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昀 保继刚

[摘    要]文章对社区旅游发展较为成熟的阳朔进行历时性的案例研究，探讨目的地层面培育本地居民成长为旅游精英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目的地首先需要预留足够的旅游参与期，让本地居民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介入旅游经营，在参与中成长，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计能力;（2）发挥散客市场的引导教育和外来精英的良性示范作用，能够促进本地旅游从业者商业意识的现代化和经营技能的提升;（3）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适时引导是培育本地旅游精英的重要保障，要谨慎取舍招商引资，让本地居民成为旅游经营的主体，有助于实现地方对旅游业发展的主导控制权，避免被外来资本边缘化。研究认为，培育本地旅游精英对于目的地实现社区控制和规范管理具有积极影响，并且从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就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

[关键词]目的地发展;旅游精英;成长路径;影响因素;阳朔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0）05-0087-11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0.05.013

引言

在旅游发展促进减贫的理论与实践中，社区参与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途径[1-3]。现实中因缺失有效参与而导致本地居民被边缘化的现象已引起较多学术关注[4-5]。有些地区在发展之初即引进大型外来投资财团，缺失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参与期（involvement stage）[6]，“征地拆迁”造成“飞地式”旅游开发[4，7-8]，提供的拆迁补偿和低端就业岗位并不能供应原住民可持续的生计来源[9]。由于被剥夺深度参与旅游发展获得成长的机会，本地居民逐渐失去了旅游决策的话语权而沦为边缘群体[4]，陷入“再贫困”的境地[10]。过度依赖外来资本可能导致旅游地被锁定在“非最优”的发展模式中[11]，造成巨大的经济漏损和地方失控，不利于长远可持续发展。

地方旅游精英作为社区参与中的重要力量，在缓解地方被外来资本控制、实现居民增权和社区能力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12-13]。“旅游精英”不同于传统的“社区精英”，是指在长期深度参与旅游业过程中实现资本积累，完成身份转化，脱离了传统的社会职业分工（如农民等），而成长为旅游经营的主体（旅游餐饮、住宿等经营者），并且拥有一定的社区影响力[14]。由于亲缘与地缘关系，本地旅游精英往往比外来投资者更有主人翁意识和地方精神，更愿意回馈当地社会[12]，为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15]。许多研究表明，培育本地旅游精英有助于提升地方的人力资本，促进普通居民在参与中习得可持续发展的生计能力，最终实现旅游富民和目的地的良性发展[16-17]。

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在目的地发展过程中，本地旅游精英的成长需要怎样的条件和支持环境？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社区旅游发展最为典型的广西阳朔县进行历时性的案例研究，探讨在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中，有利于本地居民成长为旅游精英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以期对其他旅游地的规划开发和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同时对目的地层面如何培育旅游精英进而助益地方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1 文献综述

1.1 社区旅游精英

“精英”一詞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科学领域，并通过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社会精英理论[18]被广为援引。“社区精英”概念是农村社会学和社区参与旅游发展领域的焦点议题[19]，泛指那些凭借特殊才能或优势资源，取得某一活动领域的突出能力，进而在权力、声望和财富等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发展的关键人物[18]。在既有研究中，根据掌握资源和产生影响领域的差异，社区精英多被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等3种类型[20]。

国内的研究者较早注意到，随着社区旅游的深入发展，一些普通居民通过参与旅游业获得财富，成长为一种新的精英类型——“旅游精英”[21]。在实际操作中，为了调研目的，有3个方面的指标被提及：“旅游参与获得成功、为社区作出贡献、拥有社区影响力”[14]，这也将作为本研究筛选受访对象的重要参考。尽管不乏有从传统类型精英流转为旅游精英的个体[22]，但多数旅游精英并不具备原始的资源优势，这些平民旅游精英的培育对目的地发展意义深远，尚未引起足够的学术关注。

