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蓓 麻艳 施元雪

[摘 要]从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存量特征入手，研究造成近年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凸显的内外部因素及未来趋势。文章认为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货币紧缩以及部分行业风险暴露是造成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外部因素;同时，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风险过度集中。从内因分析，不良资产处置的社会生态环境存在短板、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能力不足以及企业自身局限性都会增加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展望未来，伴随着我国加大对经济的逆周期调节力度，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将得到有效控制，相应的不良率将出现平稳下滑趋势。预计2020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将维持在2%以内、部分领域潜在风险仍需关注、不良资产包价格有虚高趋势。基于此，监管机构应充分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打造多层次融资体系，使产融结合真正落实到支持技术先进、有产品、有市场的实体经济企业。同时，应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创造良好的监管环境化解不良资产。商业银行应制定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的信贷策略，积极创新不良资产处置方式，进一步完善贷款管理机制，从根源上防范和化解不良贷款。

[关键词]不良贷款;制度短板;内部管理;金融监管;信贷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0）06-0079-10

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现状及特征分析

（一）资产质量分化进一步加剧，头部银行持续向好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9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为1.86%，较二季度末大幅攀升5bp;不良+关注类贷款占比环比二季度上升11bp至4.86%。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资产质量监管趋严、部分有存量风险隐患的非上市银行风险加速出清等因素影响，在2018年末改善基础上，2019年以来商业银行不良率又逐步攀升，行业整体资产质量压力有所增长。分板块看，三季度末，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不良率分别较一季度末变动0bp、-8bp、60bp、-5bp至1.32%、1.63%、2.48%、4.00%，大行资产质量稳步改善，股份行改善幅度较大，城商行不良率继续显著上升，农商行不良率持续位于较高水平，不同银行间分化格局明显。拨备方面，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行业拨备覆盖率为187.63%，环比持续下降。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分别为240.20%、198.77%、147.99%、130.81%，较一季度末分别变动-0.24、6.59、-31.27、2.31个百分点，城商行下滑明显。

（二）不良贷款行业分布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具有明显的行业分布特征。从上市银行2019年中报来看，如表1所示，不良额最高的四个行业是：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额占比分别是45.93%、20.55%、7.43%和7.06%，合计占比超过80%，其中制造业与批发和零售业合计达到66.5%。其中，工行、建行、农行的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9.31%、5.65%和7.91%;兴业、浦发、中信和华夏的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率也分别为6.86%、7.09%、8.07%和5.52%。从制造业看，工行、建行和农行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分别为5.82%、7.20%和4.97%;股份银行的不良率也较高：招商6.57%、兴业3.49%、浦发6.37%、中信7.50%、浙商4.51%、平安6.16%、华夏4.92%。地方性银行在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两个行业的贷款质量同样较差。例如，上海银行在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上的贷款不良率分别高达10%和3.94%，南京银行分别为1.54%和3.65%，天津银行为6.46%和5.24%，成都银行为10.07%和6.13%，中原银行为8.25%和7.35%，重庆农商行为4.01%和3.56%。

（三）不良贷款区域分布相对集中

从10家全国性上市银行2019年中报看，如表2所示，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即东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这两个地区的不良贷款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域。除这两个地域外，建行和招商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分布于中西部等地区，而中信银行与浙商银行的珠三角贷款质量也相对不高。从地方性银行来看，虽然其异地机构较少，但不良贷款地域分布却和全国性银行相似：上海银行在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贷款的不良率分别为2.12%和1.56%，大幅度高于上海本地的1.24%;南京银行在北京地区的贷款不良率高达2.99%，远远高于江苏的0.92%;宁波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仅为0.78%，但在广东和北京的不良贷款率则分别达到了2.42%和1.44%。

二、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生成的内外部因素分析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不良贷款快速增长的重要外部因素

1.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与不良贷款率升高存在正相关性

受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趋缓影响，一些行业的现金流规模逐步缩减，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不断下降，由此积聚了较为明显的风险因素。从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增长趋势不容乐观，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压力，这同时也是不良信贷规模不断增加的重要外因。依据我国FSAP压力测试得出的结果，整个行业所呈現出来的不良贷款率与外部宏观经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通常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1%，相应的不良贷款将增长1%。依据德意志银行所开展的研究结果显示，将超出10%的不良信贷比率的情况剔除后，整个亚洲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每下降1个百分点，相应的不良资产率将提高0.7个百分点。尤其是部分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为了切实解决这一问题，使一些“僵尸企业”淘汰破产，也会导致不良信贷资产的规模占比不断提高。

