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海锋

郑振铎的《猫》被编选在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五单元。课文在文体形式上极像散文，与其后教学涉及的杨绛《老王》、鲁迅《藤野先生》有极强的文体相似性。课文注释①显示此文选自《郑振铎文集》，却不能给予教者有效的文体信息。文体不明，甚至被忽略或倒错，这是《猫》的教学一重困局。附着于文体之上，滋生出小说言说手段的内隐模糊。小说的言说手段是理解小说文本的思维通道，手段内隐则通道自然阻塞，这是《猫》的教学二重困局。在两重困局之上，《猫》的主旨理解犹如隔岸观火，“描写‘我与家人悲痛、遗憾的心情，尤其是对第三只小猫的歉疚之情，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善于自我反省的精神”就显得隔靴搔痒而浮泛无力。这是学生借《猫》理解文学、理解人性的三重困局。

困局是教学推进的阻碍，但也是等待开掘的教学资源。由文体着手，一重重困局地拓进，其实也是深入文本、深入郑振铎本心、深入学生精神的教学拓进。

一、《猫》之文体：语文教学的锁与钥

早在魏晋时期，曹丕就曾从创作角度谈及文体差异性：“文各有体，鲜能备善”（《典论·论文》）。文体各有差异，各有短长，文学创作是文体气质与作者气质的契合。从文学创作角度看，一个人很难兼备各种文体之长;从文体存在角度看，一种文体也很难具备所有表情达意功能。文体有自身阀限，从创作过渡到阅读，文体气质的忽略与遵循就如同锁与钥，阻碍或开启着阅读的发生。

《猫》是郑振铎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收录在192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且排为首篇。可是，《猫》又有着极强的散文气质，甚至很多一线教师都将其当作散文进行教学。在中国知网以“郑振铎《猫》”为检索内容，进行篇名检索，有29篇论文。其中题目出现“散文”二字的论文2篇;在网站呈现的论文简介中出现“散文”二字的论文6篇。27.6%的文体误识比例不可谓不高，这也充分说明《猫》的文体特殊性：小说文体与散文化倾向。

小说散文化是文体间影响调和的产物，小说在保有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吸收散文写作的文学气质，使“（情节）没有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没有强烈的戏剧性，没有高峰，没有悬念，只是平平静静，慢慢地向前流着”（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可以说，结构松散、人物冲突淡化是小说散文化的最突出表现。

小说散文化的这些文体特质都在《猫》中予以验证。它没有传统小说“起承转合”的情节发展历程，而是以驯养三只猫的经历作为情节核心，在线性时间里简单布局。人物冲突淡化，小說中人物行动不多，几乎没有冲突。即便人与猫之间，在前两只猫的故事里也几乎没有冲突。第三只猫的故事中，人猫冲突加剧也常常被聚焦在“我”的怒气宣泄。小说散文化，其文体本质上还是小说。如果抛弃小说文体，而从散文角度设计教学，赏析三只猫的形象，分析作者与猫的情感关系，是极有教学风险的。散文要借人情物事的抒写，表达作者对生活、生命的感触，是个人化的;小说则是依托虚构的故事，反映人的处境，解决人的问题，是社会性的。小说与散文的根本差异在于其虚构性：小说中的“我”不同于散文中的“我”，将一种虚构的文学情绪视为作家的真实情感，恰恰导致了对作家情感的误读、对文章主旨的误判。郑振铎曾在《家庭的故事》序言中写道：“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它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绝不是旧事的纪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说是真实的。”作家明确表态其作品的虚构性，这也要求教者在教学中必须面对其虚构性，正视其文体特征。

回到《猫》的教学设计，厘定小说的文体特征，但它毕竟散文化了。梳理情节发展、探察内在动力，但其情节简单而割裂。分析人物关系、冲突，人物行动都极少，从人物冲突人手更易受阻。不从二者入手，直指小说主旨，更是得陇望蜀。明确《猫》的文体特征，教学并未有实质性获益。或许很多教学尝试便在此时滑入无可奈何的散文“误判”。其实，遵循文体气质，只是找到一把打开文本解读之门的钥匙，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解自然升堂入室。阅读的深化、教学设计的推进还需要一个推开去锁的门，进入文本内部的动作。为了看清文本内部格局，作为阅读者、教学者，有必要再手提一盏泛光的“灯笼”。