1.2 影响旅游精英成长的因素

在旅游精英的成长过程中，有诸多的内外部因素在起作用，但现有文献还未给予充分研究。传统的个案描述能够带来一些学理上的启发，比如对民族社区精英成长的研究发现，个人经验和创新能力是关键的内部条件，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资本是不可缺少的外部因素[16]。旅游业的发展使妇女拥有更多的精英化机会，地方性知识与市场要素以及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促成了女性旅游精英的成功[23]。张丽等通过扎根理论的方法，将旅游社区妇女精英化的因素归纳为经营能力、行为态度、家庭内部关系、个性特质、文化承载和家庭外部关系6个范畴，并认为家庭内部关系和文化承载是旅游精英成功的独特因素[24]。也有研究注意到旅行者的外力推动在培育旅游精英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3]，但并未就该种类型精英的形成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总结提升。

1.3 旅游精英的培育与目的地的发展

旅游精英在目的地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地方旅游业直接和主要的服务者[13]。他们拥有较强的地方依恋感，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复兴中发挥着一定的领导力和规制作用[23， 25]，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积极引导者[25]。个别旅游精英还成为社区旅游的治理者，创造了良性发展的精英治理模式[26]。有研究指出，一些欠发达地区发展旅游业尤其需要培育和支持旅游精英，并充分发挥其榜样和引领作用[16]，促进社区能力建设，为地方提供从旅游发展中受益的最大限度的机会[27]，进而提高基层农村的社会福祉[13]。

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培育旅游精英的理念，与社区参与中倡导的“赋权增能”理论[12]不谋而合。这些旅游精英在参与实践中成长为经济能人，提高了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对市场需求和旅游发展方向更有把握，实现了物质和观念的“脱贫”，对其他居民具有示范性的带动作用，并且更愿意对本地社区履行社会责任[12， 28]，逐渐实现内生性的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部分旅游精英转化为治理精英而实现政治增权，目的地整体的人力资本得到提升，才是持续参与旅游发展的源动力[15]。可见，旅游精英的成长从不同方面影响到了目的地的发展，那么反过来，目的地层面对培育旅游精英提供了哪些內在支持？则鲜有文献深入探讨。

综上，已有文献并没有清晰回答，除了个体禀赋差异、传统资源背景、人际因素和一些外部因素外，在目的地层面，有哪些要素是促成普通居民成长为旅游精英的重要推动力？本研究拟通过对阳朔案例地的研究来探索旅游地发展演化过程中本地旅游精英的培育机制这一问题。

2 案例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况

广西阳朔县是中国开展社区旅游最早、也是最有成效的旅游目的地之一[29]，2005年成为全球首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被UNWTO专家称为“社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典型范例”。在阳朔旅游发展的40年间，大量本地居民积极参与到旅游经营活动中，呈现出“全民皆旅”的景象，诞生了“月亮妈妈”等社区旅游精英[21]，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回顾阳朔的旅游发展（图1），其历程与中国其他目的地有所不同，阳朔的旅游业不是以政府或外来资本介入作为主导发展力量[29]，反而与Butler描述的旅游地发展演化阶段较为相似[6]，在1984年之前属于旅游探查期，仅有零散的过境游客，当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未因旅游而有所变化;1984—1999年游客规模稳定且缓慢波动的增长，本地居民在市场带动下开始参与到旅游接待中，为游客提供一些简便的设施;2000年开始，阳朔进入旅游发展期，并且在2004年之后游客规模快速扩张。2016年，阳朔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2017年旅游接待总人次达到1550万，旅游总收入132.5亿元人民币，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占全县GDP的82.67%，对财政的贡献率超过66%①，旅游业真正成为当地依赖性最强的战略性支柱产业。

根据阳朔县政协2017年的调研统计，在这个总人口仅31.76万的小县城，从事旅游业的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农民占了7.6万。自下而上深度广泛的社区参与是阳朔旅游业起始阶段最显著的特征，很多草根农民因深度介入旅游接待业中，逐渐成长为旅游精英，对目的地发展带来深远影响。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选择阳朔作为案例地具有较好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2.2 研究过程与方法

