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个文学实践成为一种话语实践，其发生时的起源往往会因而被遮蔽，新写实小说也不例外。尽管，众多当代文学研究普遍都指出《钟山》杂志是新写实小说的发源地，但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存在着被简单化、本质化的倾向，对其从发源到消亡的全过程，缺乏必要的探究。因而，本文意在通过《钟山》（1988-1991）对新写实小说倡导、组织和策划的全过程，厘清该思潮内部纷繁芜杂的文学现象，探究历史祛魅后，新写实小说在当时文学场域内产生轰动效应的内在动因，并将《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成功策划作为切入点，探究文学期刊对文学生产的巨大影响力。

关键词：新写实小说 《钟山》 芜杂 内在动因 影响

一

新写实小说是先锋小说后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经由《钟山》宣传策划，在当时沉寂的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新写实小说不但在当时寂静的文坛引起了轰动，而且其创作理念的影响延续至今：“‘写生存本相或者‘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的‘写实主义，在新世纪也获得了切实的内涵，有两个关键词是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是‘底层。另一个是‘日常生活。”[1]298因而，研究新写实小说，具有现实与历史的双重意义。程光炜等学者提出的“重返八十年代”，无疑更是将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重新纳入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成为文学研究的热点。新写实小说作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重要文学思潮，在“重返八十年代”的语境下自然又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以《钟山》杂志作为研究的中心，有利于重返文学现场，厘清新写实小说从发生到衰微的动态发展过程。

《钟山》初步拟定筹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的构想，产生于1988年3、4月间，编辑部徐兆淮、范小天和作家周梅森的一次偶发性讨论。其后，《钟山》编辑部为了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践并取得较好效果，做了大量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在文艺界广泛征求意见，并作适当思想发动与组织发动。”[2]247编辑部徐兆淮和范小天于1988年7月先后拜访了作家、评论家、报刊编辑、文化界和新闻界人士，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的顺利开展打下了坚定的基础，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88年10月，《文学评论》编辑部与《钟山》编辑部联合召开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此次研讨会涉及到文坛上相继出现的一批“新写实主义”作品，引发了與会者的讨论。1988年第6期，《钟山》刊登一则文讯，表明将于1989年第1期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从最初的构想到最终刊发文讯，前后不过7、8个月，但却获得了广泛的响应。由此可见，《钟山》前期的宣传策略无疑是成功的：研讨会的举办，成功地将这些具有新质的文学作品纳入评论家的评论视野;“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和评奖活动，调动了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同时，以“新写实”命名此次文学活动，使得读者在先锋小说消解意义、打破常规阅读习惯后，看到了小说向现实主义回归的倾向，获得了阅读兴趣。新写实小说在期刊杂志、评论家、作家、读者的共同推动下，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潮流，并在文学史上取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从整体进程来看，《钟山》并未如期举办刊发新写实小说作品（1988年在文讯中表明“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将于1989年第1期举办）。1989年第1期，仅刊发了1988年10月召开的研讨会简记，1989年第2期，刊发由丁帆、王干等六位学者的观点组成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笔谈》，直到1989年第3期，《钟山》才首次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虽然《钟山》把握时机，及时总结文坛创作动向，并抢先号召、组织、命名这一潮流，但是从构想到实施，时间略为仓促。因而，《钟山》无法如约刊发新写实作品也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钟山》在未有充分稿源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背后有其深层原因。自1984年颁发《国务院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期刊无法获得政府拨款，再加之商品经济的冲击、大众文化的盛行，纯文学期刊的发行量骤减，这使得本就艰难的文学期刊直接面临生存危机。一些文学期刊不得不刊登广告谋求期刊的生存，《钟山》杂志显然也在其中。《钟山》先后刊登过双洋酒厂、南京装饰材料厂、电子人体增高器、丹阳市染料化工厂等广告，有时会将广告巧妙地嵌入在文学作品之中，如在1989年第5期的报告文学一栏中发表《醉猿的后裔——来自双洋酒厂的报告》为双洋酒厂宣传，在1989年第1期散文《小镇秋色》为丹阳市染料化工厂宣传等。这些都彰显了《钟山》谋求期刊生存的努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钟山》会在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依然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时间定于1989年第1期，因为此次策划若取得成功，无疑是一次绝佳的宣传机会，既能够提升其在文学期刊中的地位，同时也能够吸引读者、增加销量，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

二

《钟山》自1988年第3期开创“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到1991年新写实小说落潮，共刊登新写实作品30篇，评论性及理论讨论文章15篇。通过细读刊发的文学作品和相关文章。不难发现这一思潮内部的芜杂。