2.货币紧缩推动不良贷款率高企

历史上看，我国银行体系共经历过两轮不良贷款快速生成的时期。1983年“拨改贷”政策实施后，政府不再参与企业拨款，而是由银行提供债权性融资，对国有企业的预算具备约束力主体由国家财政部门转向银行，为不良信贷产生拉开了序幕;20世纪90年代我国先后经历了经济过热和紧缩的大幅度变动，大量的资产泡沫逐渐导致这一时期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累积了30%的不良信贷规模。1998年亚洲地区其他邻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银行体系带来了巨大的警醒作用。自1999年开始，我国利用十年的时间对整个银行业进行整顿，将3.4万亿元的坏账从银行资产中剥离出去，致使不良率缩减到2%以下。

本轮不良贷款高企始于2008年底，当时的“四万亿”政策刺激了银行信贷规模扩张。随后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央行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货币政策走向紧缩，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不良贷款生成加速。到2016年，面临企业风险不断集聚，不良率持续上升等严峻现实，如何处置不良资产成为我国银行业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本轮不良贷款处置周期开启。

3.部分行业风险暴露是造成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风险因素

在当前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之前所集聚的诸多风险因素不断凸显出来，整个金融行业所持有的资产质量面临着重新风险评估。首先是去库存、去产能所引发的银行风险集聚，不良信贷规模激增，尤其所处行业中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地方中小微企业是造成近年来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偏高的重要原因[1]。二是部分地区房地产风险逐渐显现。前期部分地区在房地产市场过热以及银行短期利益目标的驱使下，银行整体信贷规模猛增，引发各类企业及个人开始大规模把资金投向房地产行业，杠杆作用不断被放大，形成了较为明显增长的区域系统性风险;伴随着经济改革与调整，房地产市场逐步趋于理性，银行的信贷规模开始紧缩，甚至一度被冻结，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了抵押物贬值带来的螺旋式下降状态，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三是企业间互联互保融资问题严重，加速风险扩大。近几年，银行借助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规避了传统意义上的互保行为，但随之转变而来的连环担保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担保圈内的系统性风险。以钢贸行业来说，互保现象已成为常态，且有逐步深入的趋向，由此单个企业所隐藏的信贷风险通过互保不断放大，一旦风险真正爆发，相应的不良信贷规模十分巨大，且涉及面宽泛，极易引发区域性经济动荡。

（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导致银行风险过度集中

资本市场作为整个金融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可以为新兴产业和资本提供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末，我国拥有86万元债券规模，在整个GDP中的占比约计90%，而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2倍;我国上市企业市值规模仅占GDP的68%，而美国这一规模是其GDP的1.66倍。从融资方式上看，我国直接融资占比明显过低，仅仅接近24%，这与其他发达国家65%的占比相差甚远。因此，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是我国企业筹措资金的主要途径，从而导致风险过度向银行业集中，一旦企业面临经营危机，直接给银行造成大规模的呆坏账，对整个经济环境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一些公共设施建设往往历经数个经济波动周期，需要承受外部经济发展自有的系统性风险，而利用银行长期信贷来承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方法并非“高枕无忧”，而是带有限制性和条件性的，否则必然导致银行长期信贷资产规模过大，信贷结构不科学等问题，当前银行业所持有的中长期信贷资产的规模占比已经达到40%左右，对资金流动性带来极大挑战。同时，高科技产业颠覆了传统产业原有的商业模式，对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制度短板是形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1.监管指标设计缺少系统化思考

监管部门缺少对不良资产成因的深入认识，在监管指标设计中忽视了源头防控的重要性，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情况，很少会关注银行属性、信贷业务性质和类型及行业特征等因素与不良信贷资产间的关系，造成银行在不良资产处置上存在短期化动机，“挪腾式”披露和“救火式”化解十分常见，监管与考核最终成为监管方与银行间的博弈行为。

