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凌宇

陆源1980年生于广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作家、译者、文学编辑、广西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 《祖先的爱情》  《范湖湖的奇幻夏天》  《童年兽》、短篇小说集 《保龄球的意识流》  《大月亮及其他》。

很少有像陆源这样热衷于自毁形象的作家。他长得清秀，肤白眼大，满口粗话，似乎需要一副胡子拉碴的皮囊才配得上灵魂的豪放粗犷。他在北京泡了近二十年，一根广西舌头依然生硬如初，只不过嬉笑怒骂时措辞出现了变化，不再像乡亲们一样卵、卵、卵地说话，遇到稍微严肃一点的东西，“一定要在后面他妈的笑它一下！”

经济学硕士毕业后，想写作的陆源听从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对后辈的指引——“有时候你的梦想，不一定能够直接实现”——效仿那些热爱漫画、在成为漫画家之前先去漫画杂志社或出版社、跟漫画搭上边的年轻人，先后在两家出版社各工作了七年。

如果不是碍于十几年来对出版艰难的惺惺相惜，不考虑对出版过自己作品的出版社造成的伤害，他的言论可能会更放飞。有一回，他喝得有点多，跟身为诗人的好友江汀说，我回去就发表一个声明，说永远不要给我评奖，你们谁给我评奖我就骂你们。江汀一听，连忙说，“我靠，你千万不要这么干！”

酒醒后，冲动再一次被压了下去，但他内心依然不屈不挠，“或者说得真实一点吧，最好是我直接给他们一个账号，如果有钱的话可以打给我，我就装作不知道，颁奖就免了。等我真正有点钱了，我也不要你的钱，更好一点。”

业余写作近二十年，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四本译作，均未得奖。不屑也好，赌气也罢，“你知道吗，像我这样一直不得奖是很难的，很不容易的。好多人都得奖了，因为奖太多了，我想为什么不坚持下去呢，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品牌不是吗？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说该作家创作三十年，从未得过任何奖，这不也是一个卖点吗？”

类似这样的中二想法或发言经常令出版社编辑头疼，他们发现陆源不仅不像同类型的青年作家一样经營人设，甚至还总是自毁人设。

地铁上，他回忆起去年10月当面指责作家班宇的情景，“以前看他的豆瓣、微博什么的，写的段子都很好笑，我笑得要命，都会转发。但是自从出了《冬泳》之后，他就变得特别高冷，什么事情也不笑骂了。我说你现在在干嘛呢，你这样让我失去很多乐趣！”

班宇回答他说：“好，你看着，我马上就放炮了。”当月底，宝珀文学奖颁布，入围的班宇落选，“他就说很烂啊，贾樟柯挺我我就很爽啊，你们他妈都垃圾”，口无遮拦。评委陆源用略带惋惜的口吻评价这番表态，“还行，但总的来说还是回不去了。”他落寞地接受班宇有了人设这个事实，只能继续孤独地不遗余力地自我销毁，“我希望不管以后能走多远，（大家想起我）依然是很low的那种。”

且喷且珍惜吧！

说这话时，他盯着地板，若有所思，像是在认真发表得奖宣言。地铁门开了又关，我们站在车厢连接处，晃晃悠悠中他捂着背在胸前的双肩包，包里装着一个折皱的黄色信封袋，袋子里蜷着一本应于今年6月出版的、他已提前拿到的《时间龙》，和一支夹于书中、不知是忘了盖上还是为了方便随时做标记而故意不盖起来的钢笔。

陌生的字词或用得精妙的比喻，他习惯用笔勾记。2019年10月底，他在接受澎湃采访时说，“我写小说的方式跟诗人写诗的方式没有太多区别，至少跟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诗的方式没有太多区别。巴别尔的《骑兵军》也源自他的《马背日记》，说到文字、情节的效果，我不大相信灵感和即兴，我相信积累，相信做功课和修改增删。”

蓄意写作时，他又成了勤恳老实的好学生，书架上除了许多商务印书馆的汉译经典名著外，“什么都有”，政治、经济、历史、宗教、地理学、伦理学、图腾制度等等。他也不挑，但凡感到好奇，就买来读，跟别人抽烟喝酒一样，如痴如醉，享受着不求甚解的快乐。

更多的素材来自生活，出于写作的自觉，他时刻拧紧脑子里的弦，身处异地的小吃夜市，或日常看《人与自然》《狂野星球》《Discovery》等科教节目，都不忘记下耳边路人的聊天内容或屏幕上新奇有趣的生物名称。

比如“一个彝族老汉裹着臭烘烘的毛花氆氇，用大如拳头的核桃救人命”这样乍看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情节，就源于《黄金草原》和《伊本·白图泰游记》（阿拉伯旅行家1346年在中国的游历笔录）里那些似幻似真的游历与见闻。

