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 孙业红 苏莹莹 焦雯珺

[摘    要]旅游解说是实现旅游目的地与游客之间有效沟通的桥梁，发现和挖掘解说资源是旅游目的地解说系统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社区居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对遗产地历史文化及旅游资源最为了解。鉴于此，文章运用欣赏式探询研究方法，从遗产地社区参与的角度探究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护区龙现村社区居民认知的旅游解说资源以及当地社区可参与旅游解说的途径。研究建立了以主体旅游解说资源和辅助旅游解说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体系，并以龙现村实地调研获取的第一手数据为基础，进行了实证分析与可视化空间分析与展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遗产地社区参与旅游解说的相关途径。分析发现，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认知中的解说资源更具象化，多与社区居民自身生产生活息息相关;龙现村解说资源的空间分布以村庄内聚集式分布和村庄周边块状分布为主，集聚程度从居民居住地向村外梯度递减。这为旅游解说资源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为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建立和完善农业文化遗产解说体系奠定基础。

[关键词]旅游解说;解说资源;社区参与;农业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5-0075-12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5.012

引言

旅游解说是实现旅游目的地与游客之间沟通交流的桥梁。有效的解说活动不仅可以为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信息，还能提高游客对目的地资源价值的认知与理解，培养其对目的地的保护意识，促使游客以欣赏的态度去了解、熟悉某个地方、某段历史或某种文化。近些年对旅游解说的研究逐步聚焦到解说的各个方面，包括解说对象[1]、解说技术[2-3]、解说方式[4]、解说效果[5-6]等。然而，关于旅游解说的关键要素——解说内容，则研究较少。事实上，对解说内容的发现与挖掘是旅游地解说系统建设的基础，只有充分了解本地区的解说资源，才能明确解说技术与解说方式，进而完善解说系统。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7]。它是一种可继承的活态遗产、一种社会经济生产方式，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更强调复合性与系统性[8]。当地社区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也是一种旅游资源。社区居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其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适宜本地区生存与发展的完善的实践与知识体系，包括技术、技能、习俗、信仰和价值观等，他们对自身社区的潜在旅游资源与发展认识最为深刻。然而，在实际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往往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参与”，参与主体主要为地方政府及相关旅游企业[9]，这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初衷是相悖的。尊重当地社区的主体地位，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关键所在，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参与有效途径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农业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历史文化价值独特，然而，目前大多数游客到访农业文化遗产地仅停留在浅显的观光阶段，体验不足，对遗产内涵认识不清，遗产地教育功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10]。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教育与科普，需要通过旅游项目、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的设计增强所有相关利益者的遗产内源性保护意识，同时通过正确和有趣的遗产解说实现传统农业文化代内与代际间知识的传递[11]。农业文化遗产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旅游发展模式、旅游影响以及旅游社区等方面，关于解说体系建设缺乏系统、直接的叙述。基于此，本文从社区参与的角度出发，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研究对象，运用欣赏式探询（appreciative inquiry）方法，探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解说内容与社区居民在解说建设中的可参与途径，以期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为农业文化遗产解说体系的建设提供基础。

1 文献回顾

1.1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

社区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Tonnies提出，认为社区是由居住在某一特定地域内的人们结合而形成社会群体，继而形成多种社会关系，从事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实体[12]。旅游社区是一种独特的社区形式，其所在的地域具备特有的旅游资源和独特的旅游功能，目前，学界对旅游社区的概念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是指在农业文化遗产地主体资源（农业文化遗产）基础上，能将遗产资源与农村地区传统资源通过旅游发展等形式轉换为旅游资源，并通过开发不同形式的旅游吸引物来满足不同旅游者的基本地理单元，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载体。根据孙业红的观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与其他旅游社区相比，有其自身特性：第一，它更强调社区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作用，鼓励社区居民长期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经营;第二，它更强调社区对旅游发展的重要作用，当地社区居民要参与旅游发展与利益分配，部分居民可直接参与旅游发展决策;第三，它更强调传统资源的多种价值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传统农业资源在提供粮食的同时，或因其规模宏大而产生景观效应，或因特殊的物质品种、历史悠久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和特殊结构而产生的生态、教育、休闲、科研等功能与效益[11]。社区作为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关键利益相关者，研究其组织结构、空间结构，以及其本身蕴含的旅游资源禀赋对农业文化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2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