2.投融资体制限制了银行经营的自主性

我国当前投资体制造成损失责任欠缺约束性，在历史上逐步形成了明显的政府主导模式，从投资项目确立到最终部门决定，银行没有决策权，仅仅扮演贷款人的角色。一旦决策出现偏差，立项不合理，或者外部经济条件出现波动，往往导致项目难以正常投产，或者由于重复性建设，导致最终产品的严重积压，无法达到项目预期的产能和效益。这对银行来说，回收贷款存在难度，造成大量的呆坏账，形成不良资产。

3.会计核算方法存在明顯弊漏

流动资金信贷业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国有企业对短期经营资金的需求，当前银行短期信贷业务的期限往往为一年。但实质上这类资金持续被国有企业周转使用，由此形成了普遍性的“短贷长用”现象。对这类贷款的到期还款，相应的“以新还旧”的会计核算方式并不科学。而随后针对短期信贷提出的展期期限限制，不得超过原贷款期限以及只能展期一次，如企业到期后无法偿还该笔资金，即被认定为逾期。规定的出台虽然有效限制了无限展期，同时暴露出整个社会潜在的逾期资金，这也是不良信贷资产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不良资产处置的社会生态环境不尽理想

1.不良资产处置欠缺完备的法律体系，相关管理办法不科学

处置不良资产需要国家立法体系作为强有力的保障。由于我国银行商业化经营起步较晚，资产处置领域的理念、模式、方法及技术等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落后。这一领域的立法建设更是滞后，限制了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有序开展。一是不良资产处置牵涉的法律主体较多，当事人权力义务不同于普遍性的信贷资产经营业务中的法律主体。当前，我国这一领域尚未出台完备的法律制度来有力惩治企业的违约行为，没有授予债权人权威性的处置资格。二是资产证券化领域还有不少法律障碍，证券化业务中诸多问题依然欠缺完善的法律规范。当前，资产证券化领域仅有相关部门出台的试点管理办法。因此，资产证券化这一路径当前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改善资金利用率等领域的作用并不明显。三是现行管理方法欠缺科学性，抑制了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的主动性。

2.缺乏充分竞争的债权资产市场体系和成熟的交易机制

一是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化解效率不足。近年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借助多元化的转型方式逐步搭建起金融控股平台，业务范围除了银行业务外，同时涵盖保险、基金及信托等，相应的不良资产处置收入在全部业务收入中的比例逐步下降。作为构建不良资产供应商与零售商之间的桥梁，资产管理公司作用并未完全发挥。此外，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普遍成立较晚，业务产品和经营模式尚不稳定，仍处于积极摸索阶段。在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中，诸多地区资产管理公司表现出对通道类业务过度依赖，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力及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是不良资产交易信息欠缺科学完善的整合机制。一方面，不良資产交易信息对外披露的范围和程度等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给不良资产的交易增加了信息成本。例如：不良资产从银行出表到最终完成处置，牵涉到多个法律主体，而各个主体之间所掌握的不良资产信息并不一致。另一方面，这一市场领域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资产管理必然要求信息公开透明，这也是实现不良资产有效转换的重要前提，在不良资产包的处置过程中，资产管理公司并不完全熟知债务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和抵押标的物的现状，社会资本同样对源自一级市场的资产包欠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由此不仅容易引发道德风险，更不利于不良资产的高效率配置和高质量化解。

三是政策性定位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国内资产管理公司的股权结构基本上是由财政部或国字头企业组成，资产管理公司设立初期接收不良资产基本上局限于政策性收购。尽管当前资产管理公司已经转变为自负盈亏的企业主体，但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其所自有的政策性。在经营管理上，资产管理公司常常在政策性和市场化之间徘徊不定，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运作。再加上，资产管理公司尚未形成现代化企业治理结构，集中表现在：欠缺高端专业人才，这与资产管理公司发展所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需求相悖;业绩评价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量化标准，在激励机制上同样欠缺有效性和合理性;所形成的内部控制流程并不完善，普遍存在道德风险和暗箱操作;整个处置市场中尚未形成科学有效的客户培育工作机制，欠缺长期发展动力。

3.欠缺科学的不良资产估值定价方法，尚未形成有效的历史数据和模型建设

银行资产处置中不良资产估价是一个重要环节，估价结果直接关系到资产的处置定价。不良资产估值定价的对象集中指向其所拥有的不良债权，相应的债务人多数是已经停止经营或者倒闭的企业，多数企业没有完整的财务数据和经营资料;部分企业账目上所拥有的长期股权投资并不存在合法合理的投资协议，拥有房产或土地等不动产的企业也并未取得有效权属证书。此外，由于企业信息获取难度较大，导致银行欠缺科学完善的不良资产历史数据库，由此给整个不良资产估价带来较大的障碍性;估值定价过程中同样欠缺科学规范的模型和方法，大多依靠主观经验或者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评估，不良资产的处置质量并不高。