许多词语、句子、片段在他发送给自己的QQ消息里排着队，等待调配。“我的写作习惯很怪，我是同时开始很多项目。比如我正在写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已经同时把所有短篇小说的开头都写了，所以我要记录的时候，还要记录这个东西用在哪。”

与他结识近十年的作家魏思孝将之称为“学究式的小说写作”，他则自封为“社幻小说家”。社幻即社会幻想，“社幻小说家是意识形态的杂货商，是叙述节奏的压缩泵，热衷走必然性的钢丝，荡偶然性的秋千，在神秘事件的腐殖质上培育历史的参天巨木。他们还是这样一帮大傻瓜：以极佳的耐性搜寻冷冰冰的陌生词丛。卑贱如床前小绒毯，博学如旋转书橱。”

十几年间，陆源断断续续、在反复修改中产出了十几篇这般密集、疯狂的短篇小说。在这些故事里，你会看到乌斯怀亚的义务投信员、东欧的钣钟，以及刺鳐、大沙螽、逆戟鲸、凤尾鲭等一瞬间叫不全的动物;上一段还在北极，下一行也许就跳到了四川盆地……

直到2016年，后浪出版公司的文学主编朱岳给他发去一段很长很长的微信、向他表达了做出版的强烈情怀，他才将它们托付出去，集结成两本，一本是2017年出版的《保龄球的意识流》，另一本是2020年4月出版的《大月亮及其他》。

不愿公开是因为对这整一个系列的接受程度“不是很有信心”。两本短篇小说集都带有强烈且统一的超现实风格，读者中有人羡慕作者能够如此自由地写作，更多的人批判、责难其言之无物，或是意象用得太具体，反而不诗意。

朱岳在豆瓣上点评《大月亮及其他》，“作为资深策划编辑和译者，陆源有很丰富的文学食谱，小说尝试了多种风格，《大月亮及其他》中可见一些（我也不太熟悉的）风格影子，有点塞利纳、舒尔茨、卡米洛·何塞·塞拉、王小波……我知道这本书还是会引起争议的。”

陆源转发说，“我也知道会有。不过，如果没有，还写来做什么。我可能再也不会这样写了。且喷且珍惜吧。妈的。”

争议的核心倒不在于诗意是否成立，更多的还是最基础的问题——能否读懂。看到“冥想咯巴拉智慧”、“沉思托勒密的宇宙”这些字眼时，不仅是普通读者，就连《大月亮及其他》的责任编辑，一开始也感到举目维艰。对此，魏思孝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上，说过一番很漂亮的声援：“清汤寡水的写作大行其道（包括我这类），以直白和浅显进行表述，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没有陆源这种对汉语的操作和探索，也挺遗憾的。我希望陆源能得到公允的评价，这不是局限于我们的友谊，是从文学的价值来考量。”

6月1日在后浪文学的直播间，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时，陆源不像私下那般畅所欲言，他语调平和地承认，作品确实如一些评论所说，“用力过猛，堆砌过于繁复”，但言之无物这点，“倒是可商榷的。”在旁的嘉宾郑在欢替他解围，“一个人选择写作，一定是想有所表达，只不过你不是规范的现实主义表达。但这也很好，会逼迫读者，包括我，去思考，例如‘陆先生乘坐酒馆老板的飞行浴缸远征月球，你为什么会用这些意象？”

北京三里河社区是陆源曾经租住过的地方，这里老旧的住宅楼和街区给了他创作的灵感 图/本刊记者梁辰

陆源：其实我总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懂。那些读者阅读的方式跟我不一样，有些东西我写出来，你不一定要了解这个名词、这个器物是什么，我就是搞笑的。你不要想太多，我可能就是在胡扯的。只要抱著这样的心态，就能读懂，但是有些读者特别的较真，看到不懂的名词，就会以为我在卡他，其实不是的，其实有些我也不懂。继续往下读就是了。

人物周刊： 如果有人说你的小说就是在胡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被冒犯？

陆源： 对，我就是胡扯！你说对了，你get到我这个胡扯的点了！太较真就很可笑啊。

 人物周刊：在反复的修改过程中，没有一些严肃性在里面吗？

陆源：我修改它是为了艺术性的效果，并不是为了讲出深邃的道理、展现一个了不得的世界观、反讽一个深刻的现象，我做不来题材型作家，没有办法像莫言一样通过《蛙》写计划生育遇到的种种困难。其实我就是胡扯的。我很认真地在胡扯。我的长篇基本上也是这样。