解说，即解释说明，本意是指用简单概要的文字、语言把事物本身的形状、特征、性质、成因、关系等表达清楚。解说研究始于解说之父Tilden于1957年出版的《解说我们的遗产》一书，他认为，解说是一种教育活动，即通过原始事物，利用游客的亲身经历及借助于各种演示媒体做到意义和关联的启示，而并非仅是事实的陈述。解说本质上是一种教育行为，意图在改变游客行为[13]。后有学者从服务功能的角度考虑，认为解说是一项面向游客的服务，其目的在于告知与取悦游客，并阐释现象背后所代表的含义，依托提供相关的信息来满足每一个游客的需求与好奇，同时又不偏离中心主题，激励游客对所描述的事物产生新的见解与热忱[14]。另外，从解说整个过程来说，解说是一种沟通方式，且解说过程具有4种特质：欢快的气氛、针对性内容、目标游客群、组织逻辑性以及中心主题[15]。以上对解说的定义都表明解说是一个“中介”，利用其搭建观众（游客、参与者等）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使其更为全面地理解与享受[16]。即解说是运用某种媒体和表达方式，使特定信息传播并到达信息接受者中间，帮助信息接受者了解相关事物的性质和特点[17]。

解说与“环境解说”“自然解说”“遗产解说”“旅游解说”等说法存在相互混淆与混用，部分学者认为其从本质上来说并无差别，仅是在解说内容与目标上有所不同[18]。本文把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归于旅游解说的一种。但从解说内容与解说方式上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又有其自身特性。首先，从解说内容来说，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遗产，其农业生产、知识、经验、技艺和农业生物多样性等都是必不可少的解说资源，而这些解说元素都与当地社区居民息息相关，当地农业社区居民掌握着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导权，离开了当地社区的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就不复存在，更无法成为愉悦旅游者的资源。当地社区本身也是一种珍贵的解说资源。其次，从解说方式来看，农业文化遗产社区居民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最好的践行者与展示者。农村居民从事农事活动本身就是参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的重要形式[19]。

解说资源是解说工作开展的基础与关键，解说资源贯穿整个解说过程，解说就是要把解说资源通过某种方式传达给游客。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了解、体验、享受的物质与精神对象统称为解说资源[20]。本文所说的解说资源是指从社区主位的角度考虑，去发现农业文化遗产地具备解说价值的旅游资源。此外，研究表明，旅游资源分布格局直接影响解说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如资源丰富地区一般都会设计多种解说方式以满足游客需求，解说牌一般设置在景区入口、岔路口、重要景点处等。

综上所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应是以社区为核心，将遗产地解说资源通过某种方式或媒介展示或传播给游客，帮助游客了解和体验农业文化遗产，从而实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教育与普及功能，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即农业文化遗产社区是核心。从社区与解说资源的关系来看，解说资源来源于社区，社区是解说资源的创造者与传承者;从社区与解说的关系来看，社区会影响解说系统规划，如解说媒介的选择与解说活动的设计;从解说和资源的关系来看，资源是解说系统规划与设计的基础，而解说促进了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图1）。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区概况