根据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定性研究为主要方法，通过对案例地展开历时性的田野跟踪调查，采取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非参与式观察等方法获取一手资料。调研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0年8月16日—29日、2011年1月5日—25日，共35天，初步了解案例地旅游发展的社区参与情况，约访本地旅游精英9人次;第二阶段为2014年7月5日—13日、2015年7月8日—9月7日，累计70天，访谈本地旅游精英18人次，访谈内容包括个人成长经历和旅游参与历程、旅游创业经过、当前旅游经营的内容与规模、个人企业与阳朔旅游发展的关系等;第三阶段为补充调研环节，于2018年8月进行，通过熟人介绍接触到阳朔民宿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增加访谈本地旅游精英4人次，直至信息饱和。受访的旅游精英主要从事餐饮、住宿等旅游经营活动，性别方面女性占53%;年龄结构上，40岁以下的占29%，40～50岁之间的占35%，50岁以上的占26%;受教育程度方面，63%的受访者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80后旅游精英多数接受过大专或本科教育。每人次受访者的访谈时长从半小时到230分钟不等，平均访谈时长约为72分钟/人次。

为了使研究资料更为真实客观，整个调研的受访对象还包括了长期见证阳朔旅游业发展的政府人员（含退休者）、外来企业主（包括一些开店时间较长的海外企业主）、其他人员等，用以佐证相关信息，调研样本（表1，仅列出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受访者）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历时近10年的案例跟踪期间，笔者参与了当地旅游精英组织的“十里画廊客栈联盟”“东岭别墅山歌群”等群组活动，持续通过电话、邮件、QQ和微信等通讯工具与关键受访者保持联系，并佐以媒体报道、地方的网络论坛、政府文件等二手资料分析，追踪阳朔旅游精英的成长轨迹。所有受访者信息均采用匿名编号的方式进行整理分析，其中，本地旅游精英编号为L，政府人员编号为G，外来企业主编号为E，其他人员编号为O。誊写访谈录音资料40余万字，综合田野笔记，筛选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质性数据不断归纳编码，形成分析单元，直到不再产生新的话题或类属[30]，最终提炼出本文的观点。

3 旅游地发展演化进程中阳朔本地精英的成长路径

3.1 旅游参与初期：市场引导下的先锋探索阶段

20世纪80年代起，阳朔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景观风貌，成为西方背包客的重要集聚地[31]。这些先锋旅行者多属于有经验的平民型游客，热衷于深度体验目的地的居民生活和传统文化，喜欢跟当地人互动交流[32]。尽管消费不高，但他们人数多居留久，给阳朔的平民百姓带来许多挣钱的机会[33]。正是在西方背包客的带动之下，本地居民开始介入旅游接待业中。

早期的旅游参与者以农民家庭的中青年为主，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多是迫于生计来到西街上的酒店、咖啡厅做服务员。随着阳朔涉外旅游区域的逐步开放，更多背包客深入农家吃饭借宿，一些本地人加入“农民导游”的行列，在互动实践中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与西方游客共同开发诸多乡村旅游线路和玩乐项目，最大程度地参与到阳朔旅游业的发展创新中[29]。

“老百姓为了赚钱……为什么月亮妈妈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主要是为了卖水啊卖其他东西，生活上所迫，必须要学会外语，所以她比一般学生要学得快，有很大的动力在里面，学以致用。”（G5-20111）

“当时为了赚钱，为了养家糊口，为了生计，才去做导游。打工一个月才两百块，还挺累挺受气的。当时就想，做导游没人管，就直接去街上自己揽客。当时揽客比较容易，带客人基本上都是老外……英语都是自学的，我是初中毕业就没得机会读书了，后来就慢慢带老外跟他们聊啊。”（L24-2015）