4.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企业资本关联存在复杂性

由于整个社会的信用环境并不乐观，企业资本关联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为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资产存在诸多障碍。近年来我国在打造信用环境上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定企业只能在一家银行设立基本账户，企业根据经营的需要，可在其他银行开设一般账户，并对存款实施实名制，同时人民银行建设征信系统，为商业银行查询企业及个人征信状况提供有效平台，但尚不支持查询企业和个人在不同银行开设存款账户的情况。部分企业及个人没有树立正确的信用观念，甚至采用违规违法手段来获取银行信任，私自挪用银行信贷资金，并且利用所开设的多个账户来逃避债务;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外向型企业造成极大冲击，外销市场一片萎靡，出现过银行讨债无门的情况。

5.不良资产处置税费负担过重

当前商业银行在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承担的税负过高，国家在这一领域减税免税方面尚未制定科学完善的法律制度，导致商业银行盘活的资产存量的运营成本较高，不良资产处置业务发展十分缓慢，由此限制了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的有效发展。在商业银行采取“打包”方式处置不良资产时，往往将不良资产剥离之后，一些需要“过户”为生效要件的资产和资产包的买受人并没有及时办理过户手续，买受人对处置资产之后，要求银行将资产从银行直接过户给最终买受人。这样的操作模式属于两次买卖，缴齐一次税费，存在税费风险。

（五）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能力不足加剧了不良贷款压力

1.不良认定趋严导致账面不良贷款快速上升

近年来，受五级分类监管趋严的影响，商业银行将自身潜藏的真实风险集中暴露，加大了不良贷款确认力度，这是不良资产账面价值不断攀升的原因之一。银行等金融机构对外部经济环境表现出极大的谨慎性，尤其是对当前风险较高的行业更为敏感，采取主动性措施来有效规避自身风险，充分利用贷款逾期时间在不良资产判断和处置中的作用。

2.重贷轻管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治

在商业银行的发展史上，受考核导向和方式的影响，普遍存在过于重视业务增长，忽视风险管理的倾向问题。在业绩考核导向上，尽管大多数银行都十分关注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匹配性，但从实际情况看，前置考核力度过大，最终的质量考核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银行为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资产质量的现象。在考核方法上，基本上沿用买单方式，直接与贷款业务收益、投放规模相关，由此导致各个银行机构过于追求投放收益，一度采用规模扩张的策略来满足自身的收益目的，忽视了资产质量管控。商业银行高层管理者所采用的任期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短视行为，在风险与收益博弈的过程中，时常出现风险管控让位或缺失的现象。

3.风险管理理念尚未深入人心

银行等金融机构极易被政府项目、垄断性行业和企业等“黄金客户”迷惑，对其贷款并未展开深入性调查，借助各种方法降低准入门槛，不断降低风险限额，授信规模不断壮大;贷后管理过于放松，没有及时跟进和监督企业信贷资金的流向和用途。为了实现一定的投放规模，过于信任企业所提供的备用还款来源，过分信任担保的作用，并没有关注担保质量及能力，实践中普遍存在担保不力或担保资产难以执行的情形，抵押标的物的评估价值过高，普遍变现价值低的现象，在信贷业务管理过程中，认为能按时还息就是正常贷款，忽视了企业的重大潜在事项，更没有深入分析企业所持有的现金流，无法科学精准地判断信贷风险，由此错失了盘活信贷资产的最佳时机。短期信贷业务普遍存在长期化趋向，在业务到期后，一味的采取展期等方法来实现续贷目的，忽视了产品积压、没有核心竞争力、风险较高企业所潜在的违约风险，长期下去风险一旦爆发必将转化成为现实损失。

第一，必须高度重视债券违约所引发的后续风险。自2019年以来，整个金融市场中的债券违约规模不断增加。据统计，前三个季度债券违约总规模突破1 000亿元大关，与往年同期相比增幅十分明显，违约主体不再单纯局限于具有明显周期性的民营企业，开始向国有企业以及城投等评级较为优质的企业蔓延。考虑到未来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相应的监管政策不会出现较大变动，债券违约的风险系数将逐步加大，由此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带来了负面作用。