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俗称稻田养鱼）是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首批试点。稻田养鱼，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生产方式，系统内水稻与鱼类共生，通过内部自然生态协调机制，实现系统功能的完善。这种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在青田已经延续了1200多年，悠久的稻田养鱼历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系统不仅包括农业生产和农业知识，还包括地方风俗、节日、饮食文化等。田鱼干、炒粉干等是享誉海内外的美味佳肴。青田县当地居民有熏晒田鱼干的传统，并将其视为逢年过节、请客送礼的珍品。村里的女儿出嫁，有将田鱼作为嫁妆的习俗。著名的民间传统艺术表演——青田鱼灯舞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护区位于方山乡龙现村，该村有700多年的稻田养鱼历史，具有得天独厚的田鱼养殖优势，稻田养鱼是当地农民世代相传的种养习俗，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养殖田鱼。“有塘就有水，田鱼当家禽”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外，村中现存古建筑吴氏宗祠，历史悠久，是别具一格的浙西南建筑;龙现村还有“一家联合国”的说法，村民家中成员基本都在国外务工，涉及意大利、西班牙、巴西、德國等国家。村委会组织各国华侨收集不同国家的纸币、邮品、工艺品、特色装饰品在各家展示、出售。龙现村旅游发展开始于2006年，至今已有13年，当地社区直接或间接参与到旅游发展过程中，对旅游的概念有一定认知。因此，选择龙现村居民作为直接调查对象，具有研究价值。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欣赏式探询是Cooperrider 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种组织发展与变革方法[21]。它以扎根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为基础，是一种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参与式研究方法。其核心理念是每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系统和社区有许多尚未开发的、激动人心的“积极资产”，将这些资产组合在一起，就能找到“积极的变革核心”。它不再聚焦于以往的问题解决式研究，而是从欣赏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探讨未来可发展愿景。一般说来，欣赏式探询遵循发现（discovery）、梦想（dream）、设计（design）和实现（destiny）4个步骤（4-D）。现这一研究方法已经运用到旅游研究领域中，美国学者Nyaupane和Poudel为了解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附近3个农村社区的保护、生计和旅游开发之间的相互关系，运用欣赏式探询对其展开研究，并将这一研究方法实践为5个步骤，包括扎根（grounding）、发现（discover）、梦想（dream）、设计（design）和实现（destiny）。通过欣赏式探询，不仅可以知晓社区居民的知识、需求和优先事项，且不会使他们与研究者产生距离感。农业文化遗产与其他遗产不同，其农业景观的存在、文化传承以及技术知识体系皆以当地社区为主要行动主体，为调动社区参与积极性，发挥遗产地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本文采取欣赏式探询这一研究方法，期望能够将当地居民纳入当地旅游解说体系中。

考虑到龙现村社区居民多为赋闲在家的中老年人，且农户较少，为最大限度地挖掘当地解说资源，本文将龙现村在住的全部农户作为样本（龙现村户籍农户198户，因大部分到国外或者外地居住，现只有31户长期居住于村中）。正式调研时间在2018年7月29日—8月20日，为期23天，集中对龙现村展开田野调查，包括对龙现居民的半结构访谈以及旅游解说资源的实地调查与地理信息标记，访谈时间大多在半小时以上，最终收集了全村31户村民访谈文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调查过程根据欣赏式探询4-D循环步骤依次进行。

发现阶段，鼓励社区居民去发现本地资源，并一直给予积极暗示，诱导其去探索与发现本地区并未开发的特色资源，主要问题有“您认为本地区有哪些资源可以展现给游客”。

梦想阶段，建立在发现阶段访谈中收集的信息基础上，对已出现的关键主题进一步探索，激励社区居民转化为积极主张的陈述，主要问题有“您认为应该如何利用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以及“您对龙现旅游发展有何想法”，鼓励其详尽描述未来发展情况。

设计阶段，重点是阐明为支持未来发展情况所要付出的实现方式与步骤，结果可能是实现最终目标所需的战略、过程。主要问题有“您认为如何把当地特色展现给游客”“您愿意为龙现做出哪些贡献”等。

实现阶段，将先前所有阶段的问题都连接在一起，询问他们如何将前面的想法与计划以及自身知识与技能应用于实际领域。

3 研究结果分析

3.1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解说资源分析

使用 Rost Content Mining 6对居民访谈文本进行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考虑到调研时龙现村在住居民仅有31户，为最大限度挖掘当地解说资源，在访谈文本的词频分析中剔除重复及无意义词组，得到重复率在2次以上词条共计71条（表2）。其中，“田鱼”“蔬菜”“奇云山”“好吃”“鱼干”是当地居民对本地资源认知中重复率较高的5个词条。另外，“不打农药”“蔬菜”“农家”“野菜”“凉茶”“南瓜”“山药”等词汇均与饮食直接相关，显示当地居民普遍认为美食是最具特色的资源，充分说明龙现村饮食文化习俗底蕴深厚。