3.2 旅游参与过渡期：创业经营中的深度成长阶段

在与西方背包客长期的接触过程中，最早一批的旅游参与者增长了对客服务技能，提高了外语交际能力，获得经济资本的同时扩展了社会关系网。这些来自最底层的草根农民，利用参与旅游服务赚取的第一桶金租房开店，成为先锋旅游创业者。“村姑”李莎红便是其中之一，凭借涉外酒店的打工经验，1984年租下西街一门面，做西餐兼卖包子酸菜起家。1990年“李莎酒店”（Lisas Hotel）注册品牌商标，成为阳朔第一家个体形式的涉外酒店。随后，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参与到和外国游客互动学习的旅游经营中，在持续深度的交流中自学英语，开发西餐菜品，摸索经营之道，通过语言沟通、涂鸦招贴和留言本等方式学习游客反馈的评价建议，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同时结交世界各地的朋友乃至事业伙伴，有些应邀出国旅行，视野越来越开阔，潜移默化中学习到一些西方现代化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知识。

“那时候我们接触的，80%以上都是外国人，所以现在用英文沟通没有任何障碍了。在所有的工作学习过程中，我对阳朔的旅游发展从不懂到懂……如果当时没有开这个店的话，我就学不到时新的、实用的管理想法，也不可能学到有用的投资理念，甚至无法了解外国人对阳朔旅游发展的展望。”（L22-2015）

“开头特别难，也不知道怎么操作，很多东西不会做……就慢慢摸索，总会遇到一些客人愿意教你，慢慢就做起来了。”（L23-2015）

在开店经营的过程中，草根创业者们不断深化对客服务，结识人脉，积累资本，更加直接深入了解到旅游市场的需求和规律，掌握时新实用的经营管理理念，也因此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文化自信。他们从最基层的服务员、导游等一步步成长为旅游小企业主，进入旅游业的管理层，获得了深度成长，在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就成为阳朔旅游经营的主体。

3.3 旅游发展期：创业成功后的示范带动阶段

2000年左右，阳朔逐渐过渡到旅游发展阶段，开始有外来投资进入，而本地的旅游精英已经成长起来。2006年，以“李莎酒店”为代表的本地旅游小企业开始进行资本扩张并提档升级，增加店面和服务种类，雇佣本地员工开展规范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技能培训，培养了更多本地人进入管理岗位。这种代际传承的成功示范在吸引一批外出打工的阳朔青年返乡创业的同时，也促进了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自豪感的提升。平民老板开始进入阳朔商会，以本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为社区建设奉献财力和智慧，维护规范的商业环境，推广生态环保理念，组织阳朔民宿协会，推进当地慈善事业，如资助辍学儿童和开展“送温暖”志愿者活动，为目的地的良性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我们这里发展出去的老板也非常多，都是能人啊，出去了一批又一批，都已经成为了现在的老板……我的愿望是有更多的农民和我一样，通过旅游业成长为‘有钱的老板。”（L2-2010）

“像我当时做这个酒店，慢慢就有很多人跟着来……有这样一批在前面带头，就会有中间这批层次的人，像农民啊月亮妈妈他们这些啊，通过一些精英的带动以及游客的带动，都能够成长起来了。所以我说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人，让他们从农民能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国际化的人才，这个视野是很难得的。”（L29-2018）

“我做这个农家乐，把家人亲戚的就业也解决了，然后给他们成长的机会，如果以后自己想办一家酒店的机会都可以……对村里农产品的销路也是有帮助的。我们不用到北上广深背井离乡去谋生活是吧……我希望更多像我一样的人回来做这样的事情，在地的文化就会浓一点，然后地方特色的东西也会多一些。”（L27-2018）

“在环境保护和文化传承方面，可能我们会更加关心一点。因为我们希望做生意不只是现在做将来做，而且下一代也要做。不像外来的投资商那种，今天投资百万希望明年回本，然后该甩就甩，甩完烂摊子什么的就是下一代的事情。”（L18-2015）

4 目的地层面培育本地旅游精英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阳朔旅游精英的成长路径来看，市场引导和深度的旅游参与是其成功的必要条件，下文将重点阐释目的地层面有利于本地居民成长为旅游精英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