二、《猫》之隐喻：明晰教学思路的“灯笼”

明确《猫》的文体气质有其教学意义，但意义只在局部而非整体。文本阅读的深入、教学思路的明晰，还需要借助文学言说中具体的手段性的“灯笼”来照亮。这盏“灯笼”恰存在于《猫》文体气质之后被忽略的题材特征。

辨明《猫》的文体气质远远不够，还要看到其背后动物小说的题材特征。动物小说以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从动物或人的视角出发，描述动物故事或人与动物的互动，其旨归还是人的问题，表达作者对人之本性、处境的思考，这也决定了动物小说隐喻性的文体特质。作为修辞格，隐喻是在彼类事物暗示下，谈论此类事物的语言行为。“谈论”强化隐喻的言语行为本性，“事物”意指任何物体或情状，“暗示”表明隐喻不仅具有客观性，还具有主体性。两个物体或情状一旦被置于特定的言语或文化情境，或者一个物体、情状在特定言语、文化情境中使人联想到另一物体、情状，并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想象性或现实性联系，借此将言语主体指向目标物体、情状的情绪、思想，凝注在言语呈现的物体、情状之上，隐喻便由此而生。

《猫》的隐喻性要在文本具体的隐喻点落实，寻找这个隐喻点是点燃那盏“灯笼”的关键。小说在三只猫的故事外，涉及人物还有“我”、三妹、二妹、妻子、李妈、张妈。这些人物中，张妈需要深度关注。郑振铎创作《猫》，但人与猫的关系只是他思考的起点或外壳，而不止于此。因为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冲突不明显，“我”与妻子、妹妹的家人关系甚至极为和谐。人物冲突点主要聚焦在“猫吃芙蓉鸟”一节中妻子对张妈的指责埋怨：“不是这猫咬死的还有谁？它常常对鸟笼望着，我早就叫张妈要小心了。张妈！你为什么不小心？”在芙蓉鸟被吃这件事上，与其说妻子的怨气在“凶手”猫身上，不如说更多是在张妈身上;与其说是妻子一人指责埋怨，不如说是主人一家对张妈的不满情绪借妻子之口涌出。妻子用语中的标点“！”“？”与句式的“感叹”“反问”，足见其情绪之强烈。妻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情绪，原因有二：这只“凶手”猫是张妈捡回来的，样子丑陋并不招主人家喜欢，现在猫闯祸，张妈有“引狼入室”之责;买来两只芙蓉鸟后，妻子曾专门嘱托张妈看好猫，现在猫闯祸，张妈有做事不力之责。在妻子的指责埋怨后，小说以一段文字呈现张妈情态：“张妈默默无言，不能有什么话来辩护”。这是一处神来之笔，因为这一笔描写，张妈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人”，而是与“凶手”猫有着相似处境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郑振铎笔下，张妈被妻子指责后的情状，对猫无可辩驳地指认作食鸟凶手的情状隐隐地发出召唤。郑振铎“在彼类事物（张妈）的暗示下，谈论此类事物（猫）”的隐喻意图已显露无遗。而这更像是作者的有意“破功”，只有如此，郑振铎才能在他的隐喻逻辑里借猫抒写他对人的关注与反省。

因为隐喻力量的发挥，张妈的“戏份”可以被隐去，事实上也被隐去了。小说叙写的笔力落在对猫的处决上：“大家都去找这可厌的猫，想给它一顿惩戒”。曾经爱猫的三妹率先找到——“猫在这里了”，而“我”则“拿起楼门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过去打了一下”，即便如此“我”依然心里愤愤——“以为惩戒得还没有快意”！在隐喻机制里，隐去张妈是最为经济、最为婉转的文学处理，由此更能以小博大、以弱胜强。随着张妈与猫的隐喻关系深化，“凶手”猫的情状就成了张妈情状的暗示描写：她或许像“凶手”猫一样被驱逐，或许像“凶手”猫一样在家庭中被冷落，或许还有更多。