通过建立特征词的共词矩阵、分析文本的语义网络图，提取文本中的高频核心词（表2）。观察访谈文本中各词条间要素的关系（图2）发现，“田鱼”为一级词汇，“吃吃”（指品尝当地美食）“风景”“吴乾奎故居”等为二级词汇。其中，“田鱼”又以“田鱼村”“特色”“文化”“龙源山庄”等为关联词汇。语义网络图集中程度不强，特别是“采茶歌”“稻田养鱼”“豇豆”“茄子”“根豆”“红薯”“黄豆”等词语单独割裂开来，与“田鱼”等核心词汇之间不存在关联。在当地人看来，“稻田养鱼”是一种生产方式，很少提起，且游客来到龙现，旅游活动多为品尝田鱼，故而对“稻田养鱼”认知程度不高，仅有个别人提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地居民对本地资源认知相对分散，表现出现代文明冲击下当地社区本地意识的散落。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包括农业文化遗产地农业资源、农业景观、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业技术与体系等主体旅游资源，以及遗产地周围奇山异水等辅助旅游资源。而旅游解说资源是在特定时期，某一旅游地以及与该旅游地有关的一切景观、事物及现象，既要解说使旅游活动顺利展开的相关事物和现象，也要解说旅游地依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等客观事物[22]。本文中，将后者与旅游资源相等同，并以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是否能成为旅游解说资源（主体旅游解说资源），以及遗产地其他吸引游客的旅游解说资源（辅助旅游解说资源）为主要分类维度，总结出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主体旅游解说资源由传统技术与知识体系（稻鱼共生系统、田鱼养殖、鱼干、菜干、水稻等），传统文化（鱼灯、年糕、糖糕等饮食风俗等），当地生物多样性（鱼、水稻、蔬菜如白菜、豇豆、茄子以及苦苦丁等野菜、杂粮如番薯、红薯，以及一些当地药材等），传统农业景观（稻鱼共生景观、蔬菜作物种植景观等）等组成;辅助旅游资源则包括奇山异水（奇云山、方山大溪等）、特色建筑（吴乾奎故居、吴氏宗祠等）、自然环境（空气、气候、水等）（表4）。

总体看来，社区居民认知中的旅游资源与解说资源多与自身生产与生活相关，且具象化，如田鱼、蔬菜、野生中药材等。此外，研究发现当地居民对华侨文化认知情感并不是很强，这一结果与多篇文献中反复提及的概念有较大差异[23-24]。深入分析发现，当地居民更多地把出国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和经济来源，并非作为本地社区传承发展独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实地调查中，村民A这样说，“去国外打工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本地资源太少了，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如果可以的话，以后老了还是要回到龙现村生活。”此外，龙现村居民以吴姓居民和杨姓居民为主，其中，吴姓居民要多于杨姓居民，因不同姓氏之间交流较少，进而出现杨姓居民对吴乾奎的了解不多，吴乾奎故居作为龙现村的特色建筑而认知评价较低的现象。