4.1 缓慢渐进的旅游参与期给予本地人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自对外开放旅游以来，阳朔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缓慢渐进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不大，游客总量相对稳定[34]，呈现出替代性旅游的特点[35]。在这较长的旅游参与期内，市场特征不构成对大型外来投资财团的吸引力，反而给予本地的普通居民最大限度的旅游从业空间。尤其是一些草根农民以主动介入的方式逐渐融入旅游业的发展[29]，长期的旅游参与实践构成了一种有效的学习机制，慢慢培养了本地人的从业能力和抗风险的韧性，一批批草根创业者成长为有能力有责任心的旅游企业家，使得阳朔成为我国旅游小企业发展较早且商业环境较为规范的目的地之一[36]。

这个阶段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可持续的，不会给目的地带来直接剧烈的重大变化，本地人获得了参与中成长的缓冲时间和从业空间，逐渐完成了从农民到旅游從业者的职业转换，获得了可持续的生计能力，对目的地的规范管理起到积极作用。

4.2 自助散客构成草根居民深度介入旅游经营的市场基础和成长导师

阳朔的旅游业是在接待西方自助散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28]，以背包客为主的散客群体构成本地人介入旅游经营的市场基础。

许多研究表明，背包旅游者是帮助落后地区的农民摆脱物质和观念贫困、实现能力建设的“推进器”[13， 37]。而高度定制化的团队游客行程匆忙，奔忙于收门票的景点，极少与本地人接触。如果阳朔一开始就发展团队旅游，以“月亮妈妈”为代表的本地农民很难有机会通过卖饮料、当向导等方式与游客深入互动，并在参与过程中学会了8个国家的简单语言交流，开创了月亮妈妈农家乐品牌，成为中国旅游精英的典型代表之一[21]。

“那时候老外比较多，主要是背包客，因为阳朔很便宜啊，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本地人就开始做点旅游的小生意，当向导啊卖点饮料土特产，一些人开西餐厅小旅馆，就慢慢成长起来了。”（O3-2015）

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携带者，这些漫游的背包散客充当了本地业主的成长导师。他们以观念和旅游消费启发本地人的商业意识，以实际行动扶植草根农民开店创业，帮助店主起名，设计招贴广告，有些甚至慷慨解囊借钱资助。在长期深入的主客交往过程中，草根创业者从外国游客那里得到了最直接的旅游市场信息，“当时阳朔的第一个网站、国际长途、传真机，都是在外国游客的建议和帮助下开始引进的。”（E11-2015）“西街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游客提出来的，他们满意的，西街的居民和店主就去做，反之就去改进。”[33]“老外开发了第一个岩洞、网络、饮食西化、漂流，都是老外给我们灵感。包括我们以前不会做披萨、磨咖啡，都是老外教我们。”（L23-2015）

在西方游客的引导和草根创业者的推动之下，塑造了“主客关系融洽、商业秩序和休闲氛围俱佳”的“阳朔西街”现象[34]。阳朔作为“背包客天堂”保持着对西方游客强烈持久的吸引力[32]，这种良好的发展环境反过来促进更多旅游企业主的成长，实现了目的地的良性发展。

4.3 海外旅游企業良性示范，促进本地业主的能力提升与诚信经营

1995年以来，相当一部分海外小企业在阳朔兴起，起初分布在西街及周边[38]。随着旅游市场的变化、西街商业化的推进和阳朔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更多海外企业主来到乡村地区，租用当地农民的土坯房，改造成内部装修现代化的饭店，比如旧县村的秘密花园、骥马村的格格树和荷兰饭店等，都是本着环保节约、取材地方的理念，雇佣本地村民，成为当地新的旅游吸引物，带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早期很多海外企业主是从旅行者的身份转化而来，创业不以盈利为首要目的，尊重当地社区，强调和社区的互动，以良性示范提高了目的地居民的个体素质和意识观念，加速了社区的现代化进程[38]。他们带领国际学校的学生志愿者给村民做环境宣教，帮助村民改善自家房屋的清洁排污系统，维护所在村落的环境卫生，以实际行动带动村民保护古民居，激发本地人利用自家房屋开店经营的商业意识，还激励了一些在外务工青年返乡办民宿。

