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鲍

当公民独立自由的时候，文化总是会迎来繁荣，艺术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教会独大的状态减弱，自由的艺术家們开始施展个性。17世纪，同样因为公民自由，荷兰迎来另一个文化繁荣，它被称为“黄金时代”。那个时候，荷兰还是“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俗称“荷兰共和国”，拥有最知名的港口阿姆斯特丹，还有鹿特丹、海牙这些著名的港口城市，它是世界贸易的中心，荷兰东印度公司几乎控制着亚欧之间的海路交易。

荷兰的黄金时代，市民不是从事贸易，就是受益于贸易。贸易让这个港口国家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天下，却不是教皇的天下，因为在尼德兰，同时存在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大量信徒，所以试图通过宗教统一荷兰共和国非常困难，维米尔的妻子将信仰从新教改为天主教的事件，从侧面证明了这里对不同信仰的包容。

此时的荷兰市民阶层拥有丰厚的收入和高度的自由，连当时的市政厅都比教堂体面得多，看看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上新建的市政宫殿，巨大的体量让旁边的新教教堂相形见绌，只冒出了一点塔尖。它由市民组织出资兴建，邀请了著名的建筑师雅各布·范·坎彭（Jacob van Campen）设计。

相对于宗教里的圣母和基督，享受着自由民主的荷兰人更喜欢古罗马的文化，他们认为现在的尼德兰是足以与古希腊罗马比肩的文明时代。所以，在如何装饰市政厅方面，建筑师选择在古典的雕塑里寻找灵感，将女神像立于屋顶，用希腊神庙柱的浮雕和三角门楣装饰外墙。最高处的女神代表“名望”，手执橄榄枝和墨丘利的双蛇权杖。古希腊奥林匹斯山的橄榄枝意味着尊贵和成功，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之神，他的双蛇权杖是商业规律的象征。另外两边的女神像，一位手执镜子照向身后，暗示想要洞察一切的谨慎;一位手提天平，象征公平正义。这些雕塑的象征意义都与经济活动中的交易、竞争息息相关。

为了装饰市政厅，人们选用了天然大理石，就像古罗马那样。荷兰本地不出产天然大理石，原料只能进口，但对于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贸易中心来说，这不是问题，天然大理石的装饰只能证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繁荣的经济。市民们修建的市政厅，不仅仅是政府机构，更是贸易活动的办事大厅。

由于市政厅建得太体面，以至于一百多年后，拿破仑称帝掌控欧洲大部分地区时，他直接把市政厅改成了荷兰国王的皇宫，住在里面的是被自己册封为国王的亲兄弟路易·波拿巴。小编从来都觉得，在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演进的洪流中，王宫改建为政府或公共机构是历史必然，像阿姆斯特丹市政厅这样被从政府机构改为王宫的例子实属罕见。

谁让尼德兰曾是世界贸易中心呢？赫赫有名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运作，使荷兰市民大多腰缠万贯。市民实在太有钱了，所以他们忍不住要炫耀一下自己的富有。这又遇到新的问题：家具、瓷器、银餐具虽然一应俱全，但若全部被陈列在客人看得见的地方，必然麻烦又显得做作。那么，拿什么来展示？找个画家制成在客厅供人观赏的油画岂不是一目了然，而且美观大方，品位和派头都有了。

在荷兰画家的业务里，教会和王宫贵族并不是最大的部分。他们的画作若是足够漂亮，作为商品拿去买卖更受欢迎，还会有众多的富有公民愿意下订单。市场不同，客户需求不同，促使荷兰绘画异军突起。当整个欧洲的文化还沉浸在王宫贵族的浮华和教堂的喧闹中，簇拥着意大利等地盛行巴洛克艺术时，荷兰的画家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满足市民阶层的需求，表现世俗生活的一角。

宫廷画家最拿手的是描绘盛大的场面。盛大的场面，豪华和气派对生活在荷兰自由富裕的市民来说，却是不必要的。比起教会和王宫贵族需要的大幅作品，荷兰的市民更喜欢小幅且漂亮的作品，内容五花八门，精彩纷呈，却没有对神话和宗教的执著。

绘画的题材多种多样，而且细分的趋势明显，优雅精致的餐具，鲜艳欲滴的花朵，船来船往的港口，广阔无垠的海面，生活劳作的场景……都是拿来创作的母题，这也导致了荷兰各种小画派盛行。总之，只要客户需要，画家就能画出作品。

就连肖像画，也不是教皇主教和王室勋爵的专属，体面的医生、商人、富家女儿和文化名人肖像，甚至妙龄的剥牡蛎的女孩、咯咯笑的妓女，这些题材在其他国家的宫廷画家眼里，那么平民化，那么不起眼，却成了荷兰画家最擅长的表现的人物。

若仅仅是描绘富裕，就太小看荷兰的自由文化，因为优秀的画家不会只顾着满足客户需求或者拍客户的马屁，画家们同样自由，也同样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既然市政厅的神像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性，画家们又怎会止步于世俗的逼真，在炉火纯青地描绘美丽欢乐和逼真静物的同时，他们也在描绘奢靡的代价、死亡和虚空，赋予画面更深刻的寓意。

市民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还有对财富和死亡的焦虑，在画布之上淋漓尽致地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