断手流小说家

“社会幻想”这个概念，是陆源2010年在一次酒席间，为了让评论家有话可说，半开玩笑提出来的。那一年，他三十岁。在那以前，他的写作并不像如今“这么鬼祟”。

自从2013年有了孩子以后，他在键盘上越来越零敲碎打，好像在玩一款即时战略游戏，而总体意图暗藏心中。个人时间被挤压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从前强大的写作欲望和冲动也不知所踪。为了保持手热的状态，他开始做翻译，“至少是在构思句子。”

“翻译比写小说好多了，只要有时间，你都可以去做翻译。但是写作不是你有时间就可以做的。”他无比怀念写处女作《祖先的爱情》时的状态，又有灵感，身体又好。现在灵感稀薄了，体力又不济，又没有十年前那么厉害。

2017冬天，魏思孝跟他在北京见面，听他唏嘘地说“明年38了，我觉得自己也就这样了”。陆源后来解释当时说那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自己在世俗的生活方面，首先不可能再去当领导、往上爬了，我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很讨人厌，不适合做这种事情;第二个是回到写作这块，其实我到现在还是这么觉得的，有可能我写了半天，最后人家看见、认可的，还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现在做的努力，不过就是去世界上瞎扑腾一下，给自己一种还在创作、还在攀高峰的幻觉，最后人家一句话——陆源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叫《祖先的爱情》——句号，完了。”

这部30万字的以民国时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写了六年，大部分都是他在大百科出版社上班时业余完成的。2005年从人大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他住在出版社附近的三里河小区，白天在社科中心做和经济学相关的书，以及《杜月笙传》《蒋纬国口述历史》《陶希圣回忆录》等民国史书。没有任务的下午，他便偷溜出来，去文津阁的国情资料室手抄民国史料，了解民国广西航空工业、空军发展历程等。连带中国各省文史资料的光盘，记录的资料超过100本。他模仿美剧里的越狱流程，在三十多平的出租屋墙上贴满了纸条，梳理写作思路。

“很幸福啊，那时候。感觉灵感无处不在，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觉得在推动我的故事的进展，在影响我对这些人物的设置。”小区地处“神秘地带”，符合陆源对写作环境的首要需求——安静，周围是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信办、核电发展中心、国家发改委等国家机关，步行三分钟即达王小波剧本里提到的西宫电影院。下班后吃完晚饭，休息一下就开始写，一直写到凌晨两三点。那段时间，他借鉴电子游戏操作流派，称自己为“断手流小说家”，“强度很大，累断手，与养生派相反。”

大学时期就出现的白发愈加明显，许是遗传，也可能跟那时“艰苦的生活”有关。白天常常因为前一夜消耗身体而自责，但一到晚上，又无所忌惮，一连串地质问自己：“生命不就是用来燃烧的吗？人的健康不就是用来毁灭和消耗的吗？要不然我保命干什么呢？不就是用来发挥的吗？”

2009年终于坐怀不乱地写完，那时他已29岁，仅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名不见经传，作品投出去自然也是回应寥寥。他一度沮丧、泄气，“因为我对《祖先的爱情》是有评判的，我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之后不死心，找到《青年作家》时任副主编何大江，有些置气地说，“我觉得它完全过了发表的那条线！”何老师看完，决定在杂志上连载，并抒发了一段非常诗意的点评：“读这部小说，恍若奇迹般走进了作者用激情、幻觉与历史事实编织起来的奇境中。我好像躲在一棵芭蕉树后面，窥视着特殊年代中国大地上那些狂放又内敛，看似无法无天却又极度遵循着古老法则的男女;感受到了神龙之尾划过天际带来的那一丝风。”

受到认可后，有人帮他把《祖先的爱情》递到作家出版社，正好编辑姚摩非常喜欢，据说，他在选题会上力排众议，对同事和社领导说，这个书不出，你们还说要做文学？在他不遗余力的支持下，这部长篇方才得以出版。

它是山峰，我才有興趣攀爬

2013年，陆源经朋友介绍，到漓江出版社工作，主做外国文学。几年下来，“他妈的把人得罪光了。”他像见不得牛奶里的苍蝇一样容不下错，好几个领导为了避免面对面地和他开会讨论，几乎得躲着。他对学佛的哥们说，“我就是‘嗔，生了气，不发出去，根本做不到，既然已经很生气了，干脆打出去算了。”

虽然人事关系并不圆融，但他的出版工作还是成果颇丰。社里的文学选题有限，给了他很大的自主权，截至2020年5月离职，他一共出版了六十多本外国文学，其中法国作家塞利纳的《死缓》更是直接催生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童年兽》。