“In our hotel， all the housekeepers， cleaning ladies， kitchen helpers， taxi drivers， waitress， they are from the village. The activities we organize are held in the village. This is sustainable too. That people who live here should make money. They should make their living. They should benefit from tourism in a good way. So that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to help and use the local people. 如果我的店经营的不错，当地人当然应该从中受益。”（E5-2015）

“为什么外国人开的店生意那么好？这里面有经营内容、服务标准、商贸理念这些方面的差别……也有客观原因，他们的知识结构、素质、见多识广这一块，还是比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要好很多）。另外一个我感觉呢，他们老外店主很会揣摩客人的心理，对国内外游客的需求把握得都很好。我们本地业主也在学习这些了……阳朔人也不是天生就会做生意，看问题那么全面的，它还是受到外来人的影响，在这种氛围当中不断提高的。”（G7-2014）

“影响还是很大的，外国人的审美，他欣赏这种在地的东西，在地文化他们很喜欢。还有他们的意识相对来说比我们要超前一点，比方说在环保方面，还有生活饮食、卫生习惯……他们蛮会做生意的，我们也会跟着学，一些理念、管理方式啊……”（L27-2018）

这些海外企业主拥有相对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营理念，深谙游客需求和市场规律，普遍重视诚信经营，以具备现代文明的经营模式对目的地社区起到了积极示范作用，在商业竞争与业务往来中促进本地业主管理能力的提升、对新技术的学习应用以及经营行为的诚信化[38]。

4.4 政府的适时引导和政策保障使社区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

由于阳朔县域绝大部分面积是桂林国家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其土地利用起到了严格的刚性管控作用[39]。在旅游发展的较长时期内，阳朔没有外来大资本进入开发大景区，地方政府为阳朔旅游精英的培育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保障和支持引导。

首先，政府的开放包容保障了本地旅游精英得以成长的市场条件，比如率先给予境外游客同等的国民待遇，通融外国人在阳朔开办旅游小企业等，这是阳朔得以独立于桂林成为西方背包客目的地的原因之一[29];其次，地方政府的适时引导，为原住民搭建了一个自主经营的平台，比如对“宅基地上可以做旅游接待”的变通政策，给予本地人利用自家房屋参与旅游经营的机会和空间;为本地农民组织培训考核颁发地方导游证，保证其旅游从业的合法性;顺应游客和业主的提议将西街改造成步行街并进行保护性整治，改善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为旅游小企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阳朔开放是早的，1978年阳朔定为全国的第一批开放城市，是国务院批准的，但是阳朔首先打破了外国人限制，率先把外国人作为国民待遇是阳朔带动的，桂林就不行，北京不行，上海不行，你没有外国人买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农民创造的，阳朔以前搞旅游的大部分是农民，现在80%也是农民。”（G11-2015）

对比海南三亚这种“大资本圈地”的发展模式，阳朔的旅游发展创造了社区高度控制和原住民积极介入的氛围，促使当地人成为旅游发展的最大受益者[40]。本地旅游从业人员的主体性和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成为阳朔旅游经营的“主力军”。这样即便到了大发展阶段，外来资本的进入也不会完全挤压掉已经成长起来的地方企业，本地人还能有可持续生计的资源和能力。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在归纳阳朔旅游精英成长路径的基础上，重点阐释目的地层面有利于普通居民成长为旅游精英的影响因素与内在机制（图2），研究发现：

（1）随着旅游地生命周期由参与期向发展期的推进，阳朔的本地旅游精英经历了市场引导下的先锋探索、旅游创业中的深度成长以及创业成功后的示范带动阶段。长期深入的主客互动与旅游一线从业经历积累的经济和社会资本是重要的创业基础;通过创业实践进入旅游业的管理层，获得深度成长，在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就成为地方旅游业经营的主体，并通过代际示范效应促成更多本地旅游精英的成长;在主人翁意识和地方依恋作用下，本地旅游精英更愿意回馈社区，为目的地的良性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2）在培育旅游精英的过程中，目的地首先需要预留相应的旅游参与期，让本地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参与旅游经营，在参与中成长，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生计能力;其次需要发挥散客市场和外来精英的引导教育与良性示范作用，促进本地业主商业意识的现代化和经营技能的提升;最后，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和适时引导，即便到了旅游发展期，地方政府也要谨慎取舍招商引资，把更多市场机会留给本地居民，以实现地方对旅游业发展的主导控制权，避免被外来资本边缘化。

