽·马伦（Mary Mallon），外号“伤寒玛丽”。她是一位极其罕见的健康带菌者，虽然体内携带了大量伤寒杆菌，却没有发病，这就是为什么她一直不肯和疾控部门合作，并数次通过改名而逃过了隔离。也正因为如此，没人知道她一生中到底感染了多少人，并导致了其中多少人死亡。这件事充分说明，传染病的传播者很有可能是无辜的，他们不是故意这么做的，我们不能轻率地对他们进行道德审判，这么做很可能导致逆反心理，结果反而更糟糕。

类似“伤寒玛丽”这样的人还有一个更常用的名称，叫做“超级传播者”（Super-spreader）。前文提到的杜加虽然不是“零号病人”，但却是一名标准的“超级传播者”。当年的“非典”（SARS）也有一个很著名的“超级传播者”，他就是来自广东省的刘剑伦医生。全球8000多名“非典”感染者当中大约有一半人可以追踪到刘剑伦这里，其中大约550人不幸死亡，包括他本人在内，这个数字占到总死亡人数的70%，说明他身上的这株病毒确实相当厉害。

如果把这4000多位感染者看作是一个单独社群的话，那么刘剑伦就是这个社群的“索引病例”。正是通过对刘剑伦的追踪，科学家们才首次确定了“非典”的病原体是一种冠状病毒，并摸清了这个病毒的传播规律，为各项防疫政策的迅速出台奠定了基础。当年针对杜加的研究也起到了类似的效果，这几个案例充分说明了“索引病例”的重要性。

不过，刘剑伦医生并不是第一例“非典”感染病例，他身上的那株极其厉害的“非典”病毒很有可能来自他看过的某位病人，但因为当时情况混乱，具体是哪一位已不可考证。

对于像“非典”这样的“人畜共患病”（Zoonosis）来说，找出第一个被传染的病人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病毒很可能藏身于某种动物体内，很难被发现。但因为某种契机，这个病毒要么发生了基因突变，要么和另外一种病毒发生了基因重组，导致其具备了感染人的能力，从而跳过物种分割线，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此后，这个病毒仍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虽然它感染了某个人，但却仍然不具备人传人的能力，其结果就是被感染者死亡或痊愈，该病毒株从地球上消失，甚至没人知道它曾经来过。

第二，这个病毒已经具备了人传人的能力，并从第一位传染者开始扩散，这就是一种新型传染病疫情的开始。流行病学领域将第一个具备人传人能力的感染者称为“原发病例”（Primary Case），这是一个更为关键的概念，只有找出“原发病例”，才能精准地描绘出这个传染病的整个传播链条。

为了找到新冠肺炎的“原发病例”，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明斯特大学的科学家决定采用“系统发育网络分析法”（Phylogenetic Network Method），对世界各国科学家公布的首批160个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进行分析。这个方法最早用于研究人类进化，因为科学家们发现早期人类进化路径相当复杂，最古老的分支很可能和新出现的分支相并行，彼此之间不断发生杂交。因此，该领域早年间采用的“树状分析法”（Tree-building Method）并不能很好地描述人类的进化路线，只有采用网络分析法才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出早期人类进化的复杂性。

研究结果证实了科学家们的猜测。新冠疫情早期出现了5种病毒亚型，其中A型最为古老，武汉流行的主要是源自A型的B型，欧洲流行的主要是源自B型的C型。但武汉和欧洲也有A型病毒存在，所以说这个结果并不能证明美国就是新冠病毒的源头。

科学家们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20年4月8日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上。这篇论文反映了新冠疫情暴发早期的情况，相当于超新星刚开始暴发时拍的一张快照。作者认为，此后该病毒出现了太多的基因突变和交叉感染，已经很难描绘出病毒传播的清晰图像了。但无论如何，新冠病毒的传播方式和早期人类进化的模式非常相似，两者都很难用一幅简单的树状图来描绘。

换句话说，新老病毒应该是同时存在和传播的，其传播路径更像是一张网，把整个人类罩在其中。这个“零号病人”的概念既不准确，对于疫情防控工作来说也没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