3.2 解说资源空间分布密度

解说资源是农业文化遗产地进行解说规划与设计的基础条件，其分布格局直接影响遗产地解说活动的设计、解说媒介的选取以及解说项目的开展等。基于此，本文将居民所提及的龙现村解说资源（获取数据时，具化了解说资源表现形式，如将居民提及的野菜包括扫帚菜、八棱瓜等列入，将未能直接表现的解说资源如年糕等舍去）运用GPS工具，跟随当地居民前往稻田，实地测量各种解说资源的经纬度、海拔、种植面积等，最终得到899个解说资源点（表5）。以此为基础，利用GIS空间分析工具进行地图数字化处理，得到龙现村旅游解说资源空间分布图（图3）。但部分解说资源点因相隔距离较近，在地图上出现了重叠的情况。为更加直观揭示龙现村解说资源的空间集聚指向和区域资源丰富度，采取核密度和格网分析工具生成龙现村解说资源分布核密度和多样性图（图4）。核密度可以反映龙现村解说资源的分布特征，通过分析其密度和变化值测度观察解说资源的空间特征呈分散分布还是集聚分布。将核密度分为低、中、较高、高、超高5个等级，颜色越深，表示核密度越高，说明此处解说资源分布更为密集。而多样性则是通过格网图层来体现。格网图层是将龙现村按照统一标准划分为若干个50 m×50 m的像元，观察每个像元里分布的解说资源种类，以此反映某一区域的解说资源丰富度。本文未考虑少于两种解说资源类别的地区，故图例中仅出现2、3、4种解说资源种类。若核密度越高且解说资源种类越多，则该地区资源丰富，且分布较为集中。

就整个龙现村区域来看，解说资源种类丰富，多样性广泛，主体旅游解说资源与辅助旅游解说资源紧密相连，共同形成了龙现村解说资源的分布图。通过解说资源分布图、密度和格网图可以发现，龙现村旅游解说资源集中分布在龙现村西南方向，且大多聚集在村庄内或围绕村庄呈块状分布，集聚程度由居民居住地逐渐向村外梯度递减，呈现多个小中心分散分布的态势，且集聚中心多为解说资源种类繁多的地域，两者是相一致的。其中，集中分布區域以两个中心最为集聚，分别是村庄西南方向吴乾奎故居附近与教堂附近，此两处解说资源种类也比较丰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农业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农事活动的高强度使大多数年轻一代选择去城市谋求新的生计，现今在村内从事农事劳动的居民多为50岁上下的中老年人，导致距离村落较远或海拔400 m以上的梯田遭遇抛荒。因此，居民认知下的村外解说资源较为匮乏，且呈现距离衰减的趋势，这也直接反映出作为“稻鱼共生系统”最为重要的稻田资源并未在很大程度上引起当地居民的重视与认可，遗产地面临着农业凋敝与农村环境落寞的窘况。提高当地社区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迫在眉睫。

其中，吴乾奎故居周围为全村解说资源集聚程度最高、种类最为丰富的区域，其主要分布有稻田养鱼、蔬菜、药材、果树、人文景观等5类解说资源。这与当地地理位置、居民居住点、当地社会习俗等有很大关联。龙现村整个村庄被群山环绕，稻田与村民居住点紧密相连，吴乾奎故居处地势海拔较高，再往上走就是稻田与奇云山，紧挨居民居住点，且龙现村为当地知名的“华侨村”，大多村民（特别是青壮年）在国外务工，村中房子大多闲置，吴乾奎故居附近现居村民较多，故此处分布较为集中。此外，当地村民会在房子周围种植部分蔬菜与水果，以供日常所需，这也折射出当地土地资源紧缺的自然条件、物尽其用的优良传统及遗产地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智慧。

3.3 社区可参与途径分析

3.3.1    解说资源空间分布对解说效果的影响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空间上与当地居民点分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空间分析发现，龙现村解说资源多分布在村庄内且沿居民点分布（图3）。一方面，旅游解说资源与当地居民点地域空间重叠，居民认知程度较高的解说资源如“田鱼”“蔬菜”“鱼干”等大多分布在居民居住点附近，“田鱼”养在村民的房前屋后，“蔬菜”种植在自家农院中，“鱼干”的制作地点在居民家中，便于居民结合其日常生活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解说，易对游客产生吸引力。另一方面，近距离的空间接触使得居民对于很多珍贵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产生晕轮效应，在解说时忽视和漏掉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如“水稻”“番薯”以及水稻与田鱼组合而成的“稻田养鱼”景观及其生态模式，这些都是当地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因大多分布在离家较远、海拔较高的梯田中，居民日常生活中接触程度相對较低，导致了对其认知程度也相对较低（“稻田养鱼”被提及的次数只有9次，“番薯”9次，“水稻”8次，见表2）。此外，地域空间的交错，使得种类和数量繁多的遗产资源存在空间重叠，因此也造成了居民对资源的认知选择，不自觉筛选出部分出现率较高的资源，而忽视部分有价值但出现率较低的资源。居民的认知易受游客需求和偏好的影响。因信息获取与自身经历等原因，游客来到遗产地会对某种资源产生偏好，使得居民对资源的认知逐步向游客偏好倾斜。游客对“水稻”“番薯”等农作物的偏好程度要远远低于“田鱼”“蔬菜”。