在《钟山》“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下刊登的30篇小说中，风格、技法均呈现出一定的差异。以1990年第2期刊登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五篇获奖作品为例：赵本夫的《走出蓝水河》通过野孩——徐一清——编筐老汉的身份结构了野孩“一出一入”蓝水河的人生历程，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的意味。朱苏进的《绝望中诞生》将大量的自然科学语言放置于小说叙述之中，通过孟中天的构想，完成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哲学剖析。范小青的《顾氏传人》表面是讲述苏州城顾氏大家族几代后人的命运，实则暗含着对人性和历史的思考。高晓声的《触雷》以孩子的视角完成了对文革的叙述与反思。《逍遥颂》相较于其他四篇，则显示出了明显的荒诞意味。刘恒以貌似无深意的细节和语言，展现文革背景下一幢封闭教学楼内学生的人性扭曲，意在挖掘人性之恶，寓意深刻。这五篇作品并未聚焦于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还原，相反作家们借鉴了先锋小说的种种技法，力图让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完美融合，增强小说的审美意蕴。其中，《逍遥颂》则更偏向于先锋小说那种对写作技巧和人物心理的探索，可读性较弱。综合其它刊登于“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下的小说，不难发现《钟山》刊登的新写实小说更像是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中间物”。这些作品与后期被公认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的《烦恼人生》《一地鸡毛》等相比，更为关注小说技法，减少了对琐碎现实的描写。除此之外，被收录于“女作家小辑”的池莉的《太阳出世》，在其后的文学研究中，往往被归于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中。这显示出《钟山》在组稿过程中，并未对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征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概念界定。因而，《钟山》杂志“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栏目下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迥异的创作风格。

对新写实小说创作倾向的模糊界定，是贯穿此次思潮宣传策划始终的。在《钟山》的推动下，新写实小说已然成为文坛上争论不休的热点话题，但从发轫到落潮，“新写实”的概念、特征等相关问题，始终是“众声喧哗”。在1988年9月召开的研讨会上，评论家对文坛上出现的“新写实主义”作品的评价就呈现出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回归和复兴，一种截然相反，这是对以往现实主义的反动和叛逆。”[3]不论是在当时《钟山》召开的研讨会上，抑或是在之后刊登的相关的理论探讨文章中，都显示出对“新写实”这一创作倾向的不确定性。重返当时的文学现场，当时的主要观点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新写实小说是自然主义的回归，二是认为新写实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回归，三是新写实小说是融合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技巧的产物。事实上，从当时的相关作品和评论文章来看，新写实小说具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并不像后来一部分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在追求生活表现的原生态和‘零度情感的同时，叙述的过于沉闷、单调也导致了小说艺术魅力的丧失。”[4]276新写实小说在当时呈现出“多重面孔”，即便是在《钟山》这一场域内，也呈现出不同的美学品格。

在《钟山》1989—1991年刊登的相关文章中，既有对这一思潮的肯定、鼓励，也有对这一思潮的否定和怀疑。肯定者在剖析文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倾向后，往往对新写实小说的前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而怀疑者则针对其定义的模糊等方面，给予温和的提醒并对其前景表达隐忧。在新写实小说笔谈中，黄毓璜就指出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倡导有其危险所在：“其一，‘新写实多少渗透了由现状而激发的互补意识，而互补意识到了庸人心理上，最容易孵化出绞杀个性的调和与失落自我的皈依……其二，已经出现的、可以归入‘新写实范畴的小说，创造精神和表现手段上多具备灵动的开放性和广泛的包容性。它并不排斥而且经常吸收、兼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诸多因素，而从此类作品概括出这样一个共名反过来律之创作时，就有可能因为名称和概念自身超范畴的涵盖，导致其不确定指向亦即其自身意义的消亡。”[5]从《钟山》刊登评论的策略来看，《钟山》的编辑不仅刊登赞同的观点，也会选用一些质疑的观点。一方面，意在营造出众声喧哗的讨论氛围，彰显出《钟山》兼容并蓄的办刊理念，另一方面，意在通过批评家对这一新的创作倾向的深入思考以及以温和的质疑，引导新写实小说创作健康发展的意愿。