再来看李妈，她的人物设计意图也清晰了。从小说结构上看，她是一个“破题者”：“猫，猫！又来吃鸟了”，李妈用亲眼所见确证了食鸟者另有其猫，在“凶手”猫沉冤得雪之后，张妈因“芙蓉鸟被吃”一事承受的屈辱亦顷刻洗雪。这直接推出后续情节及“我”的情绪转变。从人物隐喻关系看，张妈与李妈身份类似而在主人家又未犯错。从人猫隐喻关系看，如果张妈与第三只猫对位隐喻，李妈与前两只猫似乎亦可建立对位隐喻。

明白真相的“我”内心愧疚，并想尽力挽回。这些努力随着两个月后第三只猫死在邻家屋脊上而进入死局：“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张妈的故事被隐去了，我们却希望她的命运并未藏在那只猫的后边。

三、《猫》之主旨：猫及人、家至国的省悟

小说阅读，不应止于对一个故事的了解、对一些人物的认识，而是应由具体的人、事得到一点形而上的触发：由此感受一种别样的生活形态，感悟一种人的生命状态，反思一种社会或人的问题。小说主旨是创作者最深层的价值熔铸，也是阅读者最高维度的精神获得，因而成为小说教学不容绕过的“坎”。

作为《家庭的故事》首篇，郑振铎一定不希望篇首作品便离题，而是由它开启对家庭问题的思考，对人当时处境的考问。小说集里其他篇，“有追求爱情和婚姻自由的女性——她们不是最终受到对方冷遇而变得郁郁寡欢，就是在家庭和社会的压迫下悲愤死去;有托庇于封建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他们一生勤劳，然而始终摆脱不了贫穷的命运;也有在封建家族的内部斗争落败下来的士绅……”。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与《猫》寄人篱下、飘忽难测的佣人群像合在一起，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家庭中“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群人。

张妈“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并没有展开，而是借猫的命运在叙写。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表面讲的是一个人与老虎、斑馬、狒狒、鬣狗搏杀驯服的动物故事，实则其真实内核隐藏着另一个人人相食而人性泯灭的故事。就这一点而言，《猫》与《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言说手段何其相似。再借助鲁迅《祝福》的互文性阅读，张妈与祥林嫂或许有着更近似的命运：因为种种“非我”的原因，祥林嫂离开四叔家，流浪在鲁镇里。在大年夜，在人们的祝福礼中倒毙街头，如同那只猫忽然死在邻家屋脊上。

由此回视，第一只小猫漂亮活泼，死了。三妹难过“我”酸辛，但很快家里又有了第二只猫。它不仅漂亮活泼，还有抓鼠的本领，但最后却被人别有用心地捉去。张妈、李妈的人际无须深究，即便没有犯错招来第三只猫，也没经历芙蓉鸟命案事件，张妈在主人家的生存处境又是如何呢？这两只小猫或许是一点隐喻：死了、丢了或者走了，也仅是在主人家心里留点酸辛吧。

哪怕“我”是编译所里工作甚至受过西方现代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自己对生活里的弱势者依然漠视、武断、粗暴、毫无同情心。但在郑振铎笔下，“我”毕竟是个知识分子，知道真相后，良心还是刺痛的，更是愧怍于“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自此，我家永不养猫”，哪怕关闭语句承载的所有隐喻可能，读者依然可以读到一个知识分子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命的独特感悟，对生命平等的觉醒。这是整篇小说的亮色，将《猫》置于小说集的篇首，整本书也因此有了亮色。一个人的觉醒，往小里看，是一种人性的触动;往大里看，则是一个家的觉醒，一个国的觉醒，一个民族的觉醒。这恰恰是那个时代“新文化”浪潮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新民”路径，是那个时代有担当的知识分子的普罗愿望。鲁迅的《祝福》是这样，巴金的《家》（三部曲）是这样，郑振铎的《猫》也是这样。

当理解走到这一步时，教参中“描写‘我与家人悲痛、遗憾的心情，尤其是对第三只小猫的歉疚之情，体现了作者对生命的尊重和善于自我反省的精神”的主旨才落到理解的现实境地，才显得不虚空。

语文教学走到这里，或许才能舒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