3.3.2    基于居民意愿的可参与途径分析

分析发现，目前龙现村农户参与旅游的形式还相对简单，以提供餐饮接待和售卖纪念品为主，其参与解说形式仅为通过旅游活动介绍其了解的农业文化遗产零散信息。通过欣赏式探询得知，龙现村居民具有较为积极的旅游解说意愿，也提出了其未来可参与的解说途径，包括讲解服务、导游服务、解说表演及解说模拟、旅游纪念品、饮食服务等（表6）。分析发现，居民认为的主要解说内容依然依托解说资源的时空分布，充分说明研究旅游解说资源空间分布具有的重要意义。空间上，居民认为的解说内容适合与其住宅、劳作点、农具使用地等结合，时间上则与农时、重大农业节事活动等结合。如农忙时节农户在田里劳作，是农耕用具与农耕技术最好的展示平台，农闲时在家里晾晒菜干或是做年糕，而鱼灯节是展示鱼灯制作技艺、鱼灯表演形式和鱼灯重要意义的最好解说时间等。

结合居民的需求，未来可根据解说资源的空间分布特点设计旅游解说相关活动，将农业文化遗产地传统农业知识、技术经验以及历史沿袭等信息传达给游客，增强游客解说体验，促进遗产地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资源空间分布特点，可引导和倡导当地居民在家门口为游客解说，不仅可以丰富游客体验，增加“真实感”，也可据此设计旅游解说活动，从而丰富当地居民的可参与途径。

4 结论与讨论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教育功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解说资源与解说方式上，二者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居民既是重要的解说主体，也是重要的解说资源。因此，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解说要充分考虑当地社区的有效参与。本文以此为基础，厘清了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社区-解说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了资源在解说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从遗产地社区出发，以欣赏式探询为研究方法，使用Rost Content Mining 6对访谈文本进行分析，研究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核心保护区龙现村社区居民认知的旅游解说资源，并通过GIS空间分析工具将其在地图上进行可视化表达，探讨其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建立了主体旅游解说资源和辅助旅游解说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体系。其中，主体旅游解说资源主要包含农业文化遗产资源，辅助旅游解说资源为遗产地其他吸引游客的旅游资源，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2）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旅游解说可参与途径，当地社区居民在进行解说时应根据生产生活时节进行解说内容的调整与变化。其中，接受较为广泛的解说参与途径为导游引导与讲解、传统农业技术的现场与表演、参与旅游活动组织以及民俗表演等。

（3）将居民认知的解说资源进行实地空间定位，绘制了龙现村解说资源空间分布图以及分布核密度和多样性图，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龙现村解说资源种类丰富、多样性广泛，呈现多个小中心分布的态势。但解说资源大多聚集在村庄内或围绕村庄呈块状分布，集聚程度由居民居住地逐渐向村外梯度递减。解说资源沿居民点分布是其典型特征，故可在居民居住点，由居民随时随地进行解说，增加游客感知的真实性，提高其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认知。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设计要与遗产地的教育与价值普及联系起来，所有解说活动、解说媒介、解说载体的设计都要以此为目标，以增强游客及大众的内源性保护意识。要考虑解说资源与解说媒介之间的匹配度，从不同层面影响游客对遗产地的认识与理解。其次，要与农业文化遗产自身特点有机结合。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动态遗产，其重要组成部分农业生产生活、生物多样性等随时间、季节的推移在不断变化，在旅游解说系统建设中要根据季节不同设计丰富多样的解说活动，如依据二十四节气设计不同的农耕农事体验及主题饮食活动;以农事谚语为基础设计相对应的表演与体验活动，不同季节的摄影采风活动。此外，要充分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可接受与可参与的解说主题。如绘制面向儿童的旅游解说手册与故事绘本;青少年可考虑与研学活动相结合，设计不同主题的研学活动;针对老年人可更多考虑休闲度假、中药养生等方面。最后，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决定了其参与的主体性。社区的完整性是建构遗产地真实性的影响因子，从挖掘解说资源至构建解说系统，都应以社区参与为重要参考因素。社区不只是上述结论中探讨的解说活动参与者，还可成为解说项目的组织者、解说活动的设计者;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生产也应来源于当地社区。应围绕社区居民展开培训与教育活动，提高对农业文化的认识，培育社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使者，增强当地社区地方认同感。