第二，需要重点关注房地产企业所潜藏的风险压力。在强化房地产居住属性的政策导向下，各地纷纷出台多项政策来有效抑制过热的房地产市场，遏制了房价非理性上涨的发展态势。但值得关注的是，中小型房地产企业依然拥有十分强劲的融资需求，但房地产企业目前信贷规模不足，传统的非信贷融资规模不断缩小，导致这些企业所承担的融资成本过高，降低了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与此同时，市场监管政策、调控力度、汇率变化等外部因素的间接影响，导致房地产企业无法借助境外融资来满足自身的短期融资需求。而前期过度依靠杠杆作用的房地产企业而言，未来的风险系数依然较高。

第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同样藏着一定的风险。尽管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债务管理力度，有效地缓解了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增长过快的问题。但为了扶持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着借助政府力量开展信用融资的情况，这些由政府负有偿债责任的隐性债务余额不断增加。由于这些债务产生的原因相对复杂，而在政府债务管理新体制运行背景下，部分债务欠缺明确的还款来源，且担保力度明显不足。伴随着房地产市场逐渐低迷，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规模也在不断缩减，由此财政基础相对薄弱的政府同样面临着较高的债务风险。

（三）警惕不良资产包价格虚高

除了行业自身变化所引发的信用风险外，不良资产包价格虚增同样潜藏着较大的风险。从供给角度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不良资产的规模及总量偏大，但随着商业银行自身处置规模的增加，开始出现了“惜售”倾向[4];从需求角度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开始转向主业，提升自身对实体经济的支撑能力，各地资产管理公司、产业基金以及民营资本等也开始着力提升自身的收购规模，整个市场中凸显出明显的竞争性，开始有更多的资金涌向不良资产处置领域，由此必然虚增了不良资产包的价格。价格虚增等同于降低了资产的投资报酬率，而相对于这一市场的高资金成本特性来说，投资主体所能获得的盈利空间十分有限，甚至集聚较高的投资风险。并且，过度依赖杠杆作用的倾向更是加剧了这一风险状况。从发展实践看，当前过高的杠杆率导致不良资产的进入资金壁垒大幅降低，引发更多的企业甚至个人开始进入这一市场，导致诸多债务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债务人凭借配资等方式实现了债权资产回购目的。基于此，一旦不良资产价格大幅下滑，有可能导致整个资金链断裂，由此引发新一轮的不良资产。

四、防控不良贷款风险的监管建议

（一）发挥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防范不良资产潜在风险

第一，保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提高政策预期性。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保持一定的审慎性，有效减少政府干预，合理控制政府投资规模及范围，借助税收有效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形成科学有效的市场均衡及风险转移机制。

第二，加快构建基于“政府、市场双到位”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控风险。要因地制宜建立差异化的供需动态平衡机制，完善多层次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把房地产市场发展和调控与城镇化推进、居住需求提升结合，尽快减少對商品房市场的行政干预，审慎推进房地产税的研究与论证，加强舆论引导和预期管理，有效规避短期性或反复性的调控政策。在房地产市场风险较高的地区，充分借助多元化的措施来应对和化解这一风险。

第三，着力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市场化改革，提高市场的透明性，对平台进一步细分，实现风险的有效转移和化解。实现上述风险有效管理的根本措施在于明确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着力推进地方财税体制改革，降低政府在融资平台改革中的依赖性。

（二）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第一，发挥政策性金融利率优惠、期限长优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长期稳定资金。一是发挥单笔金额大、信贷期限长优势，全力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加大对符合政策投向的重点项目、重大工程的支持力度。二是发挥利率优惠优势，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及先进技术设备等“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三是加强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应不断加强业务品种、服务模式与经营机制方面的创新，积极探索科技型中小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支持。

第二，加快推进商业银行转型，有效防范增量不良资产。一是鼓励银行业发展回归本源，在建立退出机制的基础上形成银行风险约束，规范同业、理财、表外业务，重点做好表内信贷业务。二是引导商业银行遵循市场化运行原则，积极推进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试点进程，构建科学完善的债权委员会制度，以市场化手段来引导商业银行有效转换不良资产。三是依据不同银行的类型，制定差异化的监管要求。