（3）政策启示在于：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对培育本地旅游精英至关重要。新旅游地的开发不要急于追求快速巨变“一夜暴富”，尤其对于一些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要提高目的地社区整体的人力资本，需要在旅游参与中成长的机会，适时正确的引导教育和制度保障能够有效发挥原住民的主体性和创造力，有助于后期目的地的规范管理，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5.2 讨论

阳朔旅游精英的成长虽然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但其旅游发展中如何促进社区参与，培育草根居民“增权增能”，让当地人成为最大受益者，却是广大欠发达地区旅游开发面临的共性问题。当前，乡村振兴和旅游扶贫是国家倡导的政策方向，很多边远区域的地方政府和居民都希望通过发展旅游业实现脱贫致富，出现了不同的旅游发展模式和政策实践。

在以海南某些沿海乡村为代表的“征地拆迁”与“投资拉动型”开发模式中，由于缺失旅游参与期，没有给本地居民的职业技能转化提供足够的时间与成长机会[13]，在缺乏人力资本的情况下，獲得拆迁款的失地农民不具备相应能力利用好“一次性”补偿的金融资本实现可持续生计[9]，过于依赖低端就业岗位，面临被外来精英劳动力边缘化的困境，丧失了旅游发展的控制力和决策权，可能落入“再贫困”的陷阱[10]。

与三亚的失地农民去酒店打工相比，阳朔的地方居民更具有主人翁的精神状态和身份认同，在足够长时间的旅游参与中逐渐完成了由农民到旅游从业人员乃至企业管理层的职业转换，实现了物质和观念的共同“脱贫”，培养了部分本地精英进入旅游决策的话语体系中，即便在大发展期也足以与外来资本相抗衡，本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这样的发展经验是值得推广的。

对于一些社会文化生态较为脆弱的边远地区，旅游开发带来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逆的。受教育水平偏低和商业意识淡薄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居民深入旅游行业[12]，如何提升目的地社区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生计能力尤为关键[9]。在投资开发过程中，要注意加强当地政府和居民对于旅游业发展的主导控制权[41]，深度的旅游参与、政府的适时引导以及外来精英的积极示范，都是重要的学习过程。同样是公司主导开发的傣族园，“公司+农户”的管理模式使得本地居民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参与机会，传统家屋与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方式仍是最大的旅游吸引物[42]，深度频繁的主客互动培育了一批在旅游社区中成长起来的“旅二代”[43]，让这些有较高地方依恋和文化自豪感的本地居民参与到旅游经营中，目的地的发展也会更规范，相对而言，较少出现类似海南三亚的“宰客门”事件。

本文对已有研究的推进在于：首先，在社区精英的研究领域，深入讨论了目的地层面影响本地旅游精英成长的内在机制和相关要素;其次，在社区参与目的地发展的研究领域，认为培育本地旅游精英对于目的地实现地方控制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影响，而旅游地生命周期中的参与阶段对培育本地旅游精英尤为关键，增加了对以往相关研究结论的案例支撑。

由于地方旅游精英的培育及其对目的地的影响是一个长时段的过程，后续有必要对阳朔开展持续的跟踪研究。同时为了避免单案例研究的局限性，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不同的旅游开发模式对目的地居民的成长路径具有怎样的影响差异，比如整体搬迁的社区参与模式，尤其是一些主要依靠租金生存但参与旅游业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本地居民的成长状态会有怎样的不同路径。此外，本研究重点关注了本地旅游精英成长的影响因素，并未就旅游精英与其他本地居民的社会交往过程展开详细调查，也没有全面讨论旅游精英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包括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因而未能在培育机制中阐明规范和约束本地旅游精英负面行为的考量，可以成为后续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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