我国现有15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5批118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各具特色。本文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例，得出的结论不可避免带有地域特色以及片面性，开展更多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挖掘，如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遗产地（如遗址型——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城市型——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等），不同地域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以及多案例地的实证研究，是以后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其次，农业文化遗产地与其他类型遗产地、旅游地不同，社区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其在解说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如何丰富社区参与旅游解说途径，发挥社区居民在解说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解说是否可成为当地居民可持续生计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问题。此外，在当今体验经济时代，旅游解说能够增强游客体验，唤醒游客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意识，因此对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纵观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开展的实际性工作很少，部分已经开展的解说工作存在形式呆板、价值传递功能差等问题，需要未来投入更多力量进行农业文化遗产解说的相关研究，对不同类型农业文化遗产解说资源的挖掘、解说媒介和解说途径的构建、解说效果的评估等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传递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促进其动态保护。当然，本文只是从社区角度进行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解说资源认知的一种尝试。毋庸置疑，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解说体系的建立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社区的意见外，还需结合专家、政府、游客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建议，并进行科学的度量和评估，从而形成科学合理的解说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选择合适的解说途径，达到最佳的解说效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李宏， 陈享尔， 郭飞. 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解说对象与内容探讨[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 31（2）： 41-46;53. [LI Hong， CHEN Xianger， GUO Fei. The research of interpretation object and content of ecotourism in nature protected-area [J].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0， 31（2）： 41-46;53]

[2]    钟永德， 罗芬. 旅游解说牌示规划设计方法与技术探讨[J]. 中南林学院学报， 2006（1）： 95-99. [ZHONG Yongde， LUO fen. The study of planning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tourism interpretive panel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Forestry University， 2006（1）： 95-99.]

[3]    潘植强， 梁保尔. 标识牌解说效度对游客地方认同感和忠诚度的影响作用——以上海历史街区为例[J]. 旅游学刊， 2016， 31（4）： 97-108. [PAN Zhiqiang， LIANG Baoer. The influence function of the effects of signage interpretative validity on tourists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loyalty：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historic district[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4）： 97-108.]

[4]   李红翔. 景区解说系统构建及解说方式适用性研究[D].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 2007. [LI Hongxia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pretation System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 in Scenic Spots[D]. Dalia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7.]

[5]   左冰， 周东营. 基于SEM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旅游解说效果评价[J]. 热带地理， 2014， 34（2）： 209-216. [ZUO Bing， ZHOU Dongying. Interpret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ng in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Memorial： An effectiveness assessment based on SEM[J]. Tropical Geography， 2014， 34（2）： 209-216.]

[6]   王婧， 鐘林生， 陈田.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标识牌解说效果研究——以北京松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 旅游科学， 2014， 28（5）： 20-30. [WANG Jing， ZHONG Linsheng， CHEN Tian. Researches on the interpretive planetseffects based o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A case study of Song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J]. Tourism Science， 2014， 28（5）： 20-30.]

[7]   闵庆文.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型[J]. 资源科学， 2006， 28（4）： 206-208. [MIN Qinwen. GIAHS： A new kind of world heritage[J]. Resources Science， 2006， 28（4）： 206-208.]