第三，着力构建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大力发展科创板和新三板，鼓励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建设;丰富债券市场品种和层次，降低企业发行债券的门槛;积极探索并购投资基金业务，改革创新风投基金、私募股权基金产品，改变过度依赖银行等间接融资的局面;放宽民营资本准入，大力发展中小、民营金融机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加快放宽外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进程。

（三）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严防增量不良资产

第一，实施逆周期金融监管，加强监管考核机制的顶层设计。监管主体必须从源头上防范风险，构建科学有效的监管考核机制。一是借助“贷款集中度”等有效指标，实现信贷资金的有效分类，均衡信贷经营风险，促进商业银行不断转变自身的发展方式;二是依据不同银行的性质、业务类型及行业偏好，设置差异化的监管要求，在经济发展逐渐减速的环境下，降低不良率的门槛，适度放宽对商业银行的考核要求。三是完善激励相容机制。着力分析不良资产的形成原因，明确界定各个主体的责任范围，实现考核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避免管理的“一刀切”。

第二，优化和完善不良资产的信息整合与披露制度。一是制定科学标准的不良资产信息披露制度。明确界定不良资产的内容及标准，借助标准化的信息平台引导投资主体全面了解不良资产的有效信息，比如债务人征信状况、逾期资产权属类型、担保详情等，为持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主体提供差异化产品，切实提升资产利用率。二是着重提升不良资产业务的信息监管力度，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监管主体要树立全程监管思维，提高业务操作的透明性，实现定价公允性，避免违规利益输送行为，为不良资产运作创造健康的市场环境。

第三，建立公正高效的金融审判体系。一方面，实现行政与司法的有效分离，依照法律要求和市场化机制来解决银行债权问题，避免政府过多干预而侵害了银行等债权主体的正当权益。另一方面，有关法院要在执法资源上向民间借款人倾斜，可通过设立互助基金的方式帮助更多的诉讼人解决较高的费用问题。

第四，加快风险防控体系建设。一是健全风险识别和预警机制。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根据金融体系运行特点，及时跟踪、发现、处置相关风险。二是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兴科技建立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第五，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在全社会构建科学完善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着力提高央行征信系统的覆盖范围，以政府和市场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的征信体系，将企业与个人的有效融资行为全部纳入征信体系，有效规避多头征信无法协调统一的缺陷性[5]。在征信系统中完善失信名单及相关信息，提高信息共享力度，重点对失信行为人开展黑名单制度，借助现代化网络体系来提高失信制裁力度，以社会联防机制来遏制失信行为。

（四）打造不良资产处置的生态环境，化解存量不良资产

第一，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立法，营造科学完善的法律环境。相对来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业务相对特殊。一是必须构建科学完善的《金融特殊资产处置法》，明确债权债务人的特殊权利及义务。详细界定债权人在资产处置过程中的行为要求，有效遏制恶意逃债行为。二是各级政府必须充分发挥自身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政策导向性。各级政府依据自身需求，设立专门的不良资产交易中心，保证不良资产的有效流通，为遏制恶意逃债行为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打造信息高度共享和共赢的行业关系。各银行面对同一家企业或者同一项目时，必须打破局部利益限制，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合作，互相借力和支持达成利益共同体，共同向法院提供有效线索，提高自身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议价能力，以强有力的清收处置合力来积极推进不良资产处置进程，为此类资产处置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构建科学规范的评估体系，提高资产处置定价的精准性。评估工作是整个不良资产处置业务中的基础环节。因此，资产管理公司着力培养专业化的内部评估人员，或者充分借助第三方专业评估机构来进行评估，积极搜索整理相关信息，构建科学完善的数据库，并借助数理统计等多元化的方法来分析资产价值的关键影响要素，这项评估参数体系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为资产评估定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科学评估不良资产有助于正确识别资产风险，同时对资产价值进行精准衡量，为后续选择不良资产处置方法提供有效依据，切实提高不良资产处置效益。

第三，健全和完善不良资产处置市场，进一步放开一级市场牌照。应积极探索和完善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平台公开拍卖交易转让机制，通过更加市场化的方式为不良资产的化解提质增效。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必须遵守《资产管理公司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切实提高自身行为的规范性，重点探索多元化的不良资产化解路径。对地方资产管理公司或社会资本而言，需要寻找合作共建渠道，积极扩大参与主体范围，借助多元化手段来实现金融风险防范的新要求。