三

从《钟山》推动新写实小说的整体情况来看，尽管新写实小说的推动过程显露出仓促性，且命名争议大、界定模糊、创作倾向不一，但它能够获得评论界的广泛支持，并使商品经济冲击下的文学重新焕发活力，有其深层的历史原因。首先，当时的文坛经历了商品经济和东西文化的双重撞击，文坛一时间失去了轰动效应，纯文学的读者数量骤减，这一新创作倾向的出现符合当时文学发展的规律。尽管新写实小说创作倾向各异，但较之先锋派小说更具有可读性，同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技法。新写实小说缓和了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两力角逐，是具有过渡意义的产物，它吸收了先锋派文学创作的种种技法融入写实之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品格，为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其次，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创作倾向，引起了文学期刊、作家和评论家的关注。在《钟山》举办“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之前，即有文学刊物和评论者发现这一新的创作倾向：《上海文学》的编者于1987年刊发对池莉的《烦恼人生》的评论，评论家吴秉杰、雷达等对这即将出现的文学倾向作出了评论。待到1988年《钟山》高举“新写实”的大旗，招徕了更多的作家、评论家。从文坛的整体氛围而言，《钟山》开辟“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专栏并举办评奖活动，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作家创作具有新质的文学作品。对于评论家而言，聚焦这一新的创作倾向，通过讨论、界定以及对具体文本的批评赏析，是获取文坛的话语权的最佳路径。因而，评论家们更加积极地投入新写实小说的种种讨论之中。最后，新写实小说轰动效应，离不开《钟山》杂志的成功策划。《钟山》杂志把脉文坛，及时将这一新的创作倾向形成一种号召。尽管其刊登的“新写实”作品与这一号召并不完全贴切，但却能够获得其他文学期刊的广泛响应。一时之间，《文艺报》、《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期刊纷纷刊登相关作品、评论，与《钟山》的推介一起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学场。文学期刊、评论家共同将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力扩展到了最大值。新写实小说的出现与期刊的办刊策略和制造文坛热点的想法密切相连，是商业思维进入纯文学领域的一个表征：“文学期刊与大众传媒对文学思潮发展的‘推波助澜作用开始显现，开始由‘幕后走向‘前台，成为推动文学思潮形成的主导性力量。”[6]129

正如当时在《钟山》刊发大量“新写实”相关的评论性文章的王干所言：“‘新写实的出现，是文学期刊介入当代文学的一次成功范例。”[7]17从《钟山》杂志的整体发展情况而言，新写实小说的成功策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策下的生存困境，提升了它的期刊地位。《钟山》在创作倾向不够明晰的情况下，以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号召，开启了此次文学策划，显示出期刊自觉的策划意识。《钟山》在文讯中表明：此次“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力图倡导一种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又贴近生活关注现实的小说创作倾向。显然，《钟山》极具概括力的号召，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招揽了大批作家、评论家，也吸引了更多的读者，一举打响了期刊的知名度。尽管在此之前，当代文学史上也有文学期刊想要发挥对新的文学创作倾向的推动作用，“文化‘寻根成为热点，《作家》和《上海文学》成为‘寻根文学的帮手……《收获》《花城》与先锋作家携手合作，為本土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8]但是，不论是从这些期刊媒介所造成的影响力还是文学热度，都远不及《钟山》对新写实小说的宣传策划。当这段文学史成为过去的时候，再次提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文学思潮时，很难直接指出哪个期刊杂志介入并推动它们的发展。然而，文学史已经将新写实小说与《钟山》紧密缠绕成为一个共同体，提及新写实小说，就不可避免地提及其发生的文学场域——《钟山》杂志。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钟山》成功推动新写实小说成为轰动一时的创作潮流，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学期刊积极介入文学场域，发挥大众传媒对文学思潮的推动作用。

《钟山》于1991年第3期后停止对“新写实”小说的推动，昭示着“新写实”思潮的落潮，但并不意味着这一创作倾向的消亡。“新写实”所涵盖的丰富的创作特征，在其后的文学创作中仍有所体现：如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写实基础上融入新的创作技法、对哲学意识的显现等。《钟山》对“新写实”推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活力，也对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庆生，王又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 上 第2版[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徐兆淮著.作家 编辑 读者 编余丛谈[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李兆忠.旋转的文坛——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简记[J].钟山.1989，（1）：181-184.

[4]朱栋霖，龙泉明，朱晓进著.中国现代文学史 1949-2000[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黄毓璜.虚实相生与总体意蕴[J].钟山.1990，（1）.

[6]张永清主编.新时期文学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7]王干著.边缘与暧昧[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8]曹瑞杰，王青.《鍾山》杂志四十年发展变迁研究[J].出版发行研究.2019，（3）：54-58，53.

[9]《钟山》：1988-1991年.

（作者介绍：李慧，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