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不仅使世界财富和生命受到了巨大损失，也充分暴露了现有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它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大影响？对全球产业链运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冲击？发达国家会不会在疫情后重新建设新的全球分工体系？这对已深度融入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的中国制造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中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对此，本刊专访了在产业经济领域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

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暴发，有人担心这样下去会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危机，您如何评估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

刘志彪：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封城”“封区”乃至“封国”的政策以加强疫情防控，世界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打乱。这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投资、世界贸易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人根据西方国家股市连续暴跌、政府出手解救的现象，认为马上就要爆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

其实，经济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规律，往往是从股市危机到全面金融危机，再到影响实体经济的危机，最后再到全面的经济危机。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股发生历史罕见的多次熔断，看起来很惨烈，可以说已经导致股市危机，但由于各国尤其是欧美反应及时，纷纷出台了力度很大的刺激计划，救助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因此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处于第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引起银行破产，所以说还不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更不是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股市如果继续暴跌，将可能引爆银行债务，使银行出现支付危机。

毫无疑问，即使暂时不考虑疫情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冲击，这种金融市场的巨幅震荡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如美国股市连续暴跌引发利率急升，吸引世界其他地区美元进入美国，或者避险资金寻求安全投资机会，就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快速回流，从而有可能引起部分外债负担沉重、外汇储备不足的新兴市场区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取决于抗击疫情的周期。疫情延续时间越长，疫情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越大。但是现在断言会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为时尚早。

《领导文萃》：那么疫情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影响有多大？

刘志彪：中国经济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进入下行态势。因当年得到了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使以前的高速增长态势维持到2011年，之后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呈现“L型”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当于从外生的角度给中国经济附加了一个额外的冲击力，加速了这种“L型”的下行速度。疫情一开始时有人认为，疫情只会影响中国经济总量增速1～2个点，如果疫情很快能稳住，由于制造业的损失可以通过复工复产加班加点地追回来，而服务业的损失可以通过补偿性消费加上去，因此全年经济增长任务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虽然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以武汉为主战場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各地得以全面复工复产，但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形势却越来越严重，导致新的问题开始出现。中国控制了疫情，不代表陷入疫情重围的西方国家不会把疫情再次输入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抗击疫情阻击战更加复杂和艰巨。同时，陷入疫情重围的西方国家也很难很快恢复生产，从而难以对中国的产品产生各种中间需求，对最终的消费需求也会产生严重压制。很多中国企业发现，复工复产虽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但是产业链另一端的国内外需求订单却消失了。由于国内严控国外疫情的输入、防止二次疫情暴发，因此原来以为很快能够恢复的服务业需求也陷入了低迷状态。

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疫情对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其实消费性服务业是刚需，它的绝大部分会借助于网络从线下活动转到线上。而且，消费性服务业的产业链短，直接面对消费者，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真正需要高度重视的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研发设计服务、品牌网络营销等行业的影响，它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不仅直接服务于企业，而且因其占服务业比重高（发达国家该产出占比达70%以上，中国此比例大约50%），产出内容密集地含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那将不仅短期而且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由于这个产业部门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会与人的直观感受不一致。

本次疫情最需要关注的是制造业。这是因为，在产业分工的条件下，由于疫情流行期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放大，冲击国内价值链。同时，复工复产中我们发现，供给端问题解决了，需求端问题又来了。需求低迷将是拥有庞大制造能力的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长期问题。另外，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占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这种影响就显得更大。

《领导文萃》：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那么，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这场疫情中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刘志彪：中国既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以及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能力。一方面，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停滞，全球跨国公司就会发生停摆;中国最终消费品供给不足，全球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就会上扬。另一方面，世界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就面临严重的供应困难;中国出口企业即使率先复工复产，如果不能拿到足够的订单，那么中国的产业链也会发生停摆。

尤其要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我国的建设。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肯定是必然趋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这一趋势与我国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倾向高度一致。为此，要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加快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疫情冲击下更要尽快发挥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领导文萃》：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一些市场机遇，正如刘强东所言，非典“逼出”了“京东模式”，所以，从国内市场开拓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我们可以有哪些途径？

刘志彪：短期应对的方法有很多。一是针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实情况，加紧生产具有市场优势且需求大的健康医药产品等，这可以弥补部分出口损失。二是可以想办法实施出口地市场的多元化。三是可以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如利用消费券、消费补贴等形式扩大内需。四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缩减企业规模，等待时机转运。

其实，疫情对中国对外经贸方面的影响，更加凸显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利用和培育好我国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要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要坚决拆除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动机而建构的各种行政壁垒，鼓励企业充分竞争，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二是以改革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先要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使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其次要确立建设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特别是实现经济主体间的平等竞争;最后要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扭转资本市场仅为企业融资的功能，以增加人民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内在功能。三是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权力通过国有资本进行的行政垄断行为，让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平等竞争;另一方面要注重强化资产管理，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的管理领域，通过加大资产供应，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

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

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

《领导文萃》：近期，数十万亿元“新基建”项目清单令人瞩目，应如何看待新一轮的重点项目建设，应如何发挥新基建在提升发展质量上的作用？

刘志彪：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瞄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对增加未来产业结构的弹性，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些投资更多的着眼长远，短期作用可能有限，单纯依靠投资来抗击全球经济风暴和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很难。

为了提升“新基建”带来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应注意两点：一是“新基建”要配合传统基建发挥作用。传统基建主要针对城市化短板，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度，涉及大中城市改造、城市群建设等，加上5G等新基建，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二是“新基建”要配合新消费。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会有所下降，单位投资对GDP、就业的拉动作用都在下降。因此，要结合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新消费。消费跟上去，“新基建”才能有持久性，不然可能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领导文萃》：从产业升级和经济潜力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如何抢抓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刘志彪：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尤其应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这三个方面：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機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此次疫情在客观上将成为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的重要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我国各种体量巨大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