（五）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和现代管理制度建设，增强需求端活力

第一，加快推进国企改革。一是厘清国企改革基本逻辑。确立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针对国有资本构建科学完善的收益共享制度;促进立法修改和完善发展来提高资本市场的功能性，为深化国企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破产法的实施，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步伐。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此举有利于缓解汇市压力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创造良好融资环境和创新创业的条件，进一步解放出信贷资源和人力、土地等要素，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三是加快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进程，提高国企的市场化运作程度和市场竞争力，避免因体制改革不彻底出现新的“僵尸企业”，为金融机构防范和化解风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引导中小企业构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6]，实现产权制度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各中小企业必须转变以往的经营管理理念，注重基础管理，提高自身在财务、安全、风险以及质量等领域的管理能力，树立精细化管理目标，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中小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

第三，激发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企业发展活力。俗话说，堵住源头疏通存量方能化解不良贷款。当前，全球化进程遭遇严峻挑战。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大数据、物联网等领域的突破让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在这大变革时代，企业领导者面临的挑战性不断增加，因此，必须激发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争相前进。

五、商业银行提升资产质量的对策研究

（一）强化对宏观经济的预判能力，制定更具前瞻性的信贷策略

第一，加大研究力度，聚焦优势战略产业。根据政策及产业发展趋势的变化，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逻辑和内在动力，对重点产业的目标定位和服务模式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在认真分析商业银行现状和自身优势的基础上，根据产业升级的特点和金融需求，积极引进外部行业专家，对所要开展的信贷业务进行系统性论证和设计，筛选出适合业务切入的重点扶持产业，提升内部专业化水平。

第二，結合区域政策和产业特征，制定区域产业准入标准。应根据我国各区域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区域政策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地制定区域准入标准，避免“一刀切”现象。比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虽整体上应逐步退出某些传统产能过剩的产业，但在具有某些特殊区域政策的地区，可适当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此外，新兴产业虽然市场空间广阔，但目前尚存在科研投入不够、产业链不完整、产能过剩等突出问题，应防范相关风险。

第三，完善对重大事件的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与地方政府、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机制，持续跟踪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走势，保持对影响产业发展、市场供求的重大突发事件的高度敏感性，评估各类事件带来的影响。在充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建立产业动态预警机制，适时调整业务策略，及时防范和化解风险。

（二）构建科学的信贷管理机制

第一，切实提升营销策略的有效性，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紧扣市场发展需求制定切实有效的信贷政策，对现有市场进一步细分，充分挖掘现有目标客户，逐步由大向优方向转变。在国家扶持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战略的大背景下，实现由过于重视大中型企业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优质中小企业并重转移[7]。

第二，完善调查方法，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利用内外各项优势资源，全面有效的把握客户的真实经营状况，全面调查和分析企业的基础数据，比如出入库单据、购销合同及财务报表等，提升信贷人员对造假和捏造等虚假情形的辨别能力;组建专门的债权银行联席会，构建大客户信息共享机制。

第三，改变传统的考核模式，打造高层次、专业化信贷队伍。改变以往过于强调资产规模和市场业集的考核模式，制定现代化的激励和考核制度，提升信贷业务人员道德水平和责任意识，守好风险合规底线。同时，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人才的培养，促进战略性复合型人才的形成，从而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推进资产稳健增长

第一，解决好认识和机制问题，重点突破。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严格提高信贷业务的资格条件，主动调整客户结构，切实提高信用评级和授信审查力度，筹谋长期发展和盈利预期。第二，制定科学有效的风险管理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8]。严格遵循风险与收益相互平衡的业务理念，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的体制机制。精准划分风险类型，合理计提减值准备。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管理范畴，以科学、专业而精细的要求来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将信贷风险控制在最低限度，实现信贷业务的有序发展。

第三，强化全流程管理能力，实现管控机制的长效化。明确划分不同主体在信贷管理业务中的职责范围和关键风险点，实现信贷管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明确界定信贷业务准入、审批及资金发放等各个环节的管理细则。建立科学完善的贷后管理机制，以科学有效的评价机制来提高贷后管理能力。针对信贷岗位出台实施详细的工作要求，将考核结果与岗位薪酬直接挂钩。着力打造科学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避免信息不对称等现象所带来的沟通不畅等缺陷。对风险预警建立例会制度，及时对关键风险事件进行分析和判断。