[8]   閔庆文， 孙业红， 成升魁， 等.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与开发[J]. 经济地理， 2007， 27（5）： 856-859. [MIN Qinwen， SUN Yehong， CHENG Shengkui， et al. Primary study on the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of GIAHSs tourism resources[J]. Economic Geography， 2007， 27（5）： 856-859.]

[9]   王敏， 张璐.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对农村经济的影响[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2（4）： 64-68. [WANG Min， ZHANG Lu. The influenc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on rural economy[J]. Journ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32（4）： 64-68.]

[10]   孙业红. 农业文化遗产文化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N]. 农民日报， 2013-10-11（04）. [SUN Yehong. The main ways to realize the cultur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N]. Farmers Daily， 2013-10-11（04）.]

[11]   孙业红.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M].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8： 51. [SUN Yehong. Disaster Risk Cognition and Adaptation of Tourism Community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s[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Publishing Group， 2018： 51.]

[12]   孙诗靓， 马波. 旅游社区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J]. 旅游科学， 2007（2）： 29-32. [SUN Shiliang， MA Bo. Research of the basic issues concerning tourism communities[J]. Tourism Science， 2007（2）： 29-32.]

[13]   TILDEN F. 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57-60.

[14]   吴忠宏. 解说展示馆成效性之研究以太鲁阁国家公园为例[M].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1997： 229-244. [WU Zhongho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pretation Pavilion： A Case Study of Taroko National Park[M]. Taipei： Garden City Culture Co. ， Ltd， 1997： 229-244.]

[15] SAM H H. Environmental Interpretation-A PracticalGuide for People with Big Ideas and Small Budgets[M]. Golden： Fulcrum Publishing， 1992： 324-327.

[16] 吴必虎， 金华， 张丽. 旅游解说系统研究—以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1999， 14 （2）： 27-29. [WU Bihu， JIN Hua， ZHANG Li. Research on tourism interpretation system： A case study of Beijing[J]. Human Geography， 1999， 14 （2）： 27-29.]

[17] 陶伟， 洪艳， 杜小芳. 解说： 源起、概念、研究内容和方法[J]. 人文地理， 2009， 24 （5）： 101-106. [TAO Wei， HONG Yan， DU Xiaofang. Interpretation： Its origin， concepts， research contents and methods[J]. Human Geography， 2009， 24 （5） ： 101-106.]

[18] 柯祯， 刘敏. 旅游解说研究进展与差异分析[J]. 旅游学刊， 2019， 34（2）： 120-136. [KE Zhen， LIU Min. Progress and difference analysis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2）： 120-136.]

[19] 孙业红， 闵庆文， 成升魁， 等. 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特征研究[J]. 旅游学刊， 2010， 25（10）： 57-62. [SUN Yehong， MIN Qingwen， CHENG Shengkui， et al. Study on the tourism resourc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J]. Tourism Tribune， 2010， 25（10）： 57-62.]

[20] 羅芬. 森林公园旅游解说规划技术研究[D]. 长沙：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05. [LUO Fen. Study on the Technology of Tourism Interpretation Planning in Forest Park[D]. Changsha：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2005.]

[21] NYAUPANE G P， POUDEL S. Application of appreciative inquiry in tourism research in rural communitie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4）： 978-987.

[22] 孙业红， 闵庆文， 刘某承.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利用的多类型比较——以技术型、景观型和遗址型遗产为例[J]. 资源科学， 2013， 35（7）： 1526-1534. [SUN Yehong， MIN Qingwen， LIU Moucheng. Tourism resources utiliz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J]. Resources Science， 2013， 35（7）： 1526-1534.]

[23] 李永乐， 闵庆文， 成升魁， 等. 世界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07（16）： 4900-4902. [LI Yongle， MIN Qingwen， CHENG Shengkui， et al. On tourism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n world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7（16）： 4900-4902.]

[24] 孙业红， 闵庆文， 成升魁， 等.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与区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以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例[J]. 资源科学， 2006，28 （4）： 138-144. [SUN Yehong， MIN Qingwen， CHENG Shengkui，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heritage site—Taking “traditional rice-fish agriculture” of Qingtian county as an example[J]. Resources Science， 2006，28 （4）： 138-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