《死缓》以污言秽语自述了暗无天日的苦难童年，有人称之为“骂人的教科书”，而其作者也被评价为“愤青最忠实的朋友”、“了不起的毁灭者”。2018年春天，陆源读完这部充斥着无数感叹号和省略号的狂野小说后，恍然大悟，童年时期在体校围棋队的记忆被激活，那些挺可笑和可悲的事情，终于找到了适宜的表达方式。

同一时期，他还看了郑在欢的《驻马店伤心故事集》，作者冷静、调侃的笔调同样对他有所启发——不该呻吟、愁苦地去呈现童年的苦难与荒唐。他找郑在欢聊怎么利用童年资源去创作，聊完的当天下午，就按捺不住写了一个前记。八九个月后，整本书也一气呵成。这八万字，不仅一扫过去几年来的踌躇，更让他体会到了诗人王东东在一次活动上分享的，写作即疗愈。打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好像出了口恶气。”

在这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兽》里，他倾注了现实生活中浑不吝的作风，形容父亲：混账、像鸟一样害怕不可预知的事物、习惯于浮现恭谦笑容、一向是个精明的大懒鬼，母亲则是位勤俭到几乎冷血的妇人，以及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无知无识的中学校长之妻。翻动书页时，你几乎能听到他仰天长啸：“除了许多恶言泼语，本人没学到任何东西，老天爷从不给我发奖。”

他打小住在棋社，和父母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初中二年级才回去读书，“已经是很野的一个人了，没有童年。”从那时他便开始了跟父母漫长的激烈对抗——让他考公务员，他交白卷;母亲去过一次北京，看到他没有厅的出租房后，劝他回广西，他便铁了心不回去，“死都不会回去。”

 人物周刊：你将童年一些较为敏感的事情如实写出来，包括对父母的一些评价，会担心他们看到之后的反应吗？

陆源： 有担心。但是我的担心不是怕他们怎么着我，纯粹是天枰座害怕尴尬，我就不想尴尬。但是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尴尬发生了，就不再尴尬了，就好了。

 人物周刊：你不怕对他们造成伤害吗？可能他们会比较难受。

陆源： 不会啊，（造成了）又怎么样呢，就这样吧。这是作家长期要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一本书。我常开玩笑说，我要写一个《童年兽》的续集，叫《少年牲》吧，牲口的牲，比《童年兽》还要敏感。因为《童年兽》里面的人除了我爸妈，其他的我已经不再联系了，他们属于我的生命的史前阶段。可是我写《少年牲》，写中学，甚至大学，那些朋友他们发生的这些荒唐事，这些可笑的过往，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还在我的生活之中。这个事情是一直要面对的。我怎么写？我什么时候写？我要把他们全部熬死了我再写吗？或者说，我要顶着绝交的恐怖去写吗？

我曾经写过一篇东西，然后我最好的朋友当时一度跟我绝交了，他直接给我写了一封email，说我们完了，因为你把我的情史曝出去，我跟你兄弟讲这么私密的事情，你怎么能用这么轻佻的语气公之于众。我说没人知道，这是创作啊。他说，别人不知道我知道啊。所以这是一直要面对的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的决定是什么呢？

陆源：我不知道。我现在已经种草了，（打算写的想法）已经在心里面了。但是回到你刚刚说的父母的事情，最好的就是，我是你儿子，你能把我怎么样。你不能跟我绝交。事实上，他们就装作没看见，只有我妈很小声地跟我抱怨过一次，说你把我的名字都写进去了。“陈家姐妹写了我的姓，后面一处写了我的名。”我说没有注意，那个确实是我的疏忽。但是无所谓了，七十多老太太了，有什么关系呢，拿我没办法嘛。

直到2019年，他39岁，终于在听到母亲故意说“我们以后去养老院，不麻烦你”这种话时意识到父母真的老了。他告别了“反骨仔”，甚至打算在之后的一本民国短篇集里温情地写上“献给我的父亲”，“让他老来安慰一下吧。”

父亲是1947年生人，50年代初上小学，反复向陆源讲述过民国时期的风物、习俗、建筑，最终激发了他那些以民国为创作源泉的小说。“很多东西他跟我说完，我觉得有意思，就去按图索骥，去搜集一些东西，把它构造成一篇小说。所以如果我爸爸不跟我说了，他不在了，民国小说就会停滞了。”

从《祖先的爱情》到《大月亮》，再到最新完成的《童年兽》，他刻意地一再转变写作风格。滋味再甜，他也无心守着同一棵果树，正在写的短篇，他希望能在同一本书里展现至少两种甚至三种不同的文字风格。“就是因为陌生，我才有做的冲劲，如果都很成熟，你下笔就能哗哗来的话，我也没有太多的激情去写。它是山峰，我才有兴趣去攀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