第四，拥抱金融科技，构建新型风险管理体系。一方面，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以及生物识别等新兴技术，对关联主体间的异常交易等不正常行为进行全面监督，避免债务人恶意骗取信贷资金的行为产生;另一方面，实时评价授信组合的日常表现，动态监控这一组合在不同阶段的信用表现，提高风控系统的敏感度与准确性。

第五，提高对各分支机构的风险管控能力。具体应根据各分支机构的实际经营情况、风险管理水平、主要负责人业绩以及所处地区经济环境等，实现有区别的授权。同时，要着重考量和评价分支机构的风险偏好和管理理念。通过对各分支机构的经营业绩和具体经营行为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各分支机构经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更为真实的反映其经营业绩和资产状况。

（四）提高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

第一，提高存量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一是必须遏制新增不良贷款的产生。不断挖掘和培养优质客户群，从源头上来把控信贷资产质量，实现信贷业务的可持续性。二是全面把控风险监管，重点关注退出客户的业务风险，有效规避“死退”和“退死”行为[9]，将潜在风险扼杀在摇篮中。

第二，借助多元化的政策手段实现不良资产的有效转化。着力研究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及时与项目相结合，并实现政策与客户的匹配契合。充分发挥国家政策机制、工具手段等在不良资产转化中的积极作用，积极稳妥地消化累积的不良资产。

第三，健全和完善资产质量控制约束机制。借助政策杠杆来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将信贷质量控制与领导班子的业绩考核相挂钩，切实将信贷质量控制落实到具体责任人。并以科学合理的奖惩机制和问责机制来明确界定选择关系，由此来充分调动各参与主体的责任感。

（五）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商业银行不良资产

第一，在控制有效资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重组盘活。在资产得以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摒弃过去传统的资产清收方式，尽量避免借助诉讼等司法手段[10]。与此同时，基于当前的现实状况，必须将盘活不良资产作为工作重心，通过新设立抵押标的、更换借款主体、展期或者新增还款方式等多种手段，帮助企业度过暂时难关，为企业重新焕发生机创造重要机遇。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坚决规避短视行为，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实现短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效均衡，不能片面追求短期利益。

第二，借助债转股或抵债等方式来实现债权利益的时空转换。尤其是短期内难以全面实现的股权及优质资产，在处置时不能操之过急。应充分借助多元化的抵债方式或转债行为来提高资产收益率，比如借助公益价值评估或者公开拍卖等方式，签订协议性或强制性的抵债合同，以溢价形式对外出售，从而实现债权变现。

第三，积极探索不良资产处置路径及方法。商业银行必须全面把握资产管理机构、授信客户以及社会投资者等外部主体在重组、并购、发行债券、IPO等领域的业务机会，持续探索不良資产处置的多元化路径。同时，加强同基金、证券、信托等专业机构合作，借助信用增级、私募或承销商公开发售的方式，将更多不良资产转换为可以流通的证券产品。

[参考文献]

[1]郭晓蓓.多措并举提升商业银行资产质量[N].中国证券报，2019-02-13.

[2]孙汉康.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实践路径[J].银行家，2019（2）：103-105.

[3]单强.地方金融监管机制改革路径探究[J].中国金融，2018（22）：37-40.

[4]单科举.农商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原因[J].中国金融，2018（22）：109.

[5]曹光宇，黄瑛.零售转型中的信用卡业务：科技赋能差异经营 客户深耕未来可期——2018年上市银行半年报专题解读[J].中国信用卡，2018（10）：33-44.

[6]彭炜，杨建农，魏晓军，等.中小企业发展中政银企间的制约因素分析[J].金融与经济，2018（8）：94-96.

[7]丁爽.城市商业银行贷款质量问题现状——基于四家上市城市商业银行的年报分析[J].时代金融，2018（17）：113-114.

[8]阮开武.绿色信贷助推绿色产业发展的思考[J].农银学刊，2018（3）：22-25.

[9]韩晓宇.严监管下的中国银行业——基于2017年上市银行年报的分析[J].银行家，2018（5）：10.

[10]曹国华，刘睿凡.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J] .财经科学，2016（4）：22-30.

（责任编辑